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选择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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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的增长使得回顾、总结乃至反思学术历程的愿望迫切了.从终极意义看,回顾和反思与人文知识分子等问题相关,学术选择执著于“道”,个人能够选择与控制,“道”之实现却需现实条件,现实条件很复杂,个人力量很难更改,尚不用说依个人性情愿意更改与否.“道”之实践由此打了折扣.追究到终极时,困惑自然而生.因此,回顾、总结乃至反思学术历程与知识分子问题、公共空间问题,体制内知识分子心态等相联系.逐一说来.

我在大学中文系任教,专业为文艺学.是大学知识分子并且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之一.大学知识分子的含义,“应是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在于,第一,优秀的专业素质,具有深广的基础知识,即原理性知识结构的更新、专业技术的“迁移”（Traner）能力与自学（自我教育）能力.这一特征给予知识分子跟随知识更新进步的可能.跟随上知识的更新,所谓关怀才有可能.第二,原理性思维培育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本体论”思维习性,都根植于终极性信仰.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1]大学知识分子有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区分,但此区分不直接与人文知识分子对应.即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分子,只要他自愿做一个“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2],并且“将这种人文意识公之于众,即作为社会化的普遍言说话语,才具有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性质”.由此,非人文学科专业的人,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甚而是民间智者,就其人文性的社会影响而言,也同样属于人文知识分子.相反,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无灵魂的专门家,虽然其中有以传统人文学科（如语言学或历史学）为业者,但当他无视对象包含的人文意义,而以物理学类实证科学为典范建立专业旨趣时,就不在人文知识分子之列.[3]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上述两方面特性,可以说自己均已具备.仅以原理知识更新和自学能力来看,现在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与当初80年代中期攻读文艺学研究生时有了很大变化,即得益于此种能力.至于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与自己学术经历密切相关.

我1988年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开始进入当代文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所做第一个选题是：中国小说人物创造的历史考察.取小说人物纵向历史考察与横向文化、形态、伦理道德、美学等诸方面考察相结合研究思路.对象基本为当代小说中人物.此选题训练了我历史维度与面面观思想方法融合的能力.也确定了研究之最初即将细致分析与对于意义探求相关联的理念.该选题发表多篇论文,并大多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所复印.今日总结当时研究的不足是,有形而上学分割性思维的痕迹,尚没有很好地探究诸问题之间深层次逻辑联系,立体思维能力有待提高.所做的第二个选题是：西部文学研究.80―90年代黄河乃至青藏高原,一直到新疆广大游牧地区的作家以“西部文学”相号召,颇成文学气候.该选题意在追踪和描述西部小说家创作轨迹,发现和总结西部作家独特的人文追求,研究西部文学的《走向形式的西部人文情感》[4].当时的理念是：西部人文精神,诞生在蛮荒拙朴未经现代洗礼,且保持原始生命力的西部,主要集中在西部汉子身上,以之对抗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缘此选题和众多西部作家建立和保持了深刻的感情联系.价值取向是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追求淳朴未经雕琢的人生状态与意义.今日反思该选题,张扬西部人文精神,以其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的理论诉求,与文学研究指归相契合.体现了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不足在于学理性基础不够,如能以充分学理性论证确认西部文学内在特性,那将更有理论价值.此外,对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对淳朴人性与现代文明关系的理解和把握还有些简单化.上述两个选题的积极成果是让艺术感知敏锐起来,锻炼了用评论性话语表述对作品意义理解和判断乃至审美评价的能力.

