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子目引得》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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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翁独健因研究道教史萌生、编纂而成的《道藏子目引得》,为《道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引得体例周详,彰显其治学理念.虽有瑕疵,但首创之功不容置疑.

关 键 词 : 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宗教;索引

中图分类号:B9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89-07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各有一套大型丛书,儒有《四库全书》,释有《大藏经》,道有《道藏》.其先后顺序是先有《大藏经》,道家仿之而编《道藏》.正所谓“道之有教,因佛而兴.道之有经,因佛而成.”[1]儒家也不甘示弱,遂有编撰《四库全书》之举.这三套大型丛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且卷帙浩繁,检索工具的编制成为其研究的利器.《四库全书》的检索工具有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我们提供便利,“佛藏”有许地山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填补空白,而《道藏》中国现代索引的编制,首创之功要归于翁独健和他所编纂的《道藏子目引得》.

一、《道藏》研究工具书与

《道藏子目引得》之编纂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化学、医学、药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的形成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2]顾颉刚也曾断言:“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民族的信仰和思想,这种书(道藏)比了儒学正统的《十三经》重要得多.”[3]道教开创之初,经书不多.随着道教的昌行,各类经籍不断造作,道书日滋,陆续编纂经目,汇集成“藏”.“道藏”之名始于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①,是道教典籍的总称,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及六朝以来道教经籍.

道教经籍的整理、编目工作始于魏晋.东晋葛洪所撰《抱朴子内篇· 遐览》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著录道经205种、道符56种,凡1200余卷.其编制年代虽较刘歆的《七略》晚了许多,却与东晋道安编撰的佛教最早的经书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几乎同时.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按“三洞”分类编《三洞经书目录》(已佚),共收道经、方药、符图凡1280卷.后孟法师按“三洞四辅”分类法编纂《玉纬七部经书目》.此后,陶弘景又撰《经目》和《太上众经目》.唐宋金元历朝的目录学著作中,也著录了许多当时存世的道经.其中,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共著录道经1320余种,3700多卷,是道教以外的学者所撰目录书中著录道经最详尽的.

目录之学是中华治学的门径与传统.从目录学的角度对《道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在明万历《道藏》刊成后.明天启六年(1626年),道士白云霁编成《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之总目提要《道藏目录详注》四卷.该书名为详注,实只是简注.其解题极为简单,不少道书仅著录书名、卷数和著(注)者而并无注文.有的道书只有简单的注文,或注明内容,或评介注家,或提示要旨,或点清类别.有的注文较长,但内容多为书中章节目录.也有的点明阅读和研究道经的方法.因编者系道士,喜用宗教家的眼光做注,忽略了作者和时代的考证,沿袭《道藏》之讹误也颇多.加上是目录体裁,故只能起到道藏入门之阶的作用.有清一朝,康熙年间(1700年左右),彭定求初编《道藏辑要》②,收道书200多种,包括明版《道藏》之外晚出的道书.嘉庆年间,蒋元庭重编《道藏辑要》,增加明版《道藏》失收道经79种,附《道藏辑要总目》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原版《道藏辑要》已经罕见,贺龙骧与彭瀚然于四川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新编《道藏辑要子目》五卷,另刻有《道藏辑要续编》及《女丹合编》并行于世.③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根在中国,但中国研究道教而成学,则是晚近之事.二十世纪初,“国学”之名渐兴,道教研究列其中,被学人偶尔涉及.清末宣统庚戌年孟冬,刘师培旅居白云观,披阅全部《道藏》,对37种道经加以钩玄提要,录成一帙,即后来发表于《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的《读道藏记》,成为道教之学奠基时期开篇之作.1924年,刘鉴泉著有《道教征略》一书稿.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中下二篇以史传校雠之法整理道书目录.1931年,曲继皋与顾颉刚一同在崂山太清宫读《道藏》,撰《道藏考略》,书中介绍了阅《藏》经过,简述《道藏》内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许地山在大学讲授道教史,用日人著作做参考,写出了《道教史》(上册).他曾计划把《道藏》、《道藏辑要》等读完并做出索引类工具书后,再续写《道教史》(下册).④为此还让其弟子李镜池根据《道藏》、《道藏辑要》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可惜天不假年,此事无极而终.

