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至民国时期贵州贸易与运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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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洁（1988— ）,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史.

黄艳（1987— ）,女,湖北武汉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史,指导老师马国君.

摘 要：清末民初年间,由于吸食人数众多,需求量不断增加,贩卖所获得的暴利,使得许多人参与到这罪恶的行业中来.贵州因其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成为全国重要的烟土种植及销售的重要地区,的泛滥不仅导致本省粮食短缺、人民生活困苦,也使该地成为造成全国泛滥的源头之一.本文拟对清季至民国时期贵州贸易参与者的身份进行探讨,并对贵州贸易的运输途径和运输路线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关 键 词 ：贵州；贸易；运输

1858年贸易合法化以前,由于贵州本地种植比较少,产量有限,不足以供应本省烟民消费所需,主要靠自种自销,部分是通过一些外省商人调任的官员士兵过黔的旅客等捎带入镜,并没有形成自发的大规模贸易.但第二次战争后,贵州大面积种植,供过于求,“贵州产烟之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1] 且“贵土”的质量也仅此于云南,行销全国.因此贵州成为输出大省,贸易变得兴盛.

一、 贵州贸易参与者身份分析

清季到民国时期,由于贩卖十分有利可图,无数人卷入其中.其中商人、军政人员以及土匪民团是贵州烟土运输的主要力量.

1. 商人

在当时的贵州,许多商人置正当生意不顾,大肆进行贸易活动,致使贵州烟商多如牛毛.在这些烟商中,有充当城乡物资交流媒介的游商,俗称“滚子商”.有开设商铺从事零售或批发的商人,其中不乏囤积较大数量者.还有就是售卖熟膏的商人,一般在城市开设烟馆,直接向烟民提供吸食场所和烟具.最大的一种烟商资金雄厚,往往在省城开有大商铺,其主要业务是将贵州运往外省销售,以牟取丰厚的利润.这些烟商有的来自外省外省籍烟商,如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一般被称为“外帮”.本省烟商则主要来自几个产烟的地区：贵阳、安顺、毕节、黔西、遵义.[2]

在贵州省境内较大的商不仅在省内生意兴隆,还在外省设有分号.如在湖南洪江,贵州烟商建立了“贵州会馆”,便于其从事贸易.时人记载：“在洪江的运商,无不利市三倍,以锦盛隆获利最多,约达二十万两（白银）左右.万盛兴等亦获利十万两以上.”[3]更有甚者,一些大烟商以经营烟土财力雄厚而跻身商界名人之列,安顺商会长彭用武等人即是如此.[4]

2. 军阀政要

进入民国时期,地方军阀不相统属,各自为政,贵州地方政权以及行政机构均掌握于军阀手中.各系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竞相扩充军队,这样一来军费开支必然增大.而贵州经济基础薄弱,军阀们难以攫取大量税金以补军饷,只得扩大种植并保护贸易,以获得大量烟税充作军费.

从1912年到1935年,贵州政权更迭频繁,但每一届军阀上台,都针对种植和贸易发布新的规定,同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最初是以开放烟禁的形式,使得的种植和售卖合法,并从中征收“特税”.但随着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始,禁烟舆论不断高涨,贵州军阀开始走“寓禁于征”的路线,借此对的运输、售卖等各个环节巧立名目,抽取捐税,有“起运费”、“印花税”、“出口税”、“护商费”等等.

民国时贵州各地时局不稳,匪患不断.各路军阀以军“护商”,出动军队为烟土运销商充当保护.早在刘显世主政贵州时,即在松坎设立护商事务所,武装护运.到彭汉章任贵州省长时,两广战事频繁,梧州以上,柳江两岸,土匪猖獗.于是在烟商的建议下,彭汉章派出精锐部队为烟商护驾.[5]贵州烟土护送至广西百色,每担收取的保护费约200余元或更多,根据护送烟土的数量、路途远近及风险大小等情况作调整,[6]可谓是“明码标价”.

贵州军阀还利用军队直接贩运烟土,甚至命令军队直接为烟商包运,直接参与贸易,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军阀政要还常常利用政府权力和影响,事先以低价大批购进,等到奇缺、价格猛涨时抛售,从中牟利.有的还开办商号,直接进行交易,或与烟商合作,成为股东之一.如袁祖铭在1922年便以名义从烟土印花税中提出20万元,与贵阳绸缎业老板张复处合股开办了一个专营的交易所.[7]

3. 土匪民团

民国时期军阀与土匪、民团在贸易中是互通生气的合作伙伴.贵州作为西南的中心地带,被各路势力所包围,且山川险阻,多为荒无人烟的区域,这些都为土匪盘踞或民团占据提供了条件.这些土匪、民团一方面接受烟商们的委托为他们护送烟土以收取过境税和护送费等,同时他们也袭击那些拒绝他们保护的烟商,夺取货物直接占为己有.如在周西成主政贵州时,一位广东烟商在贵阳买下了3000两烟土,刚运抵贵州边境即被劫,即是因为拒绝了土匪和民团的“保护”.[8]