1998年随着由兰州大学中文系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选题领域由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转向文学理论.思考及研究问题依次如下：第一,后殖民理论.全面系统地阅读、理解和梳理了后殖民理论.该选题起因来自边缘化感觉：多年在兰州大学任教,以及西部文学研究的人生经验和学术积累,自然形成了边缘感觉和价值判断,即将边缘性存在与批判价值直接联系.从边缘进入文化经济的中心,更深切感觉边缘的悲凉与被遮蔽.这样的感觉与后殖民理论天然契合.最终,还是人文学者求真精神帮助和矫正了我：逐步摆脱情绪的左右,自觉意识到后殖民理论不具本体论思想,其最重要价值乃是思想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比较视野,即后殖民理论的方法论可作为研究自己特定领域即对象的诸多方法之一,且需要与其他方法和理论相互结合.今日总结这个学术思考过程,意识到其中对意义的追求,以及力求学理化的努力是人文学者最宝贵的.第二,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文学经典问题已经形成一个问题域.其中该问题域中有诸如文学经典的性质、生成、流变、改写和消失等问题.文学经典内在艺术价值的机制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文学经典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遗产,具有易感性、普遍性、正极性和给予性.重读文学经典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重读”是为了重温和发现意义.一般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重读”有所不同.应予以区分.前者为在审美经验中体验审美价值,审美价值不断延伸,与历史同行.后者任务为发现艺术价值.艺术价值属中性,随着文学理论发展及方法拓展,艺术价值的发现始终处于过程中.文学经典的文本分析的任务,是以特定艺术效果为逻辑起点,由果溯因地发现和解释艺术效果形成的机制,即文学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的文本原因.这是学理性地与意义打交道的工作.所谓实践,是文本分析既有基本理论,更是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具体分析实践中的展示.实践部分成果主要为《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两部著作[5].该选题领域后续期可研究问题有如下方面：1.与西方叙事学沟通,形成若干范畴和概念的互释,努力形成若干中国特点叙事范畴.这个工作需要比较视野.比较不是某具体学科的特性和方法.其工作方式为个案性.人文科学方法观若干代表性形态分别有理解、直觉、智慧、描述和个案性.因此,个案性文本分析具有抽象出普遍性理论的可能性.文学经典文本分析,即呈现为“评论为理论服务”.所谓理论,即可能形成的若干中国特点叙事范畴.作为建设中国叙事学之基础.2.形成文学经典文本分析方法论,即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作品批评方法论.此方法论摆脱了亦步亦趋跟随西方文学理论各流派的逻辑.呈现为各种方法在文本不同层面相互转换和结合,由分析合乎逻辑地走向审美评价.即学理性地与意义相联系.“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题不是从某一逻辑起点开始,通过形而上推理方式得出新理论,而是回到文学现实本身,力图从文学经典本身发现特异现象,力求用理论予以说明,当理论不能说明某个文本现象的时候,表明此现象超出了理论覆盖,现象向理论提出了挑战,文学理论创新机制就出现了.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后期,我意识到以往所谓发现特异性的文本现象,还缺少当代中国多民族一体文学的地方性、文化差异性的维度.由此,我做了一些学术史的调查：“有意识的少数民族文人文学研究和理论建设,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起步.但基本研究趋势依然是将民族文学和民族民间文学视为整体.民族文学理论和民族民间文学理论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因此,以我国多民族一体为具体语境,具有现代意识和跨人类学民族学的宏阔视野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还是一个有待建设的课题.提出这一课题,也是基于对普适性文学理论的挑战.解放后我国以探讨普遍性文学规律为目标的文学理论,无法解释和说明民族文学地方性、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文学理论与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特点出现如此不适应,建设任务自然地提到了日程”.[6]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如何创新?不能依照文学理论原有思路,必须重新提问题,可是哪些问题是有价值的?目前尚不清晰.基于此,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形成跨学科视野,汲取相关学科资源,从中获得启发,提出超越原有文学理论,具有较高创新程度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也正是我目前正在做的研究课题：多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建设.我所在的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已经分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合作,举办青年学者论坛,为博士生和青年学者搭建了一个学术平台,贯穿其中的学术思路即是：跨学科视野中的多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

回顾学术研究轨迹,我的总结和思考在于,首先,基本贯穿了不断自觉地知识更新,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且始终秉承着人文关怀精神,执著于意义的探索和追求.其次,人文关怀中主要内涵为对善良的辨析和确认,辨析和确认善良与自我良心相关.即真正投入的人文关怀,在对象中辨析、确认和肯定善良的有价值的东西,也在拷问自我是否善良?是否有资格判断意义.这与真实相关,也与自我人格相关.再次,我依次选择的研究课题,不是直接关于社会政治、国计民生问题,即一般不会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话题或问题.但是与公共空间有内在关系.如果说,第一方面反思的内容,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自己可选择与控制.那么,第二、三方面的反思,是困惑所在.这些困惑是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之困惑,窃以为具有标本意义.

先说与所谓公共空间的内在关系而产生的困惑.

所谓公共空间的概念,主要来自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我主要在借鉴汉娜阿伦特思想资源的平台上讨论问题.汉娜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人的沙粒化.所谓沙粒化,是指人们感到自己是孤独、多余和无根的.“他感到没有人站到他一边,没有人能够分享他的感情和感受（尽管它们根本没有表达过）.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谁也不会和他一起行动,因此他无法去做任何事情.他甚至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感到处于无人的贫瘠荒野之中.与此同时,与他人的分离和断裂,会逐渐演变成与自身的分离和断裂；在感到不被周围人接受和信任的同时,一个人会变得不接受和不信任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粒沙等”[7]克服沙粒化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可能实现.因为,在公共空间中人的“行动”才可能展开.公共空间“能够看见我们所看见、听到我们所听到的那些人们的在场,确保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现实性”.其意义在于,所有人都能够投身、安置于其中；也正因为此,才有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能够相互吸引同时又能相互区分.[8]我的理解是,公共空间是大家可交流共享互相支持的意义所在地.“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所思、所言,即在公共空间中相会.但现实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公共领域已逐渐消失,以至于重建公共性已变得比较困难.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大体形成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很是不同.[9]文学公共空间的消失,文学研究处于边缘地带,对社会发生影响很微小也更为曲折.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研究结果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还能够进入吗?能对社会对现实人生有多少帮助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在此不加展开论述.我想表达的是目前人文知识分子的具体处境,一方面,承认文学公共空间业已消失,是很让人文知识分子痛苦的事情,另一个方面,我们依然在从事的学术研究宿命般地与对人的关怀、对公共空间相联系.终极性的关怀变得渺茫,缘于工作和职业的关怀即暂时的中间阶段的关怀还存在.用日常生活的白话来说,我们管不了那许多,只能尽自己所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心里非常清晰中的无奈.当然此问题和人文学者各人研究领域有关.作为文艺学学者可能困惑更深刻些.此问题和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有关.

