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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我曾幸运地参加中国作家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和访问了两个月.我们游历了许多城市,参观了苏联的许多工商和农庄、学校和幼稚园、博物馆和风景区,欣赏到世界著名的艺术,接触到许多苏联的人民,了解到许多新鲜的美好的事物.我觉得我不仅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并且是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那里,我看到我们祖国未来的远景.现在,当我要向大家谈谈苏联所给我的印象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谈起,因为苏联给我的印象太丰富了,比如说：他们的共产主义建设,他们的幸福的生活,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艺术的光辉成就,以及他们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感受.
现在,我只想谈谈那并未包括在访问计划之内,但却使我最难忘的一些东西.我想用我的亲身感受告诉大家,苏联人民是怎样热爱着中国.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同志们!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同志们!我国的青年、妇女和儿童们!在苏联的许多城市,在许多次欢迎和欢送我们的宴会上,苏联人民曾不止一次地为你们的健康乾过杯.
苏联人民从大人到孩子,渴望知道更多的关于中国的事情,虽然他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了.他们渴望更多地看到中国的戏剧和电影,更多地读到中国的文学作品.他们非常热爱中国.“中国”这个字眼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字眼.正像苏联这个字眼在我们心目中一样,它是包含着“战友”“亲人”“朋友”“兄弟”这样的意思的.
美帝国主义,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遇到一起的时候是那么亲热无间.我们可以素不相识.互相不知道姓名,说着不用的语言,甚至于没有翻译,我们却能够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热爱.美帝国主义,他是永远不能理解的.
在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巴库,第一次宴会上我们谈到了两国文艺作品的交流,大家认为这将取决于翻译工作者.一位音乐家说：“在艺术的交流上,音乐是有着它特殊的优越性的,它不需要翻译,就可以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陪我们来的阿布列金同志起来问音乐家,他说：“假若今天的飞机只有十五个座拉,使得这两位翻译同志不能同时到来,你将怎样欢迎中国同志,你将怎样表达你心里的话呢?你将怎样使对方了解你呢?”显然,阿布列金的问题使得音乐家有些发窘了,但是他很快找到了答复,他回答：“实在没有办法,我就等我就弹一支国际歌!”
音乐家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是的,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却有着共同的歌声.在苏联,我们常常听到那些熟习的歌曲,那些当残酷的战争的岁月,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鼓舞过红军战士,同时也在华北敌后战场鼓舞过我们的歌曲.当我们偶尔同时唱起这些歌曲的时候,我们和苏联同志用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心情的激动是一致的,对侵略者的愤怒是一致的,就像是同一条战壕里的兵士.这时候,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呢?
歌颂中苏人民友谊的歌曲《莫斯科——北京》,在苏联是非常风行的：在苏联女英雄卓娅的学校里,举着红领巾的女孩子们唱着这支歌；在幼稚园里,四五岁的儿童们唱着这支歌；在列宁格勒飞着雪花的夜晚,街道上行进的红军战士们唱着这支歌；在每一处餐厅里,乐队演奏着这支歌.有些乐队,不但演奏了中国国歌而且还演奏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第比利斯的旅馆里,一位歌手用华语唱“东方红”竟唱得那么准确.当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深深感到苏联人民对中国的热爱.
是的,即使没有翻译,也不能限制我们之间感情的交流.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是没有遇到过的,在火车的车厢里、在马路上、在餐厅或是在剧院的休息室里,常常有素不相识的苏联人来和我们攀谈,但是我们互相听不懂话.自然,我们并没有按照刚才说的那位音乐家的办法来作,因为实际上我们也还是有着共同的语言的.我们共同的语言是世界上两位最伟大的人物的名字.
对方把双手握在一起,说着：“斯大林!!”难道这还需要翻译么?只要提起这两个伟大的名字,我们的心就立刻症结起来了.等这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在筵席上,只要有人说出这两个伟大的名字,不要等翻译,大家立刻举起杯来；在会场上,只要讲话的人喊出这两个伟大的名字,不要等翻译,大家立刻鼓起掌来.等
在这种场合,我常常很激动地感到作一个中国人的光荣,作一个时代的儿女的光荣.苏联人民热爱中国,这是和中国有着这样一个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伟大领袖分不开的.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无限敬爱.
