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思,我永远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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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真的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的眼泪静悄悄地落在他的灵前,渐渐地汇成一片小小的溪流,围绕在他的身边.”本文作者薛虹,郑成思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说.

人物档案：郑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中心主任.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

突然的噩耗将我击倒了.挣扎着赶到机场,坐上回北京的最后一个航班.几年的漂泊,我虽然像一只鸟一样不断地在五大洲四大洋之间飞行,但是我的根还在北京,因为我的老师在那里.各种通讯手段让我随时和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现在,他走了,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如此陌生、无法辨认了.漫长的越洋飞行,好像几个世纪,锥心刺骨的痛苦让我无法自持,老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勤勉的先行者

老师常对我们说：“我本非天才,只知道下死力去做,不偷懒、不灰心.”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年近40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伦时,攻克了无数难以逾越的困难.

每当遇到老师的英国导师、著名知识产权学者柯尼什教授（Prof.WilliamR.Cornish）,白发苍苍的老人总要讲起他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学习知识产权法的学生,是多么的勤奋好学、不知疲倦.

老师的英文基本上是自学的.十年动乱中,老师被发配到黑龙江某煤矿做工.难以想像,他是怎样凭着对知识的热爱,靠着一部英汉词典和一本残缺不全的AdventuresofTomSawyer（《汤姆索亚历险记》）,在黑暗的矿井下,在东北的寒风中,顽强自学了英文.

听老师讲英文的时候,发现他常常把每个词的重音都放在后面,着力甚重,这样的发音虽然未必准确,却让人印象深刻.但是,看他写的英文论文和专著就能感到行文流畅,用词古雅、贴切.这显然是因为他在学习英文之初根本没有得到口语的训练,完全凭着阅读书面文献掌握了这门语言.这是天才,更是勤奋.

老师在这世界上惟一执着的是他的学问.他们那一代人被剥夺了接受正规的基础教育的机会.当老师终于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图书馆就成了他最流连忘返的地方.我曾经听好几位前辈讲,老师由于太沉醉于书中,忘记了闭馆的时间,曾经不止一次被锁在了里面.

自从我认识老师,他一直多病,太多的磨难和不停歇的工作摧跨了他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和研究.他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是讲究“确证”的,哪怕是在细枝末节上也绝对不能含混不清、言而无据.有好几次,北京应该已经是深夜或者凌晨,我在英国接到老师的,要我立刻查证国外的某一个法律条文,或者求证某个观点是否确切.

每次与老师见面和通话,他所谈的总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甚至在他生命的火焰将要燃尽的八月份,他讲话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仍然提醒我关注我国的网络版权的立法问题.

老师这种皓首穷经的研究方法,让人折服.老师对学术问题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让人望尘莫及.记得老师曾经对我讲,学术研究如同参禅――懵懂之时,看山总是山,看水总是水；参悟禅机之时,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参透禅机之后,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他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不再受表象的束缚,直面事物的本质,与真理直接对话了.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这样一份快乐也许是上天对他苍凉一生的最大补偿.

清贫的生活

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永远戴着一顶布制的前进帽,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布外套、一双黑色布鞋,提着一只深蓝色的布袋,步履匆忙.不论在家还是上班,不论是会议接见还是媒体访问,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老师总是最本色的一个人.曾经因为他的一身布衣,国外豪华酒店的门人拒绝他进入参加学术会议.但是,物质的一切对于他广博的精神世界太渺小了,可以得过且过,甚至忽略不计.

多少次,我看到老师穿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那条小街,飞跑着追赶即将开动的公共汽车,花白的头发和宽大的衣袖在风里飘动.只有事情紧急的时候,老师才叫一辆出租汽车.每每付账,我发现他甚至没有一只钱包,有限的几张钞票,总是被包在一张白张或者一片报纸里面.老师是如此清贫,但从不以之为苦,也不刻意为之,他只是处之泰然,不以为意.

老师的家里几十年来除了不断增加的书籍和各种资料,没有任何变化.穿过狭窄灰暗的走廊,厨房旁边就是他积年累月伏案工作的书房兼休息室、会客厅.一张油漆剥落的桌子蜷缩在墙脚,一面裂了缝的衣柜上的镜子总是把人照得变形,两把摇摇欲坠的木椅上有辨不清颜色的棉椅垫.还有就是铺满了整面墙的书,堆在桌子上的书、堆在地上的书、堆在椅子上的书.现在回想,老师瘦弱的身体就是那样穿越书堆的间隙,埋头于两堆书山之间.他在这座陈旧的塔楼里,在没完没了的装修敲打声中,在那张桌子上写下了那些经典的作品.我由衷地钦佩老师的家人,他们是真正理解老师的人,无怨无悔地和老师一起共守清贫.

