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理性与责任的独白:《华尔街日报》专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朱小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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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年7月10日,本刊与《华尔街日报》(《THEWALLSTREETJOURNAL》)记者共同就北京城市建筑的风貌,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朱小地进行了专访.采访中,朱小地院长为我们详细梳理了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历程,并对如何处理好北京城的传统保护与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据悉,此次《华尔街日报》还就此问题采访了包括市规委清华大学在内的多家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并已将采访资料进行整合,于2008年7月12日在该报的DESIGH版发表了题为“OlympianArchitecture”的文章.

记者：近年来,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前,可能还很少有人会将具有国际领先设计理念的建筑与北京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但现在这种联系在二者之间越来越紧密.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中,北京独占3席.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建筑这一城市中的重要的元素引发了人们太多的思考和话题.您作为一名建筑师,同时也是全国知名建筑设计机构的领导,亲身参与了大量的城市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工程,你如何看待北京的这种变化您认为北京建筑领域的这种变化在今后会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朱小地：回答你的这些问题,我想还是应该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说起.

30年前,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似乎还无法完全摆脱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留下的阴影.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汇聚成了一种潜在的巨大能量,并且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开始了集中爆发.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国际形象的重视也随之增长.坦率地说,这其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城市建设以及标志性建筑的方案设计和工程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或者说是一种物化的表现形式.

应该说,中国这30年的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确立,随着全民奔小康的原动力被激发、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波折,中国人的优势开始逐渐显露.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各个行业都有着突出的体现,这也是我本人参加工作20年来的最深体会.大体可以按照每10年一个阶段将中国的城市建设划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

这个阶段是时期积攒下来的知识和力量的集中爆发,诞生了一系列由国内优秀建筑师设计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前苏联建筑理论的影响及我国建筑界传统思想的作用,明显带有特殊时期的印记,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仍停留在一种对国、内外建筑大师的效仿和借鉴的阶段.但由于被效仿的大师们所处的年代距离当时已比较遥远,再加上所受时代经济条件的限制,一些经典作品的技术和设计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已略显落后.

因此,我国在这一阶段产生的建筑具有较强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建筑痕迹.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师已将比例、造型、传统的形式美以及均衡和构图等思想融入了建筑作品中,但主要还是一种基于结构逻辑的造型表现,他们对材料和新技术的理解,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还都显得相对弱一些.

第二阶段：1990年～1999年.

应该说,这是混杂的十年.这一阶段,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新的发展.国外的建筑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很多外国建筑师事务所开始登陆中国市场,并与中国建筑师产生了一些接触和碰撞,但国内建筑师在这一时期仍占据主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末期开始筹划的国家大剧院项目成为了中国建筑界乃至全中国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市建筑设计已经开始注意与传统建筑相融合,但是很多作品给人的感觉仍很粗糙.北京院的建筑师们在这个时期开始在材料、质感等方面学习和借鉴国际的先进理念,相对于过去是个突破.客观讲,完成的作品中,既有一些不太成熟的,也有包括恒基中心(与香港合作)、国际金融中心、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等优秀作品.比如：我们院胡越大师设计的国际金融大厦,其设计手法在当时已算得上相当纤细,特别是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窗格”这一设计理念运用其中,使这一建筑既充满了传统建筑的神韵,又摆脱了对传统建筑简单地抄袭和符号提炼,形成了一种真正建筑设计理念上的碰撞.

尽管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工程项目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但由于这个时期的建筑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创新,同时我们的建筑师缺乏一些必要的功底,因而充满了各种矛盾.

第三阶段：2000年～2008年.

这个10年是中国,尤其是北京进行彻底改革开放的10年.大批国外优秀的设计师开始抢滩中国市场,并且大规模地占领了中国一些重要工程项目的市场,这是我们必需要客观面对的事实.

国家大剧院、CCTV新台址、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首都机场T3航站楼,新国展中心、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等,基本都是国外的设计方案.这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开放的进程,我个人也认为这种开放在北京是很彻底的.然而,这其中的喜与忧、盈与亏,必将对中国建筑师乃至国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我希望这种影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以上这三个阶段,是我对北京近30年来发展的一个总体性地划分.回过头来再说说我们的城市受到这种冲击之后的结果.

