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个军中烟厂诞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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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在盱眙县黄花塘师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尽管师部窗户大开,里面依然烟雾缭绕,张云逸不时地咳嗽,他知道这是干部们在抽着树叶卷起的喇叭烟.散会后,竟有几个战士溜进会议室捡拾烟屁股.张云逸深有感触,找来第二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说：“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和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干部和战士们的抽烟问题?”胡弼亮听了很惊讶,办个烟厂谈何容易?张云逸说：“你们供给部是有办法的,当然困难是难免的,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把烟厂尽快办起来.”

不久,新四军攻占了天长县铜城镇.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侵占了扬州、六合、天长、盱眙等县城,而天长的铜城镇及其周围地区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洋烟”进不来,“土造子”烟又供不上.于是,铜城镇有几户商人,集股筹办起一个“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搞到了一部卷烟机,生产一种叫“神龙牌”的,供应市场.由于当时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当新四军解放铜城时,这个烟厂已奄奄一息,很难维持下去了.胡弼亮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师部,张云逸指示,办烟厂可以分两步走,先安排合作社支持该厂一部分资金,和他们合股共同恢复烟草生产,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派干部、战士进厂参加生产和管理.从中也能学到烟厂的管理经验和业务知识,为筹建新厂创造条件.胡弼亮为难了,新四军的经费投到私人企业,这是原则问题.张云逸说：“上海有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还有一种股份制企业,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入股,年底按股份分红,我们这是合资办股份公司.”于是,胡弼亮按照领导指示,先入股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接着筹备新厂.

自办烟厂的方案确定后,新厂名和烟名取什么为好呢?筹备处的同志广泛征求意见.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大家认为既然公私合营的那个烟厂叫群众烟草公司,生产的是“神龙牌”,那么我们这个公营的烟厂就取名新群烟草公司,生产“飞马牌”吧.其涵义是：“新群”,根据地的群众是新型的群众；“飞马”象征着革命发展的形势犹如万马奔腾.

筹备工作的关键是购买卷烟机和找技师.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到敌占区去才能解决,因此成了一个大难题.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搞到了一台卷烟机,张云逸批了42元淮南币,当时能买一头200来斤的大肥猪,后来就有一头大肥猪变个大烟厂的说法.接着又聘请了一名技师.设备和技术解决了,可又出现了一道难题：铜城镇上只有一家石印作坊,仅有三五个印刷工人,连印刷“神龙牌”烟盒都来不及,又怎能承担“飞马牌”烟盒的任务呢?当时有人想到《淮南日报》社有园盘机,可以承担印刷任务.经过联系,报社同意了,但缺乏制作锌版的条件,供给部又派人到敌占区去办,委托生活书店的同志,冒着危险终于制成了几块锌版.这样,烟盒的印刷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第二师合作社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都转到烟厂来,基本上是合作社的原来管理干部和工人.另外,又从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战士和随军家属（当包烟工人）,还在当地招了一部分工人.部队的同志实行供给制,被称为“内工”,雇请人员实行工资制,称为“外工”.烟厂的厂址设在铜城镇西边小李庄的一座地主院落,约有20多间房屋.10间正房和厢房做车间,炮楼当会计室,楼下办公,楼上放钱并住人.其余的房屋做干部和工人的宿舍.

烟厂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分设制丝、卷烟、包装三个车间,每一车间由一名不脱产干部负责.全厂脱产的行管人员很少,也不设职能部门.当时的生产设备非常简陋.卷烟机无动力设备,就做了个大木轮套上皮带,用人力摇动,用几张长条桌当包装台.仅有一部切丝机,又买一口大锅用来炒烟丝.就这样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很快将烟厂筹备就绪,1942年上半年开始投产.

