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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长着一张嘴,主要功能有二：一吃饭,二说话.吃饭是为生存,说话是为表达所思所想.至于为恨而咬人、为爱而接吻等作用,毕竟发挥的时候不多,免谈.
人不吃饭会活不下去,人不说话就会沉默,就会憋屈,就会浑身上下不得劲.因而鲁迅说：不在沉默里爆发,就在沉默里灭亡.因而古人说：防人之口甚于防川.二者都具有同等的意义.
最近30年,最大的变化,主要还是解决了嘴上这两个问题.其中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人有饭可吃,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权利,有的还越吃越好,吃出了铺张,吃出了浪费,吃出了肚腩,吃出了毛病.但这方面人们已谈论得很多,在此我只想谈谈说话的权利.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一位领袖引述的民间的习语.古往今来,人们不知说了多少话,天空也依然顶在我们头上,可见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领袖这话既是转述,就未必真是心声.有人信以为真,自然祸从口出了.且不说普通人,就是功高盖世的彭大将军,也因言得祸,难保善终.到路线横行猖獗的“文化大革命”,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谨防着自己出言不慎而祸起萧墙.那种阴影,一直笼罩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当年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传播了几句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外国电台的话,就被刑事拘留了好些天.
30年改革开放,30年弹指一挥.如今,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说话了.在火车上,我曾经听到有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议论某位高官,言辞激烈却又空口无凭,大有造谣诽谤之嫌.他的身旁就坐着一位,只是微笑着,偶尔反驳一下他的观点,却丝毫没有要将他抓起来的意思.而如果你到北京打的,出租车司机似乎个个都是刚刚列席政治局会议出来,会滔滔不绝地向你“传达”一堆政治新闻,牵涉人物的级别和所述事件内幕的保密程度,显然都是最高级的,但好像也没有人要去查证或者辟谣.
就拿《文学自由谈》来说,上面所刊出的文章,要是放在30多年前,许多作者很可能会因文而获咎.幸运的是,这些年来,不仅《文学自由谈》的作者,似乎全国的文学艺术界,也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艺术家因为创作而获罪的.写作是说话权利的延伸.记得大约20年前,王蒙先生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说一个家庭尝试早餐方式的改革,改来改去都不合适,最后还是改回到老爷子的稀粥咸菜上.当时马上就有人牵强附会,往政治上上纲上线,说作者居心不良,影射攻击.一些人紧张莫名,一些人则幸灾乐祸,文艺界一时风声鹤唳,山雨欲来.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一切风平浪静,王蒙照样写作,照样发表作品,照样到处考察讲学.他来桂林与大家座谈,有人问他：你这小说到底想写些什么?先生狡黠一笑：你说写什么?就写稀粥嘛.是的,也许他确实写的只是稀粥,仅此而已!
这个看似孤立的稀粥事件,得以波澜不惊、有惊无险的方式解决,实在是习惯于莫谈国事的国人的莫大欣幸.此后,社会逐渐兴起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新空气,人们终于可以比较充分畅达地言说自己的观点了,嘴巴的吃饭和说话权利,都得到了基本的保证.应该说,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应有的宽松环境.30年来不再听说有因言获罪、因写作获罪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十分庆幸、也十分欣慰的事.
随着网络的兴起,人们自由言说的环境有了更广阔的拓展,言说权利也有了更充分的体现.在这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下,倒是有些人滥用了言说的权利,践踏了人性的底线,玷污了话语的崇高,也扭曲了说话者的灵魂.这类言说除了文坛上“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鬼词外,更多的还表现在官场上,譬如治下明明多有死伤的矿难,却还拍着胸脯保证安全；明明刚收受过巨额贿赂,却仍在冠冕堂皇地做报告；明明知道某领导毛笔都拿不好,却仍狂吹羲之再世、怀素遗风,不惜拿单位重金索购“墨宝”等
由此可见,环境的改变固然是言说自由的外在因素,但人的素质的提高恐怕才是真正言说自由的内在保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恐怕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