本站原创该文是论文目录专业藏书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关于藏书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与焦?对文献保存所做的贡献相关论文范文集，适合藏书及经籍及目录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藏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作者简介：龙晓英（1974.8―）,女,汉族,四川江油人,文学硕士,西南科技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摘 要：焦是明代著名学者,以其自觉的文献保护意识,通过藏书、校雠、刊刻等方式,对文献的流传与保存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 键 词 ：焦 文献 保存 贡献
中图分类号：G254-3&G254-3文献标识码：A
Jiao Hong Theory to Document Preservation of Contribution LONG Xiao-y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chuan•,Mianyang 621010)
Abstract::Jiao Hong was a famous scholar of Ming Dynasty dedicated to the document protection. Through the collection, huang tingjiang, means such as inadequate.after, The spread of document preservation and made a prominent contribution. Key words: Jiao Hong, Document, Preservation, Contribution
焦(1540-1619),字弱侯,号澹园、太史氏等,万历十七年状元.其一生以博学多闻知名,《明史》称他“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涉及理学、文献学、史学及文学等诸多领域.他被时人视为东南文坛领袖“澹园先生,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钜儒宿学,北面人宗,余言绪论,流传人间,亡不视为冠冕舟航矣”[1].“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州所不如也.”[2]现代许多学者也认为他的人生见解和人文意识皆对晚明的思想解放过程起推动作用[3].更重要的是,他对文献有自觉的保护传播意识,对文献的保存做有重大贡献.现就其对文献的收藏、整理、刊刻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简述之.
一、藏书
焦的藏书在当时就非常有名,其藏书楼名“万轴楼”.“其收储为东南之冠.”[4]时人及后人对此都有记载,澹生堂主人祁承亲眼所见：“金陵焦太史藏书两楼,五楹具满”.黄宗羲：“先生集书万卷,览之略遍.”黄虞稷、周在浚所撰《徵刻唐宋秘本书例》一卷也云：“明代藏书之富,南中以焦氏为第一.”
焦祖籍山东日照,其四世祖武略公因军功被赐职,遂定居金陵.焦家世袭武职,其父文杰早孤,家贫,祖辈无书可承袭,他的藏书多是自己长期积累而成.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少嗜书,苦家贫不能多致,时从人借本讽之.”[5]钞录是其聚书的主要方式.中举后,经济条件稍好,见好书则倾囊而购.后来为官,所到之处,无不留心收访.此外,他还通过与朋友交换目录交流信息,请朋友代为访求等方式聚书.他一生积极访求书籍,直至晚年,还和梅鼎祚、赵琦美等作抄书会,三年一集,互抄异书.通过一生辛勤聚集,终集书万卷,在明代的私人藏书中享有较高声誉.
焦藏书是为读书治学而不是附庸风雅,坚持做到藏用结合.其收藏多与其兴趣与治学需要有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儒家经典及经解.过庭训在《分省人物考》中说他“生有异质,闻道甚早而好学”,他的父亲对他期望很高,将其视为读书种子,参加科举是他读书的目的之一.因此,“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必购读”[6].
二是史学方面的,焦一直有志于史.他认为“史者当国之龟镜,万载之眉目也.”[7]“余自梳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夸于田夫野老而已.顾衙门前辈,体势辽阔,虽隔一资,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若无从咨问,每就简册中求之.”[8]每就简册中求之,显然得益于他的丰富的藏书.后来他凭借丰富的藏书和皇家藏书编成了史学著作《皇明人物考》《国史经籍志》《熙朝名臣实录》《献征录》等史书.
三是受当时博学思潮影响,焦治学“不废博综”,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等次则焦.”因此焦在收藏书籍时无偏废,收书较广,除经史子集外,稗官野史、小说戏曲兼收.他的好友李贽就是从他那里借阅了通俗小说《水浒传》.在戏曲方面,他收藏了元人戏曲著作《录鬼簿》,戏曲作品《西厢记》《琵琶记》《四太史杂剧》等.万历十年（1582）曾以龙洞山农校刻《北西厢记》,合《琵琶记》刻之.万历31年（1603）,将自己收藏的明杨慎的《洞天玄记》、明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明胡汝嘉的《红线金盒记》、明陈沂的《善知识苦海回头记》付自己的学生孙学礼合刻为《四太史杂剧》.
