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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经济论坛的始祖,达沃斯论坛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并成功地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全球具有决策权的政商精英汇聚一堂,进行头脑风暴.高端政治资源对接跨国会员企业,会议平台辅以研究报告,是达沃斯论坛打造影响力的利器；而洞察力领衔,积极布局新兴市场,成为达沃斯论坛长盛不衰的秘笈.各大高端论坛纷纷落户中国,为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展示自身软实力提供了最好的国际舞台.
中国再次刮起论坛旋风.2012年9月,天津,第六次夏季达沃斯论坛成功举办,与会各国政要、商界精英2000余人济济一堂,在“塑造未来经济”的论坛主题下共同探寻路在何方.尽管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但相对自由的表达环境和具有发散思维的议题设定,碰撞出不少精彩纷呈的观点：温家宝总理肯定四万亿政府投资的功绩；林毅夫教授乐观表达中国未来20年仍有8%的潜在增长率；李稻葵教授大声疾呼中国股市改革需要公正司法体系、摆脱地方政府干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则将新技术革命比作银行业的空气等
当中国越来越看重“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地”这张名片时,不由得令人深思,作为非组织的达沃斯论坛,身处江湖之远,何以能高登庙堂之侧?
翻越政治巴比塔,打造高端平台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脉搏息息相关,但利益格局又极为复杂.世界需要一个平台,能在经济的重大拐点时刻,跨越政治藩篱和国界利益,共同应对危机,走过经济不明朗的雾区,探寻未来的增长方式.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又称达沃斯论坛）的凝聚力正基于此.作为全球非会议的鼻祖,世界经济论坛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不介入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利益的立场.这种政治上的中立准则,有助于冲破传统的政治和经济障碍,促使不同的组织和个人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而其逐步建立的国际组织框架,为成功搭建各国政商精英交流平台、推动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探讨世界话题,带来了便利.
身为创始人兼现任论坛主席,现年已74岁的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可谓达沃斯论坛的灵魂人物和幕后推手.施瓦布是裔瑞士人,少年时游学广泛,在瑞士成为经济学和机械工程的双料博士,后远渡重洋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拿下国际关系管理硕士学位,恰逢其时,美国经过二战后的黄金时展,国力强盛,企业界也迎来了第三轮兼并潮,意在争夺全球市场的跨国企业轮廓渐明.1971年,回到瑞士的他从某家德国企业募集5万美元,邀请400位欧洲工商界人士在瑞士发起成立了“欧洲管理论坛”,共同探讨美国崛起及其跨国公司发展大潮下,欧洲应当如何面对.随着论坛影响力的与日俱增,5年后其改为会员制.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成为一家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非国际性机构,并确定了“改善全球状况”的宗旨.
“会议+研究”构建国际影响力
通过对接高端政治资源与大型跨国会员企业,如今,达沃斯论坛已成功地提供了供政商精英群体进行头脑风暴的高端平台.而影响力如同雪球,越滚越大.时至今日,达沃斯论坛聚集了1000家基金会会员企业,大部分是世界著名跨国公司；40多个国家的元首亲临现场,2500位来自90余个国家的政商、学术、艺术圈明星出席年会,寥寥几个数字已勾勒出达沃斯论坛独具一格的号召力.
其魅力何来?主要由会议平台及研究报告双翼推动.每年冬天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的冬季年会最负盛名,G20集团中所有成员国的政府高层均已与论坛建立合作关系,参会商界以传统跨国企业为主；而从2007年起落户中国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9月举行,也称新领军者年会）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此外还有每年10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办的全球议程峰会.在三大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会审时度势,灵活举办各种地区峰会,以帮助搭建区域性政府及企业之间的互动平台,2011年其地区峰会涉及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东、北非和欧亚大陆.
尽管促进政商互动、推动经济发展是其主业,但也不乏无心插柳之功.非的论坛色彩,有助于探讨正式场合难以调解的问题,甚至可以帮助“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坐在一起,促膝长谈.如2011年6月于泰国曼谷举行的东亚峰会上,论坛帮助缅甸政府和其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实现了会面,从而推动了缅甸的转型过程.
在搭建让全球具有决策权的政商群体进行“头脑风暴”的会议平台之外,达沃斯论坛发挥影响力的另一利器则是其三大研究报告体系,利用自身的资源,通过《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风险报告》和《战略洞察力》,为世界政经当局提供决策参考.其中,每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成为国际权威研究报告,其以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等12个指标构建国家竞争力指数,以此排序并分析江山座次升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各国厘定自身在国际经济版图中的年度坐标.
洞察力领衔,布局新兴市场
通过全球1500余位专家所构建的议程理事会,对改善世界状况相关的75个议题进行集思广益的持续探讨,达沃斯论坛在研判世界格局与经济走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洞察力—锁定未来焦点所在.1987年,从欧洲管理论坛升级为世界经济论坛,是其开拓全球视野的第一步；2002年,将年会移往刚刚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纽约召开,以昭示团结、提振信心；而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在东方立起了支柱,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彰显出论坛对新兴经济体、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关注.
“我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一是经济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二是地缘政治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是决定权由企业向终端消费者转移.”施瓦布曾如是判断.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1/2的GDP来自新兴市场,达沃斯基金会最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也足以佐证这一变迁,尽管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商精英及学界翘楚仍占据了主流,如高盛投资公司董事长彼得·萨瑟兰（PeterSutherland）、戴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MichaelDell）、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Hockfield）、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Carney）等,但那些兼具国际机构任职经历的新兴国家人士则成为新宠,如约旦王后拉尼亚·阿尔·阿卜杜拉（H.M.QueenRaniaAlAbdullah）、来自非洲加纳的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Annan）,国人熟悉的达沃斯常客朱民也成为这个权势榜的一抹亮色,身为来自中国的IMF副总裁,自2005年开始,他几乎出席了每年春夏两季的达沃斯论坛,FT中文版主编张力奋称其“达沃斯成就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