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杰出的建筑师:忆巫敬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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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敬桓先生1954年底随兴业公司设计部合并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是新成立的第五设计室的建筑设计组长之一,那已是55年前的事了.那时他约35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已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北京百货大楼、和平宾馆的主设计人了,其后又主持设计了不少重要建筑.自王府井大街由南往北就有人民日报社办公楼,百货大楼、和平宾馆、八面槽百货商场,紧临首都剧场的中国文联办公楼.此外还有建国门外一批小型使馆等.他对建筑使用功能和人的生活,行为规律的科学求实的态度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加之一手高超的水彩画功底和建筑渲染图的精妙技艺,当时在设计院可算“尖子级”人物了.

当时院长沈勃同志对各设计室的建筑设计类别作了分工侧重,要求调研总结,精益求精,对某些关乎国计民生又较大量建造的建筑项目则指定专人负责深入,以期有所改善.例如医院由宋秀棠、姚丽生负责,中小学校由巫敬桓负责,住宅由陆仓贤负责,食堂由张德沛负责等.这些前辈深入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我们这些晚辈深受教育.

巫先生任设计室主任后,我被派到他原组接替组长,也继续中小学的设计工作,待我深入该项工作后甚为震惊,才了解到巫先生和其小组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仅调研总结就有如报纸对开版那么犬的近20本,全系巫先生亲笔完成,调研之详尽、科学、细致周全实属少见,可称工作之范例.巫先生带领他的小组与市教育局结合并争取到有关单位协作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第一,确定教室开间进深(长、宽)：首先对全市中小学生不同年龄的身高、男女比例进行普查,由科学院协助对身高进行生理的合理分组,从而确定课桌椅的分号,不同年级合理配置相应课桌椅.再测定第一排学生和最后排学生距黑扳的视距、两边排最前沿学生的视角,还视不同课程(语文、物理等)学生使用课桌的情况、老师走进通道的情况来确定课桌椅排距和行距,综合成最大适应度的教室开间,进深,为将高年级和低年级统一在这样长宽的教室中还做出相应的课桌椅排列示例.

第二,教室层高、采光、弦光的测定：请卫生局对不同层高的教室抽取关窗情况下的二氧化碳含量以探讨合理体积,当年层高为4.2m,调研后结论认为二氧化碳含量主要与通风换气有关,层高体积不是主要因素,宜降低层高以节约投资,但习惯势力使然第一次只降到3.9m.对靠外墙和靠内墙的部位在不同天气情况下的光线情况进行普查测定和分析,拟定窗户大小尺寸,对标准黑板与窗产生的弦光再度进行测定以确定教室外墙前沿墙垛的尺寸(该垛不小于100cm就是当时确定的,沿用至今)经过如此大量的调查、分析研究才确定了教学楼的基本细胞：教室.

第三,在此之前的教师办公室有时设在楼外,若设在楼内则与教室一体,层高一致.巫先生将教师办公室设于教学楼一端,合理降低层高以楼梯错层相联,既方便了使用又使空间合理,降低了造价,节约了投资.

巫先生大处着眼小处也不放过,诸如为保安全在楼梯扶手上设置障碍块,为整齐教室环境在后墙做出“生活园地”墙面和挂衣勾,为放置清扫用具利用墙角做了三角形清洁柜,为学生设立开水问、热饭室等等都有很周全的考虑.

在这样大量的科学调研基础上建造起的新学校使中小学建设质量大大提高了一步,校舍建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节约了造价和投资,对新中国北京的中小学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样一位已颇有名气的高级(四级)建筑师对待一般人认为“不起眼”、“不出名”、“不是大公建”的中小学设计竟付出这样的努力,这样深入地工作,真使我瞠目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我尔后的工作中再也没有敢轻视过任何设计项目,真是得益匪浅,受教终身.

巫先生淡泊名利,潇洒一生,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从任组长到主任从不与人争执,善待同事,还常憋点四川京腔和人们开个玩笑,有时也捉弄一下人,大家取乐.记得当年人大会堂发动全院各室作方案,五室由巫先生负责,他勾画了平面草图后交给我画正式图,他和林开武同志就合力去赶画立面渲染图了,那个立面图高1m多,长近2m,墙体一块块花岗石都要细细画出效果《水彩》,费工费时,他们两人加班加点十分紧张.时逢中秋我没到院里去,第二天一早我到办公室却不见他们两人,只见桌上留了字条说他们二人昨日吃坏了肚子来不了啦,让我一人辛苦赶完吧！可我寻遍办公室却找不到图,觉得蹊跷,就到家属宿舍找巫先生,到他家敲门等了一阵进去,巫先生和衣盖被,睡卧床上装模做样,但被我看到被中露出穿鞋的脚,拆穿了.他一跃而起且高兴得大笑,说是要让我着急一番,捉弄我一下.实情是突然接到通知总理要看方案,他和林住得近,到院里赶到晚上才完,是院里最后一份方案,由支部书记王桂清同志随后赶送到中南海的.天下事也真无奇不有,这最后送去的一份却被总理选中了(当然后来又召集全国名家做方案,那是后话了).