道教经典卷帙浩繁,芜杂冗沉,宗派传承错综复杂,头绪难理,晦涩难解,考订不易,这些给道教研究带来诸多困难,工具书的编纂显得愈发重要.“‘索引’和专门的参考书目乃是学问的两盏引路的明灯.”[4]中国现代索引学的先驱洪业曾说:“图表者,目录者,引得者,予学者以游翔于载籍中之舟车也.舟车愈善,则其所游愈广,所入愈深.且减其手足之劳,而增其师友磋磨之便,博约精深可期也.”[5]书目与提要的著录虽然对文献能作整体、宏观的把握,但不能深入文献内部探赜、钩深.与此二者相比,索引是将书籍报刊中某些重要的、有检索意义的信息(如篇名、主题、字词句、人名、地名、事件及其他事物名称等)逐一摘出,按一定规则著录、编排,注明出处.它能满足读者对文献内容单元的微观揭示,不仅能帮助读者快速查找文献,还能深入文献资料内部,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文献内容,便于检索散见于书刊中的特定文献.因此,从工具书编纂的内容和优劣情况,特别是索引的编纂情况,可略知和影响一个研究领域的进展.中国道教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踏步不前,与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其中除了因为过去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惟一代表这一偏见,西方学者的文化异质和采用更接近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道教外,个中原委,文献的整理,目录、索引工具书的编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日本的道教研究始于明治时期,20世纪初更因《昭和道藏》的编修而炙手可热.法国道教研究之盛则归功于1911年法国汉学家魏哲(Léon·Wieger,1856~1933,又译戴遂良)所著《Taoie》(法文本)第一册的出版.其中的《道藏引得》以“编号解题目录”为主,分类表、经名引得、撰人引得等为附,成为当时查阅《道藏》最方便的工具书.当然,魏氏《道藏引得》也并不完善: 第一,魏氏《引得》的出版(1911)在《道藏》影印(1924~1926)之先,于影印本的《道藏》已不大适用.第二,魏氏的“经名引得”只以道经的西方对音名称依字母顺序排列而成,于经名的简称和异称一概不及;“撰人引得”復时有漏略,这于引得的功用已经失去了许多.第三,魏氏的“编号解题目录”中遗漏了好几种《道藏》中所有的道经,如洞真部本文类的《元始天尊说甘露昇天神妙经》等魏氏之所以遗漏的最大原因是他未曾勘对原书,只是以《道藏目录详注》为依据,所以《详注》失录的他也失录.第四,魏氏因为未曾勘对原书,还闹了不少错误.等魏氏书有了这些缺点,所以虽然比《详注》进步了,还不能算是一部完备的工具书.”[6]

大约在1932年前后,翁独健因研究道教史要搜集资料,经常检用《道藏》.但《道藏》份量大,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书,每次翻查都颇感困难.偶然中,翁独健和导师洪业谈及此事,并提议:“引得编纂处既然编了《佛藏子目引得》,最好也编一个《道藏子目引得》之类的书.”[7]洪业深表赞同,破格吸收他加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担任《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工作.翁独健遂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版正、续《道藏》为底本,加以元人的《道藏阙经目录》和清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重刊本《道藏辑要》,于1935年⑤编成《道藏子目引得》,由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这部引得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64种引得中,在编纂周期上仅次于《佛藏子目引得》的一种,也是中国人编的第一部《道藏》索引,中国的《道藏》研究也因此翻开新的一页.

二、《道藏子目引得》编纂之得失

翁独健一生致力于元史、蒙古史和北方民族的研究,曾受业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938年,他用英文写就的近10万字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考订确切,创获甚多,至今还深受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推重,列为元史研究者必读论著之一.论著《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蒙元时代法典编纂》等,运用多种语言文字与融会互证中西资料,广征博引,窥本溯源,比勘对证,见解精深,开辟了元史、蒙古史研究的新途径.其标点,校勘的《元史》,订正讹误千余处,是现有各种版本中的“善本”.翁独健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在《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中也多有体现.该引得编制精审,资料独详.出版近八十年来,不少道教学者据此编录资料、钩玄猎秘、考校文献,也是西方汉学家常用的《道藏》检索工具书.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曾为《道藏》研究推荐过三部书,其中一部就是翁独健的《道藏子目引得》.[8]1987年,陈国符在致函中华书局编辑部“关于编辑《道藏典籍选刊》之意见”中也提到:“请出版《道藏史传丛刊》,此中最重要者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十三卷,《续编》五卷,《後集》六卷,此为历代道士传记之总汇,可据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之《道藏子目引得》中之《史传引得引书表》删去重复,补入缺漏.”[9]关于这部索引,过去一个时期里对其引用的多,评析的少.零星的探讨也多散见《道藏》检索工具书所收道书的词条中.《道藏子目引得》编纂体例周详,为《道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因受时代、文献条件的限制,其缺陷也在所难免.

