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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达的批评
1952年初,我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在中国革命中和在新主义国家建设中,起一定程度内的积极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新主义革命和新主义建设却不能起丝毫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观点.然后我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些文章阐明这个观点.王惠德赞成我这个意见.我们决定约部外的艾思奇、许立群和吴江三人来写.在约稿时我把这个观点告诉他们,供他们参考,得到这三位同志的支持,送来了稿子.这三篇稿子加上我自己写的一篇,一共四篇.《学习》杂志第2期先发表了许立群的文章《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和吴江的文章《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我的文章《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除许立群用了“杨耳”的笔名,其余的人都是用的真名.四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许立群的文章驳斥了否认资产阶级进攻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而是“发挥自己阶级的‘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吴江的文章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作分析,认为革命胜利前后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具有其阶级本性,这种积极性的性质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艾思奇的文章着重说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腐朽的和丑恶的,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我的文章是阐释我前述的观点.
第3期出版后没几天,当时担任副部长、又是秘书的陈伯达把我找去,在中南海的水边谈话.他告诉我,这几篇文章引起一些资本家恐慌,他们问发表这几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变了因为《学习》杂志是办的刊物,所以资本家有这样的疑问.他说这个情况是统战部办的内部刊物《零讯》上反映出来的.他说,资本家的疑问反映到那里之后,认为你们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受到托洛茨基思想的袭击”,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必须立即改正.陈伯达还传达,认为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陈伯达说,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要你们在下期杂志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