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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杂文,在现实生活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有人说,可以提出一点新锐的批评,给人以震动；有人说,可以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给人以启发；有人说,可以提供一些新鲜的知识,给人以智慧,如此等等.但是,就总体而言,这种作用常常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常常是在精神层面给人以程度不同的收获.正如鲁迅在给徐懋庸《打杂集》作的序中所说的那样,“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大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就是承认这种“于大家有益”的社会作用,但是很难具体化.有人甚至因为看不到杂文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作用,或者看不到杂文对批评对象的具体影响,便叹息“杂文无用”.从一定角度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这样一种比较抽象而近乎模糊的答案.
可是,有一篇杂文却不是这样.此文一出,不但在思想影响方面具有新锐的批评、新颖的观点和新鲜的知识,给人以震动、思考和鼓舞,而且在干预社会生活方面同样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使众多“日记罪”蒙冤者由此获得解脱,从地狱重返人间.此文一出,思想僵化者如临大敌,严加追查；身蒙冤屈者奔走相告,如逢甘霖.此文一出,不仅对广大读者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为中国杂文史留下一种极其真实而且也极其珍贵的纪录.
这一篇杂文,就是乐秀良同志的《日记何罪》.
今日的青年,可能很难体会到老一代人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那种“舆论一律”.当是时也,报纸杂志“舆论一律”,开会表态“舆论一律”,开口说话“舆论一律”,诸如此类姑且不论.就是人们的私人生活,也都在各个层面上逐步“舆论一律”起来,无论男女老少,衣服是统一格式的中山装、列宁装,衣服的颜色是统一格式的蓝色、黑色,吃饭是统一格式的“大锅饭”、“大食堂”等可是人既为人,个性难泯,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受到压抑,难免在私人日记中对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国家大事隐藏一点自己的独立思考.这其实不过是一种自己跟自己说的心里话,说不上什么宣泄,更说不上什么腹诽.结果却大出善良的人们所料,因为日记吃官司、受歧视、被打击,却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有的人因为日记被打成“”、“胡风分子”,有的人因为日记被关进监狱多年,有的人因为日记而妻离子散,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日记竟然成为一个人“可悲可耻”的一种“罪证”,而用日记整人的人不但认为自己“合理合法”,而且竟然认为自己“正气凛然”.这不是谁编造的故事,正是当年左倾路线压力下的现实生活.《乐秀良文集》中记录的１８位当事人因日记而获罪的种种情况,不过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个小侧面,豹之一斑而已.仅此一斑,就可以使人看到那种罗网之残酷,那种封闭之窒息.了解这种背景之后,就不难发现,乐秀良同志发表的《日记何罪》在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石破天惊,又是一种怎样的真诚、勇气和智慧.
杂文界曾经有人呼唤“带响的杂文”.乐秀良同志的《日记何罪》就是这种“带响的杂文”.此文一出,掷地有声,声若洪钟,振聋发聩；又似雷霆,惊天动地,简直就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中国杂文界的一声绝响.这种“带响的杂文”绝不是谁“呼唤”一下就能出现的,也不是哪个作者想“带响”就能够“带响”的.这种“带响的杂文”是时代的产物.不是人民群众对与法制的渴求,孕育不出《日记何罪》这种“带响的杂文”.
在这本文集中,这种“带响的杂文”当然远远不止是《日记何罪》一篇.《日记何罪》只是其中的一篇代表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杂文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灵魂,也是人的一种风格和品位.换言之,杂文就是人.乐秀良同志以他的文章和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身实践,生动表现出他作为杂文家人品与文品的高度一致性.（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