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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
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则不然.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牢牢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的对手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钦佩.以此为鉴,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的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都与财政有关,而财政也在历史上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远的不说,就从近期的温州金融改革说起.
近期的温州金融改革着实令人深感震惊.大家不妨细细品味一下此次金融改革的内涵,面对中国的金融瓶颈,当局如果以如此方式破局,将会直接引爆潜藏已久的财政危机,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熟悉中国金融史的人不会忘记,约略在过去的十年间,深圳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大部分被收购、兼并、重组并上市,成为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大家对深发展、招商、平安等名字应该耳熟能详.全国很多地方,也是借金融改革之名,将各类小型金融机构合并、重组并上市,成为各地国家队之外的地方金融主力,大名鼎鼎金融新秀们都是资本市场的天之骄子.在深圳乃至全国的金融改革过程中,一些超级金融关系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
然而,在这金光闪闪的“金融改革”背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破碎了.直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彻底恶化,他们变成了国家金融体系的弃儿,超级金融特权全部转向房地产和金融投机等特殊领域.之后,民间自发的金融活动风起云涌并迅速失控（吴英们的非法集资行为）,成为中小企业无可奈何的最后选择.冠冕堂皇的金融改革,抽光了我国中小企业的金融血浆,我国中小企业开始大面积死亡.在我看来,我国缺乏真正的财政专家,人们并不知道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负担是变相税负.金融机构正在扮演第二税务局的角色,他们抽取的金融血浆就是变相税负.有趣的是,伪经济专家们很懂得使用障眼法,他们现在正在拼命叫嚷“减税”.
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存在数量庞大的中小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是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基础.同时,他们是本土中小型企业的金融保障,他们维系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微循环系统.显然,我国的金融发展也不应该例外,我国早就应该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了.然而,很悲哀,我国在二十一世纪进行了一次反向金融操作.非但没有发展和扶持民间金融发展,反而灭绝了本就孱弱不堪的民间金融.
为什么会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将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挟持,金融机构异化为利益集团的私人机构,他们以金融手段吸吮民脂民膏.吴英的结局并不是偶然.
当温州金融改革大幕拉开时,我们需要问：这是真的向民间开放金融行业吗?当各级金融工委和金融办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下面的故事了.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的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业务,需要我等或你等“金融专家”论述吗?中国人搞了几千年民间金融了,外国人搞了几百年民间金融了.美国就有现成的成功模式,照抄就行了.中国人的金融天赋需要怀疑吗?只要放开强制性的行政壁垒,二十年内我国民间金融就可以独步天下.是的,你们搞行政垄断可以有着一万个理由,甚至连你们的外国朋友都在为你们编织各种离奇的理由.可是,不觉得这些理由太荒谬了吗?金融难道不是服务行业吗?服务行业难道不要为人民服务吗?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过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便是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国诸多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快速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我曾反复强调,没有脱离了财政的金融.当前,我国广义财政（真实财政）极端困难,如果将社保欠债和地方政府欠债还原为财政赤字,我国财政的实际债务状况并不比希腊乐观.今年,各种小型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当看到疯狂的全民金融大跃进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金融特权和金融暴利不仅蚕食了其他产业的利润空间,也将最终终结持续了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
痴狂的金融改革已经开始,我们距离一场猛烈的金融风暴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