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代读”不能代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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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经典传播的代表,《百家讲坛》等一批经典“代读”节目强势崛起,大批经典改编电视剧不断涌现,新版《红楼梦》,新版《三国演义》纷纷播出,似乎给传统经典阅读指明了一条出路——“代读”.所谓的“代读”,主要是指听众通过讲解者绘声绘色、几乎是说书的通俗演绎方式,或者电视剧观众通过观看名著改编影视剧的方式来获知经典的内容,起到替代阅读经典效果的现象.经典“代读”主要利用电视媒体的强势效应得以广泛、迅速传播于大众群体,这正是电子传播时代的最大优势所在.而大批的初高中学生由于学习时间紧、压力大,加之本来就对经典阅读缺乏兴趣,成为了这类经典“代读”的忠实拥护者.“经典代读”对于面向大众开蒙启智、传播文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尤其是对未成年中学生的巨大影响也应引起人们的反思.从经典阅读的本质意义来看,“代读”越来越显现出局限性,甚至阻碍了人们对经典的领悟和把握.中学生作为未成年人,其心理和生理的发育都未成熟,因此也更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经典“代读”对中学经典阅读的不良影响主要是由于其无法克服经典与“代读”的矛盾、经典与商业的矛盾、个体与大众的矛盾.在这三组矛盾的互相作用下,“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大众传媒肤浅化、庸俗化的弊端,也因此成为误导中学生的“帮手”.经典“代读”对中学生经典阅读的不良影响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

一、　经典与“代读”的矛盾：学者对中学生的“精神代乳”

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原汁原味,也在于它的非娱乐性,这就决定了经典与“代读”互相排斥的属性.把经典加以通俗化、娱乐化后再让人去接受,犹如古人所谓的“嚼食喂人,徒增呕秽”.只是在当今这样的消费社会,经典文化,也被以快餐的方式加以消费.在读者娱乐式地消费这一经典文化的同时,经典文化的丰富内涵在这过程中也趋于消解.

一方面,经典“代读”削夺了中学生亲近经典、享受经典带来的审美乐趣的权利.《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收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所以,我们一直提倡中学生要广泛地进行经典阅读,并且强调要亲自去读,读出自己的感受,读透经典的价值.但“代读”正是在一方面彻底地背离了经典.在经典“代读”的过程中,学者以学术权威的身份居于强势地位,由他决定对经典的取舍,决定经典解读的内容与方式,而学生则以经典解读的接受者身份,居于弱势地位,被动地接受着学者对经典的解读.在此不对等、不平衡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学生只能成为被动的受导者,而不能成长为自主的阅读者.本来,学者的经典“代读”只是起到导读与示范作用,希望借此可以在受众中引导和提倡一种“自读”经典的风气.但最终却成为学者始终高居受众之上,一味地将个人的阅读体会与心得,单向灌输给中学生.这就人为地阻碍了学生从被动的受导者向自主的阅读者角色转换的可能性,使学生止于对经典“代读”者的崇拜,而与经典名著本身渐行渐远.那些扮演“代读”角色的“学术明星”自撰著作的火爆与经典原著的相对冷落形成的鲜明对比,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学者的“代读”所表达的往往只是一家之见,不一定具有普适性.由于《百家讲坛》等经典“代读”节目主要采用的是类似于大学讲堂的节目形式,往往是一个学者作为主讲人,而台下和电视机前的广大听众就成为了完全的受众.这种形式就限制了“读”的过程中“争鸣”的出现,而让讲坛的内容变成了某一学者学术观点的陈述.而作为中学生的受众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或这一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不能对学者所论述的观点加以辨别,只能全盘接受,并将其奉为圭臬,就可能导致经典认识的片面化.对于广大的初高中学生来说,他们的生活经验还不丰富,知识积累尚浅薄,更没有对应的专业学科修养,他们选择用“代读”的方式来亲近经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功利地应对中考和高考.这样的一家之见,由于缺少必要的学术争鸣,除了生动的说书形式,很难打动青少年受众,促使他们去阅读经典,而只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固化的概念.这种对于经典的固化概念不仅会束缚中学生解读经典的思路,更长远地来说,会影响到整个学术界对经典文学进一步的品读、研究和挖掘.

