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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文题,源于何小波老师有篇文章叫《让小学生和语文谈一场“恋爱”》.
与何老师的结识,是十年前的事了.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我约山东德州的张传军老师写了篇稿子回来,题目是《别再穿着棉袄洗澡》.（当年正是韩寒走红时,在写作的问题上,他写过一篇《穿着棉袄洗澡》的文章）看过张传军老师的稿子后,觉得观点新颖、针砭有力,无疑是一篇有立有破的好文章.这篇稿子刊发出来后,在全国读者一片叫好声中,只有何小波老师写文章提出异议.何老师当时的文章题目是《也谈“别再穿着棉袄洗澡”》,观点虽然是站在了张传军老师的对立面,但是无论语言还是思想,不分伯仲.为此,在当年的杂志上,我开辟了“作文·争鸣”这一栏目.那是何小波老师的名字让我记住的第一次.这十年来,何老师笔耕不辍——写稿、投稿.因为考虑地域和作者群的缘故,我们却只能从何老师篇篇都堪称佳作的文章中挑选一二来发表.
何老师让读者深有印象的,应该是四年前和河南张志红老师的一场“笔战”.当初张志红老师写了一篇《“作家”全民化》的稿子,观点与教学主流认识相冲突,但是张老师从自己的立场与角度出发,以培养学生“写”的能力为核心,将自己的观点论证得有理有据.因为张老师观点异于常论,所以在刊发当期的稿件之后,我在卷首位置写了《发,还是不发》的文章,写了刊发这篇文章的惴惴之情.就是张老师的这篇文章,拉开了张、何二人长达三年之久的论战.他二人从各自的教学经验出发,各执一端,一见到对方的观点出炉,就立马写文章相驳.期间两人写了较多文章,我们杂志上刊发过的,也并非全部.围绕语文教学的目标,二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我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是特别明了,看着他们各执一词的争论,我莫衷一是,只是将他们的这些观点刊发出来,希望在他们的争辩当中,辩出个明确的目标来.因为长时间的争论不休,后来我向两人提议：我将他两人的号彼此提供给对方,在我曾经创建的一个“编读交流”群里就这一问题来个大争论,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后来,因为在2010年我有了一次教学实践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厘清了这个问题,就写了一篇让这场争论有终结性的文章——《目标问题,含糊不得》.我的观点,也得到了张、何两位老师的认同.为此,何小波老师在去年第11期杂志上,还写了《要有取法乎上的目标,更要有“写”的意识》一文.
何老师是我们杂志最忠诚的读者与作者之一,也是最敢于对我们杂志内容说“不”的人.在今年第三期杂志里,当我在实验基地开发过的《〈狐狸和乌鸦〉新编》经单光玲老师整理刊发出来后,何老师就课中体现出“恶”的因素立即写文反馈（本专集中《培养孩子向善的思维》即为此篇）,而我的《把生活植入作文是“动态作文”的思想之一》也正是对何老师疑虑和担忧的回应.让我惊讶的是何老师在《培养孩子向善的思维》一文中提到的思维方向,正是我运用动态思维在《〈狐狸和乌鸦〉新编》后续开发中的内容,何老师提到的种种可能,我在实验基地上过的课堂上,几乎都得到了体现.而在此之前,何老师不知道我课堂后续的内容,我也从来没跟何老师交流过这方面的任何内容.而何老师能想到这一切,在我看来,应当归功于何老师对教学的敏感和长期以来的思考吧.
从立言的角度而言,除了思想的独立性与思辨性外,心中充满善意与爱心更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何老师,无疑具备了所有.一个老师,行走在自己的地盘上——校园里,从天而降的一听可乐砸在头上,不仅泼了一脸的可乐,额头上被砸的包还破而出血,那是一种怎样的狼狈!何老师并非圣人,他的第一反应,是所有正常人的表现.但随后对事件的处理与反思,并且将之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来利用,就不是一个普通教育者能有的胸襟和教学行为了.我们感动之余,更多了一种敬佩之情.
何老师倡导教学中要让学生和语文谈一场“恋爱”,对于这个牵线搭桥让学生和语文能产生感情的“红娘”来说,他不仅是对语文,甚至对学生、对教学、对教育,都在进行着一场“恋爱”的马拉松,生命不竭,“恋爱”不止.只有像这样的人,只有拥有这种教育精神的人,才会打心眼里喜欢上教学,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教育事业上,何老师不一定会有什么惊人之举,但他为自己心中的教育追求过、付出过,这对于一个教育者已经足够了.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