关于这一点,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带了一些纪念章,预备给我们所接触到的苏联人民留一点纪念.苏联人民对纪念章的欢迎和追求,使
我们感到出国前准备得太少了,以致不得不考虑到“节约”.我难以忘记,在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那些来自各共和国的青年作家们当得到纪念章的时候那种狂喜的感情；我难以忘记,苏联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怎样摘下他们身上的青年团团徽或少先队队徽,腼腆地走过来,挂在我们的衣襟上,而当我们取下自己的纪念章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怎样向他们的同伴瞥着骄傲的眼色.我难以忘记,在第比利斯的旅馆里那位替我们收拾房间的老太太,她特地来到我的房间,用满是皱纹的手,指着胸前,说着：“!”这时,一个纪念章是不能使她满足的,因为她还有丈夫,而她的丈夫对中国的感情并不下于她.
作为纪念品,有时并不限于纪念章.譬如说,我正准备吸烟,一个不认识的苏联人走过来,笑着从我手里拿走我的火柴而把他自己的火柴递给我.当时我感到奇怪,稍一思索,我就完全理解了,因为我的火柴是中国的.而每一个苏联人,对于中国都是热爱的.
也许你们要问：每一个苏联人么?我说,是,每一个苏联人,每一个青年和少女,每一个老人和儿童.就说幼稚园里三岁的孩子吧,他们向我们齐声高呼：“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致敬!”托尔斯泰孤儿学校的孩子们,并且特地为我们组织了一个丰富的晚会,晚会一直开到夜深,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唱着歌,不忍散去.在苏胡密疗养区,孩子们围起我们,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带中国的小朋友一齐来,问我们在这里住多久,当我们回答说只住一天的时候,他们大失所望了,要求我们多住几天.在莫斯科,我们去少年剧院看“红领巾”的演出,台下坐着的完全是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每当休息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就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递过他们的说明书要求题字,有的并指定叫写“斯大林,,和平”,他们热情地把他们的红领巾解下来系到我们脖子上,我们的团长冯雪峰同志已经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也被系上了红领巾,这种情景,使我们说不出的感动.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真挚的友谊,是随时随地流露着的.在莫斯科,有加入我们去书店买书,不巧得很,书店没有关门,我们立刻想起原来今天是星期日.我们正预备离开的时候,书店的门开了,里边的人说：“请进!今天虽然休息,但中国同志来买书,我们很欢迎.”在巴库,我们曾看过一很动人的舞剧,事后我们知道,这天是礼拜一,是剧院的休息日,从来不演出的,因为中国同志难得来到巴库,演员们宁愿放弃他们的休息.在第比利斯也有这种情形,剧院特为我们限时更动了剧目,把他们最好的节目演给我们.我们所住的旅馆,把最拿手的菜招待我们,并且察看我们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当我们把某一种菜吃光的时候,餐厅的服务员的脸上立刻取出满意的微笑.
我们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当地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和许多作家,常常每天从早到晚地陪着我们游览和访问,许多时候,主客双方为匆匆的离别而惋惜,许多送别的宴会上,年老的主人热情地歌唱起来,表演起他们民族的舞蹈.在基洛瓦巴特的采得金集体农庄,庄员们冒着雨欢送我们,在我们的汽车旁,不停地拉着手风琴.在巴库的海上采油区,欢送我们的群众更是热烈,使得我们的团长激动得向群众发表了热烈的演说,当地的区委书记最后向群众说：“中国同志们能来到巴库,并且特别来到我们这个区,这是我们这个区的光荣.今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流血,我们要用新的成绩来回答他们.”这时,人群里喊起口号,他们的区委书记紧紧地抱住冯雪峰同志,亲吻着.
这时候,我流出了眼泪.我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博得苏联人民这样的热爱和尊重?为什么我们的到达,会对苏联人民产生这样一种鼓舞的作用呢?很自然的,我想到了,想到我们的解放不和今天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想到我死去的战友,想到今天刻苦工作着的同志.同志们,我想到了你们!我替你们接受了苏联人民对你们的热爱!
我深深地感到：生在中国,作一个的儿女,和斯大林的儿女们一起,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前卫,这是值得自豪的、是非常光荣的.但我们应当拿我们新的工作成绩,来回答这光荣.
（图片见原版面）中国作家曹靖华给苏联作家柴科夫斯克佩带有肖像的纪念章（新闻摄影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