正如梅新林和葛永海所提出的比喻性概念“精神代乳”一样,经典原著犹如“精神母乳”,是哺育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源泉,而经典“代读”就如同用人工合成的代乳品,替代原汁原味的母乳,向大众灌输,人为地切断受众群体与精神母体的联系,阻隔了受众群体充分吸取“精神母乳”的渠道,最终导致受众群体以走向经典始,却以背离经典终的悖论.

二、　经典与商业的矛盾：媒体经典对中学生的误导

《百家讲坛》等“代读”节目和经典翻拍电视剧的火爆离不开媒体商业运作的推波助澜,但经典与商业运作,并非相安无事.作为演播经典“代读”的中心舞台,媒体在沟通、调适学者与受众群体的关系时,同样不能不受到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双重诉求的制约,彼此之间的交合、冲突,常使媒体的文化策略选择与文化角色定位陷入两难境地,也因此引发了诸多的质疑与批评.

媒体是集合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诸多传播类型的综合性指称,它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显性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其背后有着多重隐性力量的作用.媒体受收视率左右,先是文化消费,其次才是文化提升,媒体往往导控学者和受众,如与学者的学术思想、文化理念发生冲突,将学者纳入既定的模式中,学者被同化和改造,导致学术个性的削弱.同样在收视率指挥棒下,学者在“精神导向者”与“大众迎合者”的角色选择上,也常常将口味置于营养之上,即尽量满足人们阅读的“懒”“快”“短”“趣”“奇”的时代口味,因此,经典“代读”中的娱乐性极易演化为“愚乐性”.而这样的经典“代读”所能带给中学生的只能是肤浅的、庸俗的误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学生通过经典“代读”来阅读经典还不如不读.对于扭曲经典的“代读”,不仅会影响青少年对于经典的把握和理解,更会导致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扭曲,可谓贻害无穷.首先,大众对媒体的选择力,迫使学者向大众“投降”.在经典“代读”的过程中,学者的学术理想与受众群体的欣赏口味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鸿沟.诚然,学者有权坚守他的学术理想,可以决定“讲什么”及“如何讲”,但在电视机前的受众群体却可以用遥控器做出“听”或“不听”的自由选择,这反过来对学者的“讲什么”与“如何讲”起到关键的制约作用.媒体首先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如何弥合彼此的鸿沟,从而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央视《读书时间》与《百家讲坛》的不同命运,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失败与成功的两个典型案例.《百家讲坛》创办之初,栏目制作人就将其定位为“开放的大学”,在价值取向上,也更多地吸取了大学精神,坚守着学术理想,然而曲高和寡,无法为更多的受众群体所接受.鉴于此,《百家讲坛》从内容到形式不断进行调整.在内容上,舍弃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偏重于人文科学,在人文科学中又偏重于历史文化层面的经典名著；在形式上,由开始模仿大学论坛的常规形式逐步走向表演化,甚至带有书场说书的特征,这是媒体为迎合大众口味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结果,是媒体在收视率指挥棒下,急于获得社会认可而不得不做出的巨大让步.中学生作为此类节目的一大受众群体,由于缺少经典阅读的积累,容易盲目地接受节目中对经典肤浅的、世俗化的解读,陶醉于节目中书场般的娱乐氛围里,从而丢弃对于经典阅读所应具有的严谨和审慎的态度.