(一)《道藏子目引得》之得

1编纂体例周详.

《道藏子目引得》是以涵芬楼影印《道藏》为主要检索对象,综合了元《道藏阙经目录》和清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重刊本《道藏辑要》等《道藏》书目的经名、撰人、仙道姓名编制而成.整部引得分四大部分,即四种类型的索引:《分类引得》、《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和《史传引得》.相比早出的魏哲《道藏引得》和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其它引得,在编纂体例上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魏哲《道藏引得》的编纂体例有所创新.魏哲《道藏引得》以《编号解题目录》为主,《分类表》、《经名引得》、《撰人引得》等为附.其书虽有《道藏子目引得》序中所列之不足,但对后者的编纂,其借鉴作用不可否定.《道藏子目引得》在编纂体例设《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应是借鉴于其,新设《分类引得》也似受其《分类表》启发.

二是比《佛藏子目引得》在编纂体例上更为齐备.许地山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早出《道藏子目引得》两年,分《撰译者引得》、《梵音引得》和《经品名引得》三种检索类型.《道藏子目引得》除增设《分类引得》外,还为《道藏》中有传记的仙道立条目设《史传引得》,以姓名、字号、道号、封号为参见条目,为《道藏》中仙道的寻检提供了极大便利.

三是在检字工具上,除了采用“中国字庋撷”法外,为便利使用者,增设“笔划检字”和“拼音检字”二途.同时提供三种检字法备查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中并不多见.

四是凡例考虑周到.《道藏》原以千字文编号,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复加印册教.《道藏子目引得》在标目时,除缺经外每条并标千字文字号与影印本册数.《道藏辑要》的标引也仿之,方便了使用者对照检寻.

此外还在卷首附有《道教宗源》、《道藏目录凡例》、《分类引得号数表》、《魏哲氏道藏分类表》、《魏哲道藏目录号数推算表》、《史传引得引书表》等作为补充,以助本引得使用者可从多种途径检索《道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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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及其它内容,可谓安排周密.

2彰显其治学理念与方法.

翁独健治学严谨,善于把中国考据学的朴实传统同近代科学方法相结合,其治学方法与素养在编纂《道藏子目引得》中多有体现:

一是窥本溯源,比勘对证,不轻易附会.吕洞宾是五代、北宋初一位方士,南宋初吕洞宾的异迹就开始广为传颂.明清时民众奉他为救星,乩坛尊他为主神.与此造神史相关连,吕洞宾被塑造为道教经典大师.之后托名吕洞宾的道经大量出现.《道藏辑要》新增道经中,就收录了29种与吕洞宾直接有关的作品.据朱越利考证,这29种作品分三次增入.[10]嘉庆年间蒋予蒲编《道藏辑要》时,增添道经,其中《吕祖十六品经》后附《吕祖本传》,署“本刘体恕说”.此即《万历续道藏》所收《吕祖志》卷一中的《吕祖本传》.《道藏子目引得》编录《道藏辑要新增道经目录》时,窥本溯源,没有列《吕祖本传》,这无疑是正确的. 二是用新方法解读旧材料,扩大了史料的应用范围.1934年夏天,顾颉刚在完成与杨向奎合著的《三皇考》后,嘱当时正从事《道藏子目引得》编纂工作的翁独健提供《道藏》中有关三皇的文献,以期为《三皇考》中与道教有关的几章补充材料,并邀翁独健、钱宝琮等提出批评意见.翁独健高度评价了顾颉刚《三皇考》的贡献,认为这是第一次提出三皇、太一的关系问题,同时敏锐地发现三一与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用语言文字研究考察历史的方法,解释三皇、三一、太一的演进及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这是当时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者所未涉足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3后出几种道藏索引各有增益,但首创之功不容置疑.

