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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成书刊刻后流传甚广,且后者多有校勘、补正者,故而影响深远.本文从此书的版本、撰者、后世补正、评价等层面,对此问题加以总结和评述,以求进一步深化对此问题的探讨.
【关 键 词 】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综述
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一书,刊行于清朝光绪二年（1876）,此后多有翻刻、校补、笺补、补正,并得以广泛流布,仕门学子,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家置一编的程度.后人对《书目答问》及其“补正”、“斟补”的文章,以及对此书版本、著者及评价的论述,蔚为可观.故而,有必要对张氏所著的《书目答问》进行总结.
一、建国之前的研究状况
1.版本
《书目答问》写成后,版本甚多,其中以光绪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为世人所重.除此本外,还有贵阳本值得关注.柴德赓在《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言道：《书目答问》版本不一,世所重者,光绪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各地翻刻,多从此出.除此之外,还有光绪五年王秉恩贵阳刻本.两种版本多有异同,作者校得二百八十余条,并认为误者多为光绪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并且,范希曾在作补正时,所用为原刻初印本,故而未能与贵阳本进行校对.
对于《书目答问》的版本,杨家骆先生认为,一般有六种：一、光绪四年原刻后印刳补本；二、光绪四年上海游隐阁刻袖珍本；三、光绪五年贵竹陈文珊依光绪依光绪二年写定本重刻本；四、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影印原刻初印本；五、光绪二十三年卢靖刻慎始基斋丛书本；六、民国十七年新城王榭枬刻张文襄公全集本.”
2.著者之探讨
有关著者的问题,当时主要围绕着张之洞和缪荃孙两人展开.原有“代撰”之说,源自《艺风年谱》所言《书目答问》为其“代撰”,此说得到叶德辉、柳诒徵的支持.后来,对此书的著者进行辩正,最具有代表性的为陈垣先生所写《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图书季刊》,1936,第1-2期）一文,认为《艺风年谱》虽言《书目答问》为其自撰,然通过艺风先生自序、张之洞与王懿荣的书信互证,可知,缪荃孙只作为《书目答问》一书的助理而后又作订正而已,“而年谱名撰之说,稍为过当也”,认为“代撰”之说不妥.
3.《书目答问》与补正
1931年,范希曾的《补正》出版,其他版本流行减少,范本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范氏所著的《书目答问补正》最早刊行于《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1929年,第2期）；接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年,第1至2期）亦介绍了《书目答问补正》一书；后来,柳诒徵先生写了《书目答问补正序》（《国风》,1934年,第9期）,以纪念范氏之英年早逝.
除了范氏的《补正》外,江人度、叶德辉、孔彦培等先生亦对《书目答问》有所研究.清朝人江人度撰了《书目答问笺补》四卷,此书补充了《书目答问》所不载的版本；二、《书目答问》只著录书名,如果遗漏作者姓名或书籍的卷数,就为之补充注明；三、校正《书目答问》中错误；四、清光绪二年以后出版书,择要补入,在书后附有一部分外国著作译本：五、《书目答问》对版本优劣评价比较简略,此目有补充说明.叶德辉的《书目答问斟补》（《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3期）、《书目答问斟补之馀及序（叶奂彬先生德辉遗著）》（《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6年）.孔彦培的《书目答问索引》（《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1、4、5期）、《书目答问索引》（续）（《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1、4、5期）.另外,还有赵祖铭所作的“校勘记”.
如上,对《书目答问》的补正或斟补、索引,皆进一步深化了研究,使得《书目答问》作为普及性极高的目录学著作,日渐完善和实用.
4.对《书目答问》与范氏补正的评价
对《书目答问》有所评价者甚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慈铭、陆心源、叶德辉等人.
光绪己卯（1879）二月,李慈铭读《书目答问》后,言到“今日阅之,所取既博,条例复明,实为切要之书.惟意在自炫,稍病贪多,非教中人之法：又经学诸门,所注太略,集部出入尤多不确.又经学诸门,所注太略.”（《越缦堂读书记（上、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122页）.
另,陆心源在与潘祖荫的手札中,言到：“张中丞所刊《书目答问》,世风颇行.如《考古续图》流传颇少,惟无禄琳琅及叶氏平安馆有其书,答问列之通行.朱石君知足斋文集乃散行,而列之骈体,毛岳生、吴仲伦、刘孟涂、管异之,称姚门四杰,而独遗毛氏,亦百密之一疏也.”.
杨家骆先生的《书目答问之影响及其新撰本》（《东方杂志》,1941年,第3期）一文,亦论述了书目答问之源流及其影响,认为,《书目答问》的产生,导致了近代目录学的兴起,梁启超等人皆受启发而写成了目录学之书.
另外,还有马念祖先生的《书目答问补正评》（《民意》,1940年第5期）一文.
总之,清末至建国之前,由于《书目答问》一书的广泛流布,相关研究亦初步开展,但主要集中在版本的初步校勘、著者的探讨以及此书的影响与不足上.值得注意的是,自从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成书后,《书目答问》的流传,开始以范书为主,其他补正、笺补之类的著作多湮没不闻,范氏之书大行于世.
二、建国之后的研究状况
建国后至以前,有关《书目答问》的探讨十分薄弱.这一时期,除了对范氏的《书目答问补正》进行了一次重印（新兴书局,1956年）外,相关文章尚不多见.改革开放以后,对《书目答问》的相关探讨日渐增多,范围也不断扩大.八十年代,随着目录学日渐收到重视,对《书目答问》一书的探讨成为不小的热点.