新群烟草公司首任经理刘葆华,支部书记刘智惠.刘葆华是个懂经济善管理的人,从建厂那天起,他心里就盘算着一定要使“飞马”胜过“神龙”.为创名牌,烟厂上下狠抓了产品的质量.首先在选料上精益求精.烟叶是卷烟的最重要原料,而定远、凤阳县产出的烟叶均为上乘.当时津浦铁路敌人封锁很严,定远、凤阳县在路西,铁路是必经之道,道口都建立炮楼,或巡逻哨.为打开一条秘密运输通道,刘葆华采取两步棋.他先亲自带领几名战士去了路西,与地方政府联系,找到嘉山县一位有名气的三番子师爷,在明光镇上一家有名的茶馆摆下一桌酒席,开诚布公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他能深明大义,为抗日斗争出一份力.邀请他出面说服当伪军的弟兄网开一面,并答应每通行一次,给弟兄们一件“飞马烟”.在通行铁路时,有个别顽固不化的敌对分子从中作梗,刘葆华安排锄奸队坚决镇压.一手软一手硬起到良好结果,秘密通道就这样打开了.烟厂自备了骡马14匹,组成运输队,成年累月的夜间来往穿梭于津浦铁路东西两头,保障了优质烟叶的供应.

烟叶运进厂,再进行挑选,优等的加工成烟丝,次等的另作处理.刨烟丝前必须把烟茎全部抽掉,炒丝要达到不焦不碎,香料搅拌要均匀.科学配加香料,刘葆华又想方设法,通过商人搞到了上海大烟厂的配方,然后再摸索试验,研制成了自己特有的香料配方,从而提高了的质量.卷制包装时,要求技师在卷烟时达到不紧、不松、无空头,包装工同样要做到的包装不歪不斜无缺支.

由于重视了生产的质量,千方百计地精工细作,“飞马牌”声誉越来越大.当时淮南根据地的干部经常抽调到延安学习,去学习的干部别的东西可以不带,唯独飞马不可缺少.

新群烟厂每天可以生产“飞马牌”600多条,大部分供应部队,初步解决了干部和战士抽烟难的问题,从而实现了部队首长的愿望.

随着产量不断增加,不仅满足供应部队,陈毅军长还要求“飞马”走向市场,一方面满足群众需求,一方面也能解决部队部分经费.销售工作落到营业股长刘新民的身上.刘新民在合作社工作多年,精通商务.

抗战时期皖东地区紧缺,一些不法商人趁机从外地倒运来,高价出售.“飞马”刚投入市场,群众不认这个牌子,认为新四军生产的“飞马”,质量肯定不好.刘新民化妆成商人,带着没有商标的“白纸包”来到滁州城,请来几家大户烟商到茶馆喝茶,桌子中间摆放着当时比较不错的几种烟,有小刀牌、翠鸟牌、大鹰牌等,其中还有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的白纸包.这些商人把一根根地抽出来,然后慢慢品着.之后,他们得出结论：从烟灰上来看,几种牌子的都不错,没有出现截火的现象,灰烬成灰白色；但是从烟丝上便看出了好坏,其中大英牌烟丝中大概有20%的烟叶梗,其它的就更多了,不过只有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最好,烟丝完全为纯烟丝,色泽金黄,抽一口之后满嘴余香,价格也很便宜.于是,这些商人开口说道：这种烟,有多少要多少.从此,飞马打开了市场,走进沦陷区和国统区,站住了脚跟.敌占区封锁严密,飞马烟很难运进去.刘新民等销售人员想了个“偷梁换柱”的办法：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空盒,然后装上飞马烟运出去.于是,飞马烟走出了根据地,在敌占区热销.供给部还拿飞马烟与商人换取部队紧缺的物资,如药品、钢材和牙膏、肥皂等日用品. 飞马烟被敌占区的群众认可,销量大增.铜城小镇一下热闹起来,前来订货的商人络绎不绝.烟厂门前经常有商贩在那里排队,甚至夜晚还有人等候发货.为了保障供给,新群烟草公司于1944年上半年又添置了卷烟机、切丝机各一部,并盖了20间厂房,增加100多名工人,增开了夜时班,每天生产飞马烟1200余条,比1943年刚建厂时的产量翻了一番.这一期间,新群烟草公司经理是李德秀.