继而说辨析和确认善良与自我良心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单位制度下文人生态”[10]问题相关.有学者认为,当代文人身份认同有几副面孔,其中一副面孔即是私人忠诚问题.即“是做‘正直的人’还是做‘灵活的人’,是做‘正身之士’还是做‘仰禄之士’,实是当代文人身份认同的第二重面孔”.并进而概括出单位制度下的文人的三种选择.三种选择分别为：第一种为“正身之士”.以冯雪峰为代表.这类人“生活在写作事业之中,无意挟权自重或援结权势,不甚计较世俗利害”.第二种为“仰禄之士”.以姚文元等为代表.这类人“他们不乏才华,但文学于他们更近于应用技术,可借以升职谋利.他们不会迂腐固守某种‘主义’,相反,为利益可随时抛弃或袭用任何理论.巧于揣摸媚迎,是其基本生存技术”.第三种为“通权应变”之士.这是一种中间状态：“既希望坚守文学之‘道’,亦希望审时度势,处理好与周边各类势力的关系,营造有利人脉.此类身份追求要‘道’、‘势’兼修,以‘势’卫‘道’”.此类人最成功的人士为周扬[11].如果我们将该论文作者所讨论的“文人”换成“学者”,此三类选择也恰与当今高校学者人生态度选择相吻合.笔者困惑在于,我们自然均属于第三种状态.我们有学术志向,有愿为之奉献之“道”,可在现实处境作了许多妥协以营造“势”,以使学术研究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必要的环境.那么,一个悖论就出现了：一方面,文学关怀并安顿人的心灵,文学研究就是对文学此特性和功能的判断乃至肯定,此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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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的理解是,人文知识分子工作的蕴含与谋生从最初就具有不可兼容性.此即有学者所提出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职业困境”[12]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早在巫术文化解体之后的苏格拉底时代,人文意义的职业性就已是引起争议的问题.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一个大主题即是关于人文‘德行’能否纳入‘职业’的辨析.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德行乃自由人之人性根基,不可与谋生手艺等量齐观.苏格拉底坚持启发德行的哲学谈话不可取酬,这有着比维护清廉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人文德行作为本体价值无法商品化进入市场交换,它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全部使用价值的本体,因而无价可估.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教化不是基于功利操作分工的特定职业（专业）,从而,以人文教化为业的人文知识分子没有职业.或者说,在以劳动使用价值为基元的社会交换与分配系统中没有人文教化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这意味着社会拒绝或者不便（难于）供养人文知识分子,无法向他们按劳付酬”.[13]可是历史已将人文知识分子铸造在高等学校的人文学科之中并成为职业之一种,所以,困惑是宿命般天生就有的.除了自己尽可能地洁身自好外,我以为科学研究等体制方面,也应作些修改.这是我等广大学者的希望.比如,何以当前学术垃圾和学术剽窃如此之多?缘于许多所谓学术成果,其产生不是来自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以及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或简单地说不是来自对于学术的热爱,而是来自此成果可以变成工资以外的好处.比如评奖以获得学术荣誉,学术荣誉又转而可与学术职称评定挂钩.职称评定又与工资挂上了钩,变为个人可得的物质利益.还由于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形式不是普天下均认可的定理,难以有统一的客观标准,权力插手评奖等活动更方便.学术评奖日益变成权利分配,失去了原本鼓励学术自由争鸣、打造学术精品的初衷.其实,缘于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视学术研究为生命而不是外在手段的人,即便没有评奖他也照样执著地做.那么,取消任何评奖,不给予学术研究以任何奖励,使得学术研究成果没有机会和荣誉利益挂钩,那么,热爱学术的人依然还会继续做,而以学术为敲门砖和换利益的人自然就撒手不干了,为获得荣誉而制造的学术垃圾自然能逐步减少乃至消失.正如老子《道德经》第三章所言：“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等”即只剩下必要工资,这时,大学知识分子与厨师裁缝在职业分工方面没有区别,剩下了那些执著于思考真善美的终极理想,具有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的人们,他们甘于清贫地当大学知识分子,是否可为出路?

[1][3]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62―163页

[2][12][13]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刘俐俐：《文学评论》1996年4期

[5]刘俐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刘俐俐：《“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1期

[7]崔卫平：《积极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

[8]参见崔卫平：《积极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第160页

[9]赵勇：《八十年代、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及其他》,《粤海风》2010年3期

[10][11]张均：《单位制度下文人生态》,《粤海风》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