《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为《道藏》的检索提供了一个比较适用的工具书.但《正统道藏》所收经籍多依托三清尊神所说或历代仙真所撰,作者、年代不明,书名既长,且多异名(尤其是六朝道经),要深入文献,需要检索类型更综合,方法更细密的索引工具.加上《道藏子目引得》以“中国字庋撷”法编排,使用者不多,检索不便的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其后,学者们继续做出努力和改进.

1975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施博尔(Sehipper)编成《道藏通检》.这是一部综合索引,包括了作者、流派、年代和经符异名等因素.方法也更加细密,只要知道经名中任何一个字,就能迅速查到经名的全称,以及这部道经在经箧本中的字号和涵芬楼影印本中的页册数.优点在于:(1)帮助读者辨认书名,将每种道经的名称都予以简化,仅留其关 键 词 .⑥这样既有助于读者推断其原书名,又便于查找相关的书目.改进了《道藏子目引得》以经名全称第一字排列的不便;(2)帮助读者区分同书异名,将每种道经都按科仪、书表等分类编排,使读者能一目了然.


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在翁独健的《道藏子目引得》基础上,吸收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施博尔的《道藏通检》、任继愈的《道藏提要》以及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1988年联合影印《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世称“三家本”) 等五种版本进行改编,编纂了《道藏索引》.该索引完全按“逐字索引法”编制,每种经书名称可以通过每个字来检索,检索项按笔画顺序排列,使得检索不便的问题得以改善.例如:《玄女经》可分别从“玄”、“女”、“经”三字检索,《易筮通变》可分别从“易”、“筮”、“通”、“变” 四字检索.

虽然后出的《道藏通检》、《道藏索引》在检索上更加便利、科学,但都是在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编纂出版半个世纪乃至更久之后面世的,是在《道藏子目引得》的基础上,对其已含优点的放大、扩充而进行的改良,故《道藏子目引得》的首创之功不容置疑.

(二)《道藏子目引得》之失

《道藏子目引得》所用底本为明版《道藏》,该版虽刻于明,实源于宋,其缺陷有二:一是搜访道书不够周遍.当时仅据所存元初宋德方刊行《玄都宝藏》残藏,再增录元明二代道书成藏,而福建龙溪玄妙观尚存有《政和道藏》(道藏木刻本之始,凡564函,5481卷),未据此以增补之.否则,《道藏阙经目录》所著录道书,皆可收入《正统道藏》.二是选择不精.将伪托“吕祖”、“文昌”降笔等扶鸾之书,亦均刊入,使内容芜杂.[11]受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编纂时勘校、考证上的疏漏,《道藏子目引得》之失误在所难免.

1未能解决传统分类法之流弊.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分类是研究科学化和专门化的前提.道家经书的分类有二大体系:一是道学中人给予的分类.另一个是道外学者给予的分类.

早期道家经书数量不少,分类比较简单.东晋葛洪只分道经和符两类.南朝时代,随着道书大量问世,便要求加以整理,道书分类也不可回避.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仙道录》分为经戒、房中、服饵、符图四部,但未能涵盖所有道书.刘宋陆修静“总括三洞”之后,道经形成了“三洞”的分类法.后来又增加了“四辅”,形成了“三洞四辅七部”分类法.为弥补在内容分类上的不足,“三洞”再分十二类,终有“三洞四辅七部十二类”.这是一种既反映道经的传授系统,又反映道书实际内容的分类体系,使浩如烟海的《道藏》有绪可寻.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因双重标准造成了经书混乱重复的现象.二是也有界限不明之处,如“众术类”与“方法类”无本质区别.明万历《道藏》沿用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但因后世道经日益增多,传授系统已不象先前那样单一.“三洞”名称已失原义,“三洞”各分十二类有重复之嫌.“四辅”之下又不分类.这种分类法日益为人诟病.

道外学者也为道家经书的合理分类进行尝试.北宋仁宗时,李淑撰《邯郸书目·道书志》,分道书为经诰、传录、丹药、符篆四类,基本掌握了道教的主要特征,分类方法比较合理,但仍难以概括全部道书.南宋初,郑樵撰《通志·艺文略》,试图有所创新.他根据宋代道书的实际构成,分为二十五门.但由于采用了多种分类标准,也出现把不同层次归入同类的现象.除了郑樵之外,近代也有人试图放弃七部十二类分类法,例如,魏哲的《道藏引得》,就将道书分成56类,分得比较琐碎,而且把一些不该收入《道藏》的书也纳入道书的范围.