更糟糕的是,媒体为博取眼球,将“正说”演绎成“戏说”,给“代读”烙上商业的烙印.经典翻拍电视剧虽然都一再强调“正说”,但在商业模式的运作下,商业类型片的烙印始终无法摆脱.趣味庸俗化、人物类型化、冲突浅表化、视听惊险化等类型片的种种要素,在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都能看到其影子.比如,追求趣味的庸俗化,黛玉之死以裸露的香臂引起观众的感观震撼；追求人物的类型化,以“铜钱头”的装饰来抹杀人物的个性化设计；追求冲突的浅表化,把人物的内心冲突,一一转化为外部的激烈动作,不管这些举动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追求视听的惊险化,用故作神秘的背景音乐来刺激人的感官.凡此种种,不但使中学生对于经典的理解越来越窄化,也使中学生的审美趣味进一步庸俗化.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这样的经典“代读”实际上是在削弱经典.在某些“代读”节目中,部分学者为了商业利益,抛弃了学术的底线,为搏出位而屡屡炫奇弄怪.这些“代读”节目在造就一个个“学术明星”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学术道德的沦丧.

三、　个体与大众的矛盾：中学生个体精神在大众文化中的消亡

正如“精神代乳”理论所阐述的,经典“代读”最终会使受众群体对人工合成的“精神代乳”产生强烈的依赖性,长此以往,必然养成一种文化惰性,形成片面乃至偏执的文化口味,并使受众群体对“精神代乳”品失去鉴别力与鉴赏力,进而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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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生的事物,也更容易由于对某一事物的依赖而产生惰性.经典“代读”节目和经典翻拍影视剧的诱惑,会使中学生更愿意在这样一种娱乐化的氛围中“亲近”名著,而放弃对于名著本身的阅读和品味.但这种娱乐化后的经典,是扭曲变形的经典,它已经脱离了经典原有的精神基础,所以它能给予中学生的精神滋养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负面的.经典“代读”原本可以引导中学生开展经典自读,但在大众传媒的扭曲下,却进一步削弱了中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使中学生更觉得没有必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去阅读经典,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可怕的悖论.

相对于经典“代读”所造成的这种不读的现象,经典“代读”所造成的“不思”“不疑”“浅尝辄止”的思维习惯对中学生影响更为深远,更为可怕.以于丹为例,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她所做的,是利用大众媒体来将经典“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于丹不是对孔子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

张健、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J］.素质教育大参考,2007（08A她只是向听众宣传经典说了些什么,却从来不表达对经典的哪怕一星半点的疑问.看过《百家讲坛》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于丹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有着很出色的口才,但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演说家的特点是只传输“真理”,不传输疑问.于丹的特点也是这样,她滔滔不绝地向读者灌输孔子怎样说,庄子怎样说,却从来不去引导读者对孔子和庄子的话进行反思和批判.于丹的语言是雄辩的、华丽的,她喜欢用一些很长的排比句,喜欢提出一长串的人生问题,然后引经据典,以肯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而于丹自己也承认的,于丹在公众面前要扮演的,是宗教布道者的角色.布道者的特点是,把经典当作信仰的对象而不是思考的对象.她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读者和听众去相信经典,而不是去思考和怀疑经典.在于丹看来,孔子和庄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圣人的话是不会有错的,不要试图去怀疑圣人,按圣人说的去做就可以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于丹把孔子和庄子当作了世俗时代的教主,她自己则是教主的代言人.在诸如于丹这样的“学术明星”的布道之下,青少年对于经典近乎膜拜,而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的经典中不乏许多糟粕,如果全盘的接收,简单地按照圣人所言而行动,无疑会失去自主思维的空间和能力,从而导致独立思考的“个体的消亡”.

人的价值在于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学所要培养的高等人才应该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如果我们的中学生在大众传媒下的经典“代读”之中就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意识,自主思维的能力,那么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就更无从谈起.

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也是民族核心价值的充分体现.让中学生阅读经典,是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对于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强化文化共同体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大众分享文化经典,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大众传媒掌控下扭曲的经典“代读”对中学生经典阅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需要警惕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我们只有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分享文化、传承文化并进而达到重建文化的目的.

梅新林、葛永海.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08（02所以,如何引领中学生从经典“代读”走向经典“自读”,成了语文学科教学研究者一项不可推卸的时代任务.而经典阅读,也许正需要学者从经典接触的最基本原点出发,用朗读原文,而不是讲读、代读的方式来引领中学生实现向经典自读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