不可否认,国外的设计公司把很多好的设计作品、设计理念和经验带到了中国,使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水平迅速提高,对国人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也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刺激和提升.我个人认为这对中国无疑是有益处的,而且是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推动.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冲击也可能像洪水一样,它会与一些传统设计理念和落后的观念形成巨大的撞击.洪水过后会留下一片片印迹,也就是说这种冲击会以一种互动的方式存在下来.因此,在我们的城市中,国际先进理念指导下的一些作品与整个城市的格局往往并不相吻合,一时间还无法找到它真正的栖身地,更有一些不十分理想的作品也同时在建设着.

面对这种外来冲击,可能很多人会将北京与上海进行比较,然而,在我看来,这两个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却具有本质的区别.上海完全是在西化理念下打造出来的城市,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完全地“接受”、“欣赏”外来文化的状态：而北京是一座由传统的封建国都遗存下来的城市,聚集着全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进步思想对外来事物有一种对抗性,因此,北京在开放的同时会受到更大的冲击,这是双重作用的结果.

今天的北京既有前卫的“鸟巢”,“水立方”,也有怪异的摩根大厦,同时还有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作品,这些不同风格的建筑是混杂在一起的.这说明洪水式的冲击能够带来新生的事物,但洪水所冲击不到的地方,面积还很大、对抗能力也很强,这种反差所产生矛盾将是难以想象的.尽管人们都希望这种冲击是友好的,但这种冲击的特点就决定了会产生“抵触”.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冲击很有可能在下一个10年会面临一种回归.现在的一些合作设计已经开始有了新的现象,有的中国建筑师已不再迷信外国人了,他们要求自己作总承包,为中国人争取话语权.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种可怕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和建筑师竟然开始把合作设计说成是自己的.如果我们在被洪水冲击过后,反而从那些没有被冲刷的地方重新站起来,就好像清朝末年被剪了长辫子的那些人一样,不但没有被新事物真正地推动起来,反而让人觉得很怪,最终得到的只有骂名,这样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的确,当经济的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不可避免地会被动地受到冲击,但我认为只有今后更加开化,才能走向更好的明天.因此,不论是责骂CCTV新台址,还是指责大剧院的诸多不是,我担心的是,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不断高涨,是否还能得到改革开放的最根本的目的这很值得我们冷静下来思考.而面对中国入选了国际上评出的“十大”建筑等类似的事件,我可以坦率地说,那些优秀作品基本都不是中国建筑师自己的语言里面所拥有东西.我们不要以为那些建筑被建在中国、中国的建筑师也都参与了,那么这些建筑就是我们自己的了.不客气地说,那完全都是外国人的建筑语言体系,中国的语言环境和创作环境还不足以拿出这样的作品.

因此,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在洪水过后仔细研究洪水的力量究竟在哪里,而不是站在洪水没有经过的地方指责洪水如何的不好.2008年的北京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似乎被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出来,但我感觉这种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有点儿走偏了.

记者：就以您提到的CCTV新台址为例,我们也曾采访过国内外的相关人士,他们都表示这座建筑本身的难度很大,建设过程需要很特殊的条件,像这样一座大楼在其他国家很难被批准修建.似乎外国设计师可以在北京彰显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和设计空间,但是在他们在自己德国家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你如何看待批评家们指责北京越来越像一个外国建筑师的实验田

朱小地：我想这要看你在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去研究一座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我们需要客观地去看待整个的过程,有时候甚至需要抛弃专业背景和历史的眼光.如果站在宏观角度,你会发现新事物来了一定会有它积极的作用.任何一个建筑,不论它的口碑是褒是贬,它既然被建起来了,就说明这是在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最终的物化产品.它不是某一个建筑师的责任或能力所至,而是靠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自然而然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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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您认为这一切的发展带给国内建筑师的是什么呢

朱小地：对国内的建筑师来讲,国外优秀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一定会带给中国建筑师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不论我们如何评判人家的设计理念,首先这些国外的设计师都是有思想的：其次,他们单匹马来到中国就能指挥中国很多人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思想,说明他们掌握着一整套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客观上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

其实,中国建筑师暂时大可不必急于求得跟国外优秀建筑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工作.甚至于还想着到别人的国家去指导人家工作,我认为目前的这种合作状态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放结果了.要知道,建筑是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当前这种国外建筑师大规模占领中国市场的现象只是短暂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今后国内建筑师的机会会更多

朱小地：对！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建筑是为人服务的,必须要了解风土人情,了解业主的需求,而国内的建筑师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建筑材料.