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烟商之外,还有一种名为“赶烟会”的活动.一到收割的季节,土匪们就组织起来,武装抢夺烟,然后运到外地售卖以谋利,这就是所谓的“赶烟会”.据记载,1923年6月时,从贵阳城内起运烟土有千余担,都用船装载沿清水江运往湖南.土匪得知后,沿清水江江布置了近千人,伺机而动,准备强抢烟土.湖南黔阳县只好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境内,接应运输船只并沿路护航.[9]更有甚者,一些土匪头目由于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力量,得以直接加入到贸易的经营中.甚至有的土匪头目在地方政府中任职,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进行所谓的缉拿“私土”活动,明目张胆地抢夺烟土.如西隆县恶霸杨登鹏,靠贸易发家.杨登鹏于1940年当上了长发乡专职民团大队长兼副乡长.此后,他强迫当地民众种植,并控制了当地的贸易运输,获取了大量财富.[10]可见这些称霸一方的土匪在贸易中与军阀政要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利用,已成为了贵州贸易中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 贵州贸易运输途径

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不论是清政府、各路军阀或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贸易的政策一直处在变换之中.第二次战争后,由于清政府战败,被迫承认了贸易的合法化.到1906年清政府迫于国际舆论重新开始全面禁烟,但在辛亥革命后,贸易仍然照旧进行着.从民国8年（1919年）起,贵州公开开放烟禁,直到民国27年（1938年）又重颁禁烟法令.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禁烟政策多流于形式.“寓禁于征”政策的提出,使得禁烟政策更加名存实亡.但随着贵州种植的不断扩大,贵州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运输的途径多种多样.

陆路运输是运输最常见的方式.“山间铃响马帮来”是时人对云贵地区贸易的形容.“马帮”即贩运的商队,这些商队多由烟商和当地土匪民团混合组成.当时马帮还有口号云：“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道,人头落地.”[11]加之贵州位处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与周边的湖南、广西、重庆、四川等省份都有大段交接地带,不论合法的烟土运输或是民间,烟商和普通人民都能通过陆路将烟土运往省外.

贵州地区河流众多,且多流向外省,水路运输便利且价格较为便宜,因此水路交通在贵州贸易运输过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清水江、盘江、都柳江、乌江等,都成为出口的水路运道.据统计清水江出口烟土每年约三万担；北盘江输出烟土约8000担.贵州军阀在各河流主要口岸遍设关卡,对过往的运烟船只征收厘金,“特税”收入每年多达数百万元.[12]

邮传运输的主要方式是将烟土伪装成货物样品通过邮递寄出.如将带有布套包装的书籍用刀在先将书本挖空,然后将烟土填进去,再套上布套,并用纸包好,最后露出书的两头,给工作人员检查通关.据统计,仅1929年一年中,全国各省邮局即查获夹带案件59件,涉案烟8524两,[13]贵州亦有查获. 空中运输是当时运输中最为特别也最为少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当时民用航空很少,能够乘坐飞机出行的多为政府高官或富有的商人,特别是一些政府高官,多乘坐军用飞机,无需安检也不用花费运输成本.这样一来,利用飞机进行运输在当时的政要们看来是最好最方便的途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就因违禁运烟,在贵阳以北三桥检查站被查获.[14]

三、 贵州贸易运输路线

第二次战争前以前,由于贵州本地所产烟土很少,多由一些外省商人和旅客捎带入境销售.这一时期的运销大都由两广及湖南商人经营,他们贩运入黔的主要路径是：“东南从古州入境东北从铜仁入境”.[15]或由“涪陵溯江而上,从龚滩入黔”,“从滇入威宁,经水城或北上毕节,或东至安顺”,“由梧州启程,溯北江而上,转入红水河,经独山都匀溃定龙里至贵阳.”[16]

后来随着种植的扩大,贵州开始运往外省销售,运输主要形成了三条路线：往东主要是将从贵州贵阳运往湖南洪江,因洪江是湘黔商业的枢纽,烟土集中运到洪江后,分水陆两路运出,可分销到长江中下游和两广地区.这条线路是贵州烟土运销外省的最重要的一条路线.据统计,从这条线路运输的烟土占整个贵州烟土运输量四分之三.[17]往南主要是将集中于贵阳的通过水路、陆路交替运输运往广西柳州、百色等地区,然后在经过分销商运往广东、广西及香港地区.往北则主要是将集中于遵义地区的运往四川、重庆等城市,或由贵阳经綦江直接运到重庆,最后再沿长江分销到长江中下游或珠三角洲地区.另外,由于贵州与湘桂连接的边境线很长且地形复杂,私运的路径也很多,但因当时战乱频繁,匪患严重,这些私运路线变动频繁且复杂,此处不再赘述.

清季到民国时期贵州贸易的繁荣,使得贵州与外界联系加强,烟商来往于贵州与周边省份间输入、输出的同时,也使得外界的商品流入贵州.这使得贵州原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瓦解,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商品的流动也使得外界的思想文化更快的传播到贵州,促进了近代贵州的发展.贵州的贸易使得贵阳、安顺、铜仁、遵义等地区成为了贸易集散地,也为这些地区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贵州贸易与运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够更完整地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为贵州的禁毒工作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依据,也为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受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课题号：研人文201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