可好景不长,蒋管区和日占区发现了新四军的把他们的地盘都给占了,便慌忙对这种进行封锁.码头、路口等地都设卡搜查.虽然敌占区命令禁止销售飞马烟,但面对巨额利润,商人们还是铤而走险.他们把其它烟牌的盒子腾空在里面装进飞马烟,再通过不同的渠道运到蒋管区、日占区销售.于是,飞马照样占据大半市场.当时烟商把飞马烟送人时都说一句“睁大眼,看看里面是什么烟支?四爷生产的.也有的说：尝尝看,人家“四太爷”的货就是好!“四太爷”指的就是新四军.

1944年下半年,为了适应根据地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上级决定,部队的企业交给地方统一领导.于是,新群烟草公司和路东军分区创办生产“工农牌”的东联烟草公司,同归路东专员公署建设处领导.公私合营的群众烟草公司,也归属建设处领导.为了加强管理,建设处决定在新群烟草公司的基础上,成立新群烟草总公司,下设一厂（新群烟草公司）、二厂（东联烟草公司）和三厂（群众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铜城镇,各厂仍在原址.总公司的机关下设总务、营业、会计三个股及铜城、汉涧两个分销处.总经理叶钦和,副总经理凤文、黄雅亭（私方代表）,总务股长沈占奎,营业股长刘新民,会计股长叶新；一厂厂长唐崇才、支书刘智惠,二厂厂长张源、支书吴振平,三厂厂长黄雅亭.总公司干部及三个厂的职工约有600多人,拥有卷烟机5台、切丝机3台,分别生产“飞马牌”、“工农牌”和“神龙牌”,日产量约2500多条.

1945年,总公司及一、二厂（三厂已并入一厂）相继搬迁至古城镇附近.总公司设在铜城镇上,一厂在镇东北的朱洼,二厂在镇西的陡山.抗日战争胜利后,总公司于1946初迁至盱眙县城内.到了盱眙城,已拥有卷烟机8台、切丝机4台,动力设备用了柴油机,职工猛增到近千人,日产3500条,“内工”改为低薪制,按照实际标准发给.人员及机构又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撤销了厂部,职能人员并入总公司各股,一切生产业务及经营管理皆由总公司承担.在原有的总务、营业、会计三个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一个工务股,并设立盱眙、铜城、汉涧、竹镇、古城五个分销处.同时还成立了党支部和工会.总经理张乾德,副总经理唐崇才、黄雅亭,协理岳新,总务股长周国良、副股长沈占奎,会计股长郁振达,工务股长任成康,营业部主任黄青,盱眙分销处主任王理贵,铜城分销处主任刘子友、汪子良,汉涧分销处主任林伯川,竹镇分销处主任孙立.总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智惠,工会主席殷毅.这一期间,称得上是新群烟草公司的鼎盛时期.

1946年8月,当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盱眙时,新群烟草公司被迫渡过淮河.用骡马和牛车载着机器和原料北上.途中还不断利用战争的间隙,就地装机生产.直到1946年底,北撤至山东沂水县的界潮镇时,才暂住下来.第二师供给部的勤富烟厂也合并进来.总公司一边生产,一边整顿.在沂水期间,还派出部分干部、工人带一部卷烟机,到鲁中第二军分区协助他们开办新生烟厂.1947年夏,又北渡黄河,来到惠民县境内,烟厂又开动机器,坚持生产.到这时,全厂还保留卷烟机2部,干部和工人200多人.

1948年春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准备解放济南、青岛的前夕,为了做好对大城市工厂企业的接管工作,新群烟草总公司并入了山东大鸡烟厂.干部职工在以后又直接参加了对济南、青岛、徐州等地烟厂的接管工作.这些同志成为这些烟厂的领导骨干.济南、徐州等地烟厂回到人民手中后,都曾生产过“飞马牌”.上海卷烟厂至今还把“飞马牌”作为一种保留产品生产、出售.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开办的勤丰烟厂和安徽省军区开办的建新烟厂中,都有原新群烟草公司的干部和技术人员.

新群烟草公司不但在战争年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经济建设中也做出了贡献,输送了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