记者：刚才我们提到北京是几朝古都,如果不是因为奥运会,可能外国人来到中国,首选的目标还是故宫、长城,颐和园那些传统而古朴的风格,但是现在提起北京,那些前卫的建筑似乎大有取代北京传统建筑之势,从而成为北京的新地标.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是为了寻找那些古朴的东西,但是现在似乎看不到了,那么在城市建设方面我们又是如何考虑的呢以后还会更多地从这个方面入手么

朱小地：其实类似于北京这种历史性的城市,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传统保护与现代化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永远存在.北京在近十年的改变,特别是以奥运会为终结的这一个阶段,形成了很多新的、世界级的地标性建筑.在一定时期内它们可能会成为北京新的关注点,这个不足为奇,这些建筑恰恰是世界文明的成果,试问又有谁会拒绝呢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看到世界文明的成果,因此,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家元首到中国首先选择“鸟巢”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它们光芒并不能掩盖中国古老文明的产物,传统的东西依然会熠熠生辉,不会退色.只不过当我们拥有了一些新的宝贝,就不能总展示那些老物件,我们也应该与世界人民分享我们新的宝贝,当人们看过新东西,还是想去看看老物件.试问,我们在这样一个现代与传统并存的时代为什么非得要选择其一而不能二者兼顾呢那些没有见过“鸟巢”的人,就像他们当初没有见过故宫一样,一定要先去看看“鸟巢”.而没有见过故宫的人,在看过“鸟巢”之后,一定还会去看看故宫.

记者：那么传统和现代如何做到协调相融呢很多人似乎不太能够接受在天安门的旁边立起一座大剧院.

朱小地：这关键还在于我们的城市如何在洪水过后进行弥补和修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新的建筑和老的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这是北京人乃至全中国人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尽管一个城市是经过多个历史时期不断生长出来的,但它始终是个整体,必须是完整的,而我们的城市现在恰恰是不完整的,存在很多被冲击和未被冲击的地方,它们之间的地带都是悬崖.因此,只有我们将城市的传统保护和现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找到平衡点.这也同时引发了一个发展和保护的投入问题.比如：很多四合院已经破旧得不得了,基本就是危房.面对这种状况面,我们该怎么保护最直接的就是经济问题.确切地说,也许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怎么样可持续性地进行保护.因为当我们没有经济能力保护的时候,恐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除.很多人觉得对老物件的保护就是放在那儿别动,但是,不进行任何的资金投入,最后的结果就是任其走向衰败.拆除往往都是无奈之举,政策的不配套只能选择拆除这条路,否则,民众的生活将会继续贫困下去.试想,如果一套四合院的价值能够定抵得上一栋楼房,恐怕大家都会保护它.但是现在一套四合院顶多值1000多万,相对于动辄上亿收入的高层建筑肯定是相距甚远的.另外,如果现在拆除一片房子能将地皮的价值也算进来,那很多人自然就拆不起了,也就保护起来的.

所以,在我们对保护的力度远远低于发展的力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谋求城市发展的平衡.最后就形成新的建筑不断地在修建,但却是插花似的,搞得城市千疮百孔,而老的建筑在这种环境下,原先完整的肌理被不断地剥蚀,最后就乱套了.人人都知道在一座现代派建筑周围留一片破旧的四合院显然是不合谐的,于是就出现了大片的绿地,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这已经不是北京了.在北京过去的城市规划里是没有那么多绿地的,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绿地,即便是纽约这样的城市也仅有一个公园.而我们采用这种大片修建绿地的方式,浪费的不仅是城市空间,也是对资源的浪费.

由此可见,我们的城市规划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些新的建设也都是随机性地发展.包括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可识别性、多层次性等等,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城市里都没有了,归根结底还是缺乏一套完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记者：由此看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还是对保护要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对新建筑要有一套完整的规划.