焦博学多闻,著述等身.主要有：《澹园集》《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老子翼》《庄子翼》《支谈》《易荃》《禹贡解》《献征录》《熙朝名臣实录》《俗书刊误》《国史经籍志》《中原文献》《阴符经解》《焦弱侯问答》《养正图解》《考工记》《逊国忠节录》《词林历官表》《京学志》《金陵旧事》等.显然,这些成就与其丰富的藏书资料分不开.焦的藏书习惯不仅自己受益匪浅,丰富了自己的目录学、考据学思想,促成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编、历史考辨等思想的形成,而且对整个晚明学术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常将藏书与有识之士共享,如将自己的藏书借与陈第,供其撰写《毛诗古音考》,还亲自“为补其未备,正其音切,于是成书”.而且陈第的藏书也多抄自 “金陵焦太史家”.
纸质书籍由于自身易霉、易燃、易坏,或易毁于战火等原因,很难长久保存.黄宗羲曾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焦身后,其子孙无力保存藏书,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写到“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一方面,焦氏后人万不得已,还不想卖掉先祖珍惜了一辈子的书,所以惜售不零卖；另一方面,黄宗羲拿不出“二千金”那么多钱来,后来虽托人求购,但至“余归而不果”.后来听说书归天一阁范氏,但范氏最终也未能购得焦藏书,最后他的这些珍贵藏书还是散逸了.
二、书籍的整理
流传下来的古籍大多是刻本和抄本,在刻印和传抄过程中,不免出现讹误,或增或删或脱落文字,或句子顺序改变.焦在收藏的时候,很注重书籍目录分类与整理、逸文收集、文字校勘.对古籍“异者疏之,同者合之,复者删之,互者仍之,疑者阙之,误者正之”[9]. “一一皆经校雠探讨,尤为人所难.”[10]
焦在长期的书籍收藏和整理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曾编有《焦氏藏书目》二卷、《欣赏斋书目》六卷、《欣赏斋金石刻目》二卷、《国史经籍志》六卷.前三种已经亡佚,而《国史经籍志》仍存.从中我们能窥见他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
一是形成独特的四部分类法.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一般有六分法、七分法、四分法,郑樵始设分类,焦继承了郑樵的著录体例,将之和传统的四部分类融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四部分类法,具有目录明晰,分类细致的优点.正如清金门诏称赞的那样“类聚群分,灿然明备”.这种分类法对后世的目录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人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目》、黄虞稷的《千倾堂书目》以及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都继承了焦的四部分类著录方法.
二是重视写小序.小序体是中国目录学特色之一,主要在于论学术的源流得失.章学诚说：“校雠之义,盖刘向斧子部次条别,将以辨彰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玉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尾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隋书经籍志》以后,许多目录学著作多无小序,降低了其学术价值.焦在四部48类后皆有小序,加上制书类一篇总序,共有49篇序.这些小序在明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四库全书》注重小序的撰写,或许受其影响.《国史经籍志》在上承汉、隋,下启清代官私图书著录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对此,周中孚评论道：“弱侯能参之汉、隋志例,各于分目之后,作总论一则,以畅发其大旨,是又《新、旧唐志》《宋志》所不为及者,所谓质有其文也,此则加于一人也.”高度评价了焦所撰写部类小序,文质兼备,恢复了《汉书艺文志》《随书经籍志》的传统,在这方面超越了《新、旧唐志》《宋志》,充分肯定了是书写小序的价值[11].
三是纠谬.焦在《国史经籍志》中单列一章纠缪,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济志》、《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及《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几部目录学中著录进行探讨,或指出其著录重复,或勘正其讹误,或改正其分类.章学诚慨叹在郑樵撰写《通志校雠略》后400多年间,“无人继起”,而焦“《纠缪》一卷,讥正前代著录之误,虽其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取者焉”.后来,章学诚在撰写《校雠通义》“多采其言”.清高宗敕修的《续通志校雠略》也直接吸收了《国史经籍志纠缪》的成果[12].
总的说来,焦的目录学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新,对后世的官私目录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焦比较重视古籍的辑佚工作,在卷六《古逸经》中谈到：“初,秦之灭学也.书藏于屋壁,后人收拾散滞,遂已不全.其后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以嫌代简,纸以代嫌,愈远而愈失其真矣等凡此岂孔壁既出之后,残篇断简,汉初诸儒考校弗精,以致斯谬,后人因而承袭之软”由于时代的变迁造成古书的逸佚,愈远而愈失其真,故学者当注重辑佚,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在《焦氏笔乘》中,焦辑佚涉猎的范围之广,见闻极富.从各种传世的秦汉以来的文献中,辑录出儒家经典的逸文数十百条,还辑录出屈原、王维、白居易等人的逸诗逸句.不遗余力收集杨慎逸文,数十年间访求升庵著作百余种,辑成《升庵外集》100卷.正如顾起元所评价：“有澹园先生而升庵之名愈彰.”