《道藏子目引得》的《分类引得》按《道藏目录》原来之分类和次序,即沿用明万历《道藏》“三洞四辅七部”的分类方法,未能解决传统分类法在寻检上的不便.当然,对个别经书的重复、分合和失收等也就未能洞察.但翁氏应该意识到分类法问题,否则也不会特意从《道藏目录》中摘录《道教宗源》、《道藏目录凡例》附于卷首,并在“叙例”中作说明.客观地说,《道藏子目引得》毕竟是以检索明版《道藏》为主要对象,遵循原分类法也可以理解.后来,钟肇鹏在主编《道藏提要》的过程中提出将《道藏》分为六类二十二目、朱越利在《道经总论》中提出将《道藏》分十五部三十三类、丁培仁也提出《道书分类法之我见》,这些新分类法的探讨,既因《道藏》类例不明,也为将来新编《道藏》寻检方便计.

2沿袭《道藏目录详注》之讹误. 《道藏子目引得》订正了《道藏目录详注》和《道藏引得》的一些错误,这些方面在《道藏子目引得》序中已有说明.但对《道藏目录详注》的失误,在修正之余仍有遗漏:

一是在个别书目分合上沿讹袭误.如,《济度金书目录》本系《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首的目录,引得沿袭《道藏目录详注》,把目录一卷割裂开来别为一书,既不合原书体例,也不合用;《图经集注衍义本草》五卷与《图经衍义本草》四十二卷,实系一书,前为总序和叙例,后为《图经衍义》,也被割裂.类似的还有:《孙真人备急千金方目录》二卷与《孙真人备急千金方》九十三卷、李贽的《易因》上经三卷与《易因》下经三卷、焦氏的《易林》上经五卷与《易林》下经五卷.《道藏》是一部大丛书,其中又包括一些丛书,如《修真十书》之类,也有一书的前后附载另外一种书的,因此编目的分合各有不同,书目种数多少也不一样.

二是误题撰人和时代.如,《道体论》,《道藏》题“通玄先生述”,引得误作“唐、司马承祯”;《大易象数钩深图》,乃元朝张理撰,引得误题“宋、刘牧”;《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唐王真述,引得误为宋人;《道德真经集义》,明危大有集,引得误为宋人;《道德真经全解》,乃金时雍作,引得误为元人;《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卷首有吴筠序一篇,引得误将全书题“唐、吴筠撰”.

三是误题书名.如,《太清玉司左院秘要上法》引得误题《太清玉司左镜秘要上法》.[12]

3个别道经撰人未作考证.

目录学著作最重作者和时代等内容的考证.对部分经书的编撰者,《道藏子目引得》在考证上受底本和当时文献所限,未能拨正.比对《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著录,对《道藏子目引得》中作者待考的经书归纳如下:

(1)道德真经注,四卷:《道德经》注本之一,原题“元天观道士李荣注”.按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于此书上一条《道德真经解义》下称“息斋李荣注”.李荣二字盖涉下条“《道德真经》注卷一之四李荣”而衍.宋李嘉谋号息斋道人.《道德真经注》撰人李荣当为初唐高宗、武后时人.《道藏子目引得》于本书误题为“宋,李荣注”,沿讹袭误,乃以李荣为宋人.另《道德真经注》四卷本,《道藏》本共有四种,除此本外还有:汉河上公章句本、魏王弼本、宋眉山苏辙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元吴澄本.