爱开玩笑,捉弄人反映他为人乐观,平易近人.他很爱护青年人,常给予帮助和指导,夜大任教对同学谆谆教导自不必说,就是我们工作中出了“漏子”,他也总是给予帮助或在领导面前出头扛着.有一次我为某工程赶一张渲染图,加夜班完成.一早我将图板倒立在暖气炉片上就去食堂吃早餐了,回来一看渲染的天全花了(水彩倒流),我急得手足无措,只能去求救于巫先生了.他看后回家去拿来两小块海绵,弄了一小缸清水调了点浅蓝色水彩,右手执海绵轻轻擦洗,左手执毛笔不时以蓝色点补,口中念念有词：“王昌宁这回你可得好好请客了！”修理完后用吹风机冷风慢慢吹干.完成后别人来看,都说这幅图天画得最好,其次是树,这两样都是巫先生作的“法”.

还有一次院内组织各室做一轮国家剧院的初步方案,五室当然是巫先生负责,我是参加人之一.我交卷之后党委书记李正冠同志把我叫去一通申斥：“别人都画光明,你为什么画黑暗！”也赖我别出心裁,用张蓝色纸画了个夜景,没想到犯忌.李书记叫来巫先生,没想到巫先生竟然说是他的主意,是觉得剧院晚间效果也值得探讨,不是画黑暗只是画得不好而已,发回重画！但不久组织全院合力做方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问巫先生为何要背此黑锅7他说：“书记说你画黑暗是什么分量！我只能出头说明啊！”这些都是工作,生活中的小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为人.

笑口常开使有的人认为巫先生是善“抹稀泥”和“和事佬”,其实不然,那要分什么事,对他本人有什么评说,他并不在意,如有人说他的设计多“一头沉”(人民日报社、文联大厦都是一端高起一个方塔的不对称形,因为那是功能与体形综合的合理结果.)他总是一笑置之.但若刻意挑剔使人难堪,他就会仗义直言了.我的老组长孙立己先生,留美归国后被请去做了多年银行经理,转回建筑设计队伍后,工作不免生疏,偶尔设计中有些小疏漏,有那么一两位同志常在会上挑剔,使孙先生十分尴尬难堪,巫对此深不以为然.一次孙先生设计的记者之家俱乐部方案讨论会上,有人又对设计中阳光厅玻璃顶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其实那个方案设计得很好！以阳光厅为中心连接会议室、客厅、餐厅,酒吧等,空间变化流畅,至今我还记得那平面),巫先生当即例举了若干玻璃顶的成功实例,并大大赞扬了那个方案,支持了常遭到挑剔的孙先生.“老巫”此时并不“和事”也不“抹稀泥”,而是一身正直之气.

巫先生还参加了不少重大工程的方案设计工作,可惜其作品都无资料保存.早在1954年,张开济、刘开济,宋融三位做武汉长江大桥征稿方案,每晚从兴业公司接巫先生来设计院画那幅大桥渲染图,不仅大桥画得逼真,那涛涛江水和过往航船都似在涌动中,全画气势恢宏.外交部大楼曾拟建在人大会堂西侧,做该方案时,他和刘永梁等多位同志在五楼大厅画了一幅巨大的立面效果图(估计高近2m,长约4m).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也都没有留下影相资料.其后他参加了纪念堂的设计工作.

巫先生还常活跃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文化大革命前,院党委组织政治和业务学习班,轮训全院职工,巫先生以及我们多人是五室最后一期.休息时间开展各种活动,最令人惊叹的是盛声遐同志的牌“戏法”,令人眼花缭乱；最出彩的则是巫先生和刘永梁同志自制、自编、自导,自演的木偶戏了,节目短小恢谐,新颖风趣,“全班同学”都很喜欢.在“巫导”组织排练后作为结业会的表演节目,因备受推崇后来成为五室晚会的保留节目了.

“大跃进”时晚间炼钢、困难时期种菜积肥,本都是我们年青人分组轮班去干的,但巫先生和我的老组长孙立己先生不时也突然来“掺和”,积极地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尽管轮不上他们,但巫先生总是要抢着干上一番,还以四川京腔和大家说笑,活跃气氛,孙先生则以水果糖慰劳大家,辛苦的劳作立即充满了欢笑和活力.追忆当年俱成往事了.

巫先生善于团结同志,爱护青年,设计工作有很高的成就,其作品屹立至今,对北京建设有着卓越的贡献.不幸他终因脑溢血倒在了工作的图桌上,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

事业心、责任心、使命感和勇于创新进取是一个建筑工作者应有的品质、素养和精神,巫先生正是具备了这些品质、素养和精神的一位杰出的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