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心”到“社会管理”——食品安全保障问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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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法律之于食品安全保障的作用十分关键,但食品安全保障绝非一个依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时下媒体对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密集报道产生了经由“议题限定”的“铭印效果”,在民间话语层面重新激发了简单的重刑主义思维.对法律作用之过分倚重所衍生的“法律万能主义”思维和媒体报道下所衍生的“重刑主义”思维的相互勾连,并无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从决策高层的角度而言,需要跳出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中心主义”思维,转而强化食品安全保障的社会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过程.

关 键 词 ：法律中心；社会管理；重刑主义；食品安全；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100-04

作者简介：丁冬（1985-）,男,山东淄博人,法学硕士,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食品药品安全法律监管、司法制度.一、法律、法治与法律中心主义

当法学逐渐成为苏力所说的“世俗而不卑俗”的事业时,法律帝国主义式的思维逐渐浸淫到人们的日常思考之中.刻下的中国,立足于不同的立场、视域以及利益判断,“立法中心主义”和“司法中心主义”都各有自己的市场和受众.“依法治国”、“法治社会”这些华美的大词已经成为人们思考问题时一个潜在的知识背景.“法律与权利”、“法律与秩序”、“法律与正义”,这些激动人心的语词,在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法律人的呼号下,更显得澎湃.客观论之,从人治时代走向一个言必称法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长足的和弥足珍贵的进步.毕竟确定、可知的规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我们还可以用一张长长的清单,说明法律和法治的好处.相对于可能会达成更高层次“善治”的人治而言,法治虽有其短板所在,可事实的另一面却是：实现更高层次“善治”的人治带有极大的随机和恣意,而这又间接印证了法治的长板所在.法律效用的发挥、依法治国的实现,确实需要一种言必称法治的惯常性表达来支撑,这也是法律得以实践、法治得以养成的关键性要素.

可是,这种思维的浸淫,也在潜移默化中使我们在处理许多问题时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思考方式：

“问题出现——法律缺失——完善立法”,这种思维,只是在一个侧面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或要害.其致命的短板也显而易见：这种问题应对模式或者说思考方式将法律与秩序简单地勾连在一起,这种线性逻辑下的简单结论是,法律的完善与否构成了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或控制的唯一正解.这里隐含着一个非常强烈的预断,即所有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法律的缺位或者不完善,而完善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甚至唯一途径.法律成为秩序的唯一供给者,政府独享对不轨行为的判断和控制.[1]5这是一种典型的如埃里克森所说的“法律中心主义”思维.这种思维投射到当下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程度的“铭印效果”,深刻地影响着执政者和社会民众,甚至有可能走向一种“法律万能主义”的窠臼.

关照当下与现实,如果不做一个塔式的自说自话者,我们就必须谨慎地自问：法律的完善是否就必然能够带来权利和秩序的增长,法律的完善是否就能够带来所有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坚持法律的完善与权利、秩序增长间的正比例发展关系,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如下的问题做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什么普通民众的一个普遍观感却是法律越来越多,权利和秩序却越来越少?贪渎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劳动者权利保护问题,诸此等等,无不反映了法律应对的乏力.一方面是法律法规的日趋健全,一方面却是民众普遍渴求的秩序感和安全感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如果法律的完善仅仅变成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纯粹数量累积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则法律的完善就会变成一种华美的表达而不是切实的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固然可以从法律系统内部寻求解决之道：比如作为我国立法者把控法律实践情况的最常规、最稳定、最有影响之监督手段的执法检查,比如作为连接日常生活世界与法律世界之沟通管道的司法.但仅凭这些是否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本身是值得怀疑的.系统内部的自我修正仅能起到自我完善的作用,而社会治理则是一个多层级控制系统共同参与的过程.比如埃里克森就将社会控制系统进一步区分为“自我实施的个人伦理”、“双方合约”、“非正式实施的规范”、“组织机构的控制”和“法律”五个次系统.[1]149-165按照埃里克森的区分,在整个社会控制系统中,法律仅仅构成了其中的一极——尽管与其他相比,是至关重要的一极.

因此,如果摒弃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阶层利益,从一种相对客观超然的视角来看整个社会治理的过程,则如何破除“法律中心主义”这一固化思维对我们寻求因应社会问题新维的禁锢,就是一个颇待思量的问题.一定意义上,从“法律中心”到“社会管理”,代表着一种可欲的努力方向.

社会管理,其含义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二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的管理”.[2]在实践中,基于中国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传统的影响,各级政府往往习惯性地从第一个层面对社会管理进行解读,而恰恰忽视了决策高层提出这一新的政策性概念乃是着眼于如何激发社会多主体参与管理社会的过程和实践的真意.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破除法律中心主义思维就是要寻求如何在法律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架设沟通管道的问题.这一问题,在食品安全保障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单纯法律的革新似乎并未带来食品安全水平的大幅度提升,社会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保障的管道尚未有效发挥其作用.

二、媒体时代、食品安全乱象与重刑主义思维

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几乎被置于显微镜下为社会所关注.笔者追踪关注新华网社会频道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据粗略统计,2011年1月到8月期间,全国各地媒体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达130余件.按照这样的报道频率,几乎是不到两天就有一篇这样的报道.不同于以往“纸质化”的平面传播时代,在今天这样一种“网络化”、“微博化”的立体多维的媒体时代,同一则信息被更大量的人群所看到的几率大大增加,异质化的网络空间,客观上也为诸如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