1.版本
对版本的探讨,解放前亦有人专门论述,改革开放后又进一步补充和深入,特别是对范希曾之外的版本,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一文,作者从自身经验出发,列举了九类不同的版本,分别为：1、原刻本,2、王秉恩校勘本,3、《慎始基斋丛书》本,4、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5、叶德辉《斠补书目答问》,6、传抄批校本,7、《标注》本,8、索引本.这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总结.
吴平《<书目答问笺补>初探》一文,认为江人度所著《书目答问笺补》一书“笺”体现在：1、对原书的“钩乙”处加以疏明,2、发挥原著之旨意,3、说明此书与《四库全书》之不同.的创新与不足.其“补”体现在：1、补充原书不载的版本,2、补充部分所录之书的内容,并评其优劣,3、补充一些书目.
徐听《南京图书馆藏<书目答问>版本述略》（《东南文化》2003年第10期）一文,介绍了现藏南京图书馆的二十余种版本,其中包括一些稀少的刻本和抄本；文中配有图,甚为形象.
吕幼樵《<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一文,认为,张之洞的学生王秉恩对贵阳本进行了校勘和补正,其学术水平和目录学眼光均超过了范希曾；后来,范氏的《补正》并未参考王氏的版本,故而王氏刻本虽流传甚少,仍旧具有不凡的学术价值.
2.著者
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此书的作者问题：1、缪荃孙代撰说,2、用书坊旧本说.
接着,卢中岳《<书目答问>作者问题讨论综述》一文,总结了自《书目答问》刊行以来,叶德辉、陈垣、柴德赓、袁行云等人的探讨和辩证,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书目答问》实为张之洞所撰的结论.
朱维铮先生的《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读书》,1994年第10期）一文,从解读《蝤轩语》的视角,大胆论述了《书目答问》的著者问题；认为,清代盛行“命人撰书”之风气,在缺少第一手证据的前提下,缪荃孙在《艺风年谱》中所言“代撰”之说亦有可能.进一步认为,有三点为历史事实：一、此书的总体构想出自张之洞,二、此书的学术取向,顺应张之洞的爱好,三、此书的取舍评骘经张之洞裁定.另外,作者还借《书目答问》一书,探讨了张之洞的学术偏好与思想变化.
周铁强《<书目答问>撰者考辨》（《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4期）一文,亦列出了书坊旧说本、缪荃孙撰者说、张之洞撰者说三种版本,得出了“张之洞主编,缪荃孙等编撰”的结论,似有折衷众说之意.
3.对《书目答问》不同侧面的探讨
目录学方面.方衍的《论书目答问》（《图书馆建设》,1979年第3期）一文,从目录学的侧面,分析了《书目答问》一书的“类例”特点等问题.
经济方面.赵翠芳的《<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一文,认为此书以“是否有利于经济”为标准,列举了历代经济论著、清及近代的重要经济家,对后世目录学注重经济文献提供了有益借鉴.
学术文化方面.谭华军的《论<书目答问>的学术文化影响》（《图书情报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则论述了此书对后世的学术文化影响.
思想教育方面.许伯卿《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一文,认为该书曲折、隐晦的体现了张氏的教育理念.
4.对《书目答问》的评价
有学者从《斠轩录》与《书目答问》比较的视角,来评价此书.屈守元《谈<斠轩语>和<书目答问>》一文,认为这两本书作为初学者的导读古籍,具有指路、奠基、鉴裁、劝勉的功效,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两书的价值.王魁伟《张之洞的<斠轩语>和<书目答问>》一文,通过实例介绍了作为“姊妹篇”二书的价值与借鉴作用：一、注重根柢治学,二、为学忌分门户,三、厚今薄古,“今盛于古”.
潘秀芹《<书目答问>得失谈》（《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一文,从现代学人的角度简单介绍了该书的价值.
丁宏宣《<书目答问>的特点和创新》一文,认为该书优点为：慎择约取；有其书未必录,无其书未必不录；择书详今略古；首创“丛书类”,突破四分法.
徐雁《<书目答问>三百年三论》（《编辑学刊》,2001年6月）一文,论述了此书的三个方面：1、编者论：张之洞主持下的集体创作；2、文本论：贯通清代学术脉络；3、接受论：鞠育百余年间国学人才.进一步总结了该书的学术研究路径：一是对《书目答问》作校订补正,二是对《书目答问》作学术阐述.
5.著名学者与书目答问
来新夏先生的《我与书目答问》（《文史哲》,1986年第5期）一文,介绍了先生通过《书目答问》而得以登门入室,进而初窥治学门径的经历,实为嘉惠后学之良文.
穆克宏先生的《我与<书目答问>》一文,介绍了作者阅读理解该书的历程,并列举了书中的一些讹误之处.廖序东《黎锦熙先生与<书目答问>》一文,介绍了黎先生依《书目答问》而教学的过程,并列举了先生对该书缺陷的修订与补充.刘采隼《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记<书目答问>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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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订补稿》一文,对其父刘德刚先生所著的《书目答问订补》一书进行了介绍.总之,建国之后,诸多学人对《书目答问》及其补正进行了更为细致而详实的探讨,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注重对比性的研究,亦增加了对范氏以外诸多版本的关注,并肯定了这些版本的价值所在.另外,在诸多文章中亦不免重复之作,这也是我们在日后研究中所应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