焦对版本的校勘很重视,对当时出版界刻书不重版本及滥改之风,深为不满,在《书<洛阳伽蓝记>后》中,痛斥了胡乱刻印古书以致“讹并至不可卒读”的行为,“旧藏《伽蓝记》写本五卷等新安吴氏巳刻之《逸史》,初本遂不见还.刻本通未校雠,讹并至不可读.顷得宋本,躬为刊定如此.古书为后人所乱,类此者不少,仆近刻《九经刊误》《陶靖节集》,一据宋本正之,实艺林之一快”.又如《陶靖节先生集》序云:“梁昭明太子尝手葺为编,序而传之,岁久颇为后人所乱,其改窜者什居二三,窃疑其谬,而绝无善本是正,顷友人偶以宋刻见遗,无圣贤群辅之目,篇次正与昭明旧本吻合,中与今本异者,不窗数十处,凡向所疑,涣然冰释,此艺林之一快也.吴君肃卿语余陶集得此幸不为妄庸所泪没,益刻而广之,余乃授肃卿而并道其始末如此.”
焦在文字、音韵、小学方面有突出成就深厚的考据学功底,所以,经他整理后的书籍具有较高价值,以他校勘的底本所刊刻的书籍往往成为较好版本.如他校勘整理并刊刻的《陶靖节先生集》,依据文献可征的最早陶集之一的南朝梁萧统所编八卷本《陶渊明集》为底本,又用宋本校勘,成为陶集传世各本中之善本.
三、书籍的刊刻
焦认为文献整理之后,只有刊刻出版才能得以保存传播.他一生之中刊刻了不少书.笔者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如下：
1.万历10年,署名龙洞山农,校刻《北西厢记》《琵琶记》.其中《琵琶记》据河间长君校雠本,《西厢记》则亲自“粗为点定,其援据稍僻者,略加诠释”.
2
该文是论文目录专业藏书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关于藏书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与焦?对文献保存所做的贡献相关论文范文集，适合藏书及经籍及目录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藏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万历11年,校刻《谢康乐集》5卷.3.万历13年,刻《谢集》.
4.万历13年,刻《焦氏类林》.
5.万历25年,刻自编《两苏经解》7种67卷.
6.万历26年,刻《诗学汇海大成》30卷.
7.万历27年,刻李贽的《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
8.万历28年,刻李贽辑评的《东坡集》15卷、《坡仙集》16卷.
9.万历31年,刻《陶靖节先生集》8卷.
10.万历31年,刻《九经刊误》.
11.万历31年（1603）,将自己收藏的明杨慎的《洞天玄记》、明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明胡汝嘉的《红线金盒记》、明陈沂的《善知识苦海回头记》付自己的学生孙学礼合刻为《四太史杂剧》.
12.万历34年,欣赏斋刻自著《澹园集》49卷、《澹园续集》27卷.
13.万历38年,刻《洛阳伽蓝记》.
14.39年,刻许国撰、叶向高编《许文穆公集》6卷.
15.万历41年,刻自著《易签》6卷《附录》1卷.
16.万历42年,辑《张横浦（载）先生集》,由新安吴康虞刻板印行.
17.万历45年,刻《升庵外集》100卷.
18.万历年间焦还刻有明盛时泰撰《栖霞小志》.
焦自己刻书,也十分支持朋友们刻书,他曾对姚凤麓说：“南都风雅,坐检括乏人,日就散佚,得门下汇粹成编,遂令一方文献有征,非独艳称艺林而已,倘未人刻,幸寄示稿本,仆愿为下传正焉诸,惟为道自重.”他的一些朋友刻书多喜欢请他或校点审定,或作序,如万历三十二年为陈所闻编元明散曲集《北宫词纪》作序.在其《澹园集》中收有这样的序数十篇.
焦一生辛勤藏书、校书、刻书,对古籍的保存与流传作出了卓越贡献.如《四太史杂剧》,所取的底本,多为各剧之初刻或早期刻本.但这些刻本今多不传,故此刊本弥足珍贵.其中,第一册杨慎的《洞天玄记》,今仅存此本及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有研究者详细比较两本的正文,略有异同,而以《四太史杂剧》本为佳.第三册《红线金盒记》,胡汝嘉作.此戏仅存于《四太史杂剧》内,为世间孤本,国内学者向未能见,最为珍贵.又如在他所刻书中,以刻李贽的《藏书》和《续藏书》意义较大.李贽是明朝有名的叛经离道的进步思想家,其思想和行为不为当局者所容,他的著作直到清朝还遭禁止.他自己也深知自己激烈的言论不可能在当时刻印传播,因此将自己的书取名《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并自序云：“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育,既中其病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然而焦却在李贽去世前刻印了《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李氏著作在遭统治者禁毁的情况下仍能广泛流传,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