(2)华盖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实,六卷:该书述三真君传、华盖山灵异事迹及峰岩宫观人物传说等.此书为明刻本《重修江南华盖山志》之祖本.卷一、卷二题“玉笥山道士沈庭瑞述”,卷二收录沈庭瑞访求古迹而得之《二真君实录》.据卷三章元枢序言知此乃南宋李公谚笺注.卷三至卷六录南宋道士章元枢所撰《华盖山事实》一书.从章元枢文中知卷三至卷五皆章元枢所撰.书前有景定辛酉(1261年)朱涣、刘祥、王克明序、洪武辛未(1391年)张颜序、永乐五年(1407年)张宇初奉敕编修《道藏》时序,述纂集刊录经过和原由.从序文及著述中可知,此书乃依据多家著述编辑而成.五代唐宗以来,沈庭瑞、章元枢、黄弥坚、李冲元、吴文正、虞文靖等皆本书编撰者.该书最后定形刊版于永乐五年.《道藏子目引得》题:“黄弥坚纂;宋刘祥,王克明重编;明,张宇初校正”,所述撰人与编校过程有出入.

(3)洞仙传:是书为刘宋或北魏以后的南北朝人所作志怪小说集.《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十卷,无撰人.《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亦著录,均十卷,撰人作“见素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一卷,今见本一卷,载《云笈七签》.《道藏子目引得》著录为九卷,撰人缺.其撰人是谁,以上是否为同一书,都有待考.

(4)急救仙方,十一卷:《道藏子目引得》题“徐守贞编”.此书卷首有明人徐守贞序,此序与本书卷一至卷三之内容体例相合,则徐氏所撰仅是书序言及前三卷,全书编者当系另一人.据考,徐氏所撰为《妇产急救方集》.[13]任继愈的《道藏提要》不著撰人.

(5)自然集,一卷:《道藏》不注撰人,题为“道词”,实为散曲,共42首.《道藏子目引得》在《经名引得》中题“金,马钰”撰,在《撰人引得》中注马钰号“丹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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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马钰并无“自然”之字或号,翁应有误.任继愈的《道藏提要》也有此疑问.[14]

(6)碧虚子亲传直指,不分卷:《道藏目录详注》题碧虚子撰.《道藏子目引得》题陈景元撰.陈景元虽号碧虚子,然乃北宋神宗朝人.此书自序称晚遇海琼先生(白玉蟾)授以道要,后又遇安然居士贻以诸章,始得海琼之妙旨,录之以成此篇.白玉蟾生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上距神宗朝已百余年.此碧虚子当别为一人.

(7)南华邈:《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收录,附于宋贾善翔《南华真经直音》之后.《直音》题下小字:“《南华邈》附.”《直音》序则未提及此书.《道藏目录详注》题“贾善翔进”.《道藏子目引得》于此书后署作者“宋,贾善翔”.但《续修四库提要》则认为:“是否为善翔所著,殊不可知.”《宋史·艺文志》有《庄子邈》一卷,文如海撰,与此同否,亦难定.

(8)徐仙翰藻,十四卷:《四库》本前有元至元乙未(1295年)福州教谕周壮翁序,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似元时旧本”,不著作者.《道藏子目引得》署作者:“元,陈梦根”,证据不足,编纂者何人还有待考.

注释:

① 据宋谢守灏编《混元圣纪》卷八记载,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戊午下诏,“乃命哀九流之书,摘其合于道者,并会《道藏》.”

②《道藏辑要》的初编者,在清代即出现了两种说法.贺龙骧说是康熙时的彭定求初编,闵一得说是嘉庆时的蒋元庭(予蒲)初编.贺龙骧说为不少学者采纳.详见朱越利,托名吕洞宾作诗造经小史,载郑开编水穷云起集——道教文献研究的旧学新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4—135

③《道藏辑要》一书的形成未有定论.具体考证可参见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试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经书目问题,高雄“中山大学”2006年11月第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daozangjiyao ④《道教史》初版只有上编.依“弁言”,该书上编“述道家及预备道教底种种法术”,下编“述道教发展中教相与教理”.据说下编有遗稿留存,但迄今未发现.许地山因此书成为系统梳理道教历史的先驱者,该书也成为第一部道教的专史.

⑤ 黄卓越主编的《中国大书典》称《道藏子目引得》初刊于一九三三年,有哈佛燕京学社排印本,有误.见黄卓越,桑思奋中国大书典[M].北京:中国书店,1994:1309

⑥ 道书的名称通常包括四部分,以《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经法》为例:第一部分“太上”两字是冠词,第二部分“洞玄灵宝”是这部道书所属宗派或属部,第三部分“度人”是其书名,第四部分“经法”则说明它的类别是“经”(其他类别还有科仪、书表等).因此,引用这部道书时,《道藏通检》简称其为《度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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