朱小地：是的,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背景,那么什么建筑也都是立不住的.必须要让建筑与城市背景相融合.很多工作是需要对城市进行梳理和完善的,需要对整个城市进行设计,而不仅仅是盖一栋楼.现在搞得人人都想去盖大剧院,而当别人设计好一座大剧院,众人就开始抨击,而不去真正思考大剧院里是不是有些什么道理,这也是国人狭隘的一面.

建筑是不是简单地做一个作品,而是需要我们在一个大的城市背景下一起把它完善,需要大量的人作大量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建筑师有没有深入到城市的大、中、小学和社区去普及我们的建筑知识又有多少建筑师能够和我们市民一起合作完成一些建筑很多市民在更新四合院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做,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人指导.而我们很多建筑师却是在一味地集中在大城市与国外那些在上几百年历史背景下的建筑去抗衡,我个人觉得这个意义真的不大.即便把机会给你,做完之后也是个烂摊子.国人大多是从小被教育要成为大科学家,大建筑师,但是,要知道,大建筑师也都是通过大量细小的工作不断积累而诞生的.一心只想当大师的人往往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是在一个零起点勉强地往上蹦.不论是安德鲁、库哈斯还是赫尔佐格,都是在众多建筑师的竞争下脱颖而出的人物.而我们很多人都在回避这个问题,都想自己亲自去做那些大项目.这种努力争取的劲头是好的,但是如果这种情绪弄不好,就会走偏,不仅仅是建筑行业,其他行业也一样.

记者：那么您觉得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朱小地：作为一名建筑师和一名设计机构的管理者,如果有项目找到我,我一定要建议他们做理性的建筑.我指的理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功能决定形式”的那种理性,而是一种思想的理性.要把自己的思路和设计的逻辑观念梳理成一个理性的、有条理的东西,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火花式的闪现.其实,如果仔细看过大剧院、“鸟巢”和CCTV新台址,你就会发现它们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狂想主义作品,这些作品是很有逻辑性的.CCTV新台址是在充分论证了领先的功能是如何贯穿在一起的才最终被批准开工建设的；“鸟巢”的结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大剧院也如此,它有着明确的逻辑结构.而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很多中国建筑师所缺乏的.我们的建筑师往往特别强调自己作品的外观造型,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构图方式,而不是一种成熟的设计理念.因此,我们的建筑师一定要沉下来,当你的思想清楚了,在理性的思维下设计出来的作品必然是非常干净、沉稳的,只有这样的建筑才能在一个城市中站得住脚,才能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并且可以去影响周围的环境.

我们院做过的几个办公项目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前面提过的国际金融大厦是将4栋楼放在一起,但是你并不觉得它古板；金融街的盈创中心是由3栋完全相同的大楼放在一起；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学楼、国际投资大厦等等.这些建筑很规矩,没有过份追求外观的形式,但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很多内在的设计理念是十分清楚、十分有想法的.

记者：您在设计中会加入很多中国元素和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么

朱小地：应该说我很热爱传统的东西.但是一般在设计中,我不会简单地照搬一些传统建筑的元素.去年我做了一些方案,有几个项目现在正在施工中,其中包括我在东四环做的一个酒吧.这个酒吧以前也有人做过,但是最终都没能做下去.我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运用了传统四合院的手法,人们来到这里首先沿两侧迂回到后面,转到后面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院子,通过院落、建筑和树木之间的关系,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其中.另外我在门口还做了一个牌楼,运用不锈钢管做了一些巧妙的设计,这些不锈钢管被风吹过时有如风铃一般发出响声,从远望去又给人以中国古建筑中瓦楞的视觉效果,好像古建筑的大屋顶.

在规划奥林匹克公园的下沉庭院时,我们着重思考了如何把大的城市尺度缩小到中观的城市尺度.这里面我们采用了中国院落层层递进的模式,将狭长的地带进行划分,形成几个院子,又找到建筑师对每个院子进行设计.我在方案修改的过程中还特别将其中几个步行桥由原有歪歪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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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小地院长公务繁忙,我们不得不在中午12点结束了这次专访.在短短1小时的采访中,朱小地院长对北京城市发展和建设所发表的一番中肯见解令在场人员深受启发,感慨良多.《建筑创作》主编金磊表示这是一次极有意义且有深度的专访,而首次与北京院接触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冯澍更表示此次采访让她受益匪浅,并希望今后能在城市建设方面与BIAD不断加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