国外生活久了,每每回国,看到老师布衣依旧、陋室依旧,总不免感慨.但是,和老师谈起国外大法学家享受着怎样的阔绰生活――古董餐桌上银质餐具闪闪发光,宽敞的厅廊上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艺术品,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花园里盛开的玫瑰――他总是淡然一笑,轻声讥讽我不懂国情、民情.他本来是有很多机会去国外的,本来是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的.但是面对一份份海外邀请,他不为所动.对国家的爱,对事业的爱,对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的爱,已经让他过得满足而且幸福.

不论老师的名字前面有多么长一串头衔,他都永远是一位最本真、最纯粹的人.在他的眼中,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足思虑、不值一提.世事沧桑、白云苍狗,经历些许挫折,经历了世间冷暖,我不免愤世嫉俗起来,有时在与老师的交谈中也不免语出激愤.每当此时,老师总会用少有的严厉语气呵止.

他最常用来教训我的话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管别人如何”.这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一生埋头于学问,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不论别人已经变得多么浮躁、多么功利.我常常想,老师在经历那么多苦难、挫折、打击之后,怎么还能那样平静、恬淡?我相信老师决不是麻木或者懵懂,正是他洞悉了世事人情,才用那一颗智慧的心理解了一切人,包容了一切人,宽恕了一切人.

质朴的长者

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是最亲切、谦和、恬淡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位学界泰斗的傲慢.他亲切的微笑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温暖.他这位给共和国主席讲过课的、给政治局讲过课的国家级专家,与最普通的公民也能成为好朋友.我亲眼看到他与负责打扫他所住街道的清洁工老人亲热地打招呼,如同老友.我也看到在那片街区的指挥交通的老亲热地与他交谈.不知情的人看到老师这样一位花白头发、慈祥亲切的老人,一定会把他当作是胡同里出来的一位老大爷.

记得老师在国外的同学和朋友曾经对我说,即便是他初出国门,在那群金发碧眼的陌生人中间,他也能够自然地超越种族、宗教、文化、语言的隔阂,善良真诚地以平常心对待每一个人.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用“圣徒”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与老师交往的感受.可是我每次听到这个词都不禁心酸,老师当然有圣徒那样纯洁、高贵的灵魂,但也经历了圣徒那样深重的苦难.

老师对他每一位学生都倾注了心血,寄予了厚望.老师绝对称得上一位严师.记得他要求我在给他打时不能说一句废话,必须用几句话把要讨论的问题说清楚.他也曾经在批改我的论文的时候说,除了标题,所有的内容都应该被删除.但是他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事无巨细地给予每一位学生以帮助.只要他力所能及,每一位学生的困难都被当作他自己的事情.他愿意默默地帮助自己的学生,有的时候甚至学生们自己都不知道.

老师病重以后,我心急如焚,不断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但是他从不愿多谈,寥寥数语之后,又转到学术问题上去了.而且,直到他讲话困难,终于卧病在床,在里和见面的时候他都表现得乐观、积极,充满希望,让人觉得他的病无大碍.现在想起,我明白那一定是老师不愿意他的学生在异国他乡为他担心,不愿意他的学生一次次地回来看他.他希望每位学生都能在更广阔的天空中飞翔.人们每每以红烛比喻教师.老师是真正地燃尽了自己,直到最后一刻还把光和热无私奉献给每一位学生.

听说老师病重,柯尼什教授多次慰问.最近的一次在今年八月,柯教授颤巍巍地用他那部老式手机拨通了老师家的,耐心地让我把他的话翻译给老师的家人,他想念他的学生,永远为他的学生感到骄傲.

当我终于降落在北京,终于奔到医院,看到的不再是老师,而是停灵处冰冷的铁柜和巨大的铁锁.老师真的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了,许久许久我都无法相信、无法接受.我知道我不能用恸哭打扰他灵魂的安宁,我的眼泪静悄悄地落在他的灵前,渐渐地汇成一片小小的溪流,围绕在他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