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周年后的教育回归香港的大学为什么这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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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上大学是因香港的魅力还是那儿大学的魅力一开始可能是爱香港,而后来发现是爱大学.在萝卜大学和白菜大学之外,还有土豆大学可选择――为什么不尝尝土豆呢

香港的大学正在让内地的大学紧张起来.

北京的某所著名大学在5月份对各院系的主要老师下了命令,7月份不许请假、出差或出国.每人派一个指标,到内地各省招状元.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培训,这些培训的细节包括：老师要放下身段“求”状元的家长；要,有时候不是直系家长说了算,可能是七姑八姨,那么谁讲话算数找谁商量；不能点了头就算完了,要拉了把表填好才算完事.

这个类似于“推销保险”的培训看起来好笑,却是北京的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等都在采取的措施,它们要面对一个很严酷的事实：香港的8所大学一字排开,面向内地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将通过全国高考招生,与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参加远程网上录取.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岭南大学等高校采取的是自主独立招生的形式,与内地高考招生平行进行.

尤其是,香港大学甚至取消了英语笔试,计划在内地25个省市招生250－300人.

一位家长抱着必胜的信心说,孩子高考的第一想法是去香港念大学,因为“在内地上大学已经没有多少想象力”了.

到香港上大学,对家长和学生构成了一种新的吸引力,并激发了他们持续的热情和想象力.

为什么会是香港

“香港教育已经错过很大的机会,在1980、1990年代就可以开动.”对于北京和香港状况都很了解的文化批评人陈冠中先生说,香港作为一个区域的教育中心,那个时代启动会更厉害.

香港最早只有一个公立的香港大学,1949年后,很多的私立的大专、教育学院、师范学院等兴起.1960年代,这些私立的大专发展得非常不错,其中三所大专合并成立为香港中文大学,由政府拨款.1990年代,理工学院也升格为香港理工大学.浸会大学也是由最初的私立学院发展而来.

许多港人抱有同样的认识：吸收一点内地的好学生,冲击一下香港的学生.陈冠中举了个例,以香港最好的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而言,可能每年要招100名学生,但香港生源不足以支撑这个专业,可能招进来的学生不是都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如果扩大在内地的招生,就能很好地缓解这个问题.

香港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是环境,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都很愿意到香港来教书,香港为教职支付的钱比美国还高,把有名的教授请回来,大学排名就会提高,外界对香港高校的印象就会不一样.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张五常在香港大学,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而一位在美国圣母大学教书的著名朦胧派诗人也将回到香港,在中文大学担任四个终身教职中的一个,年薪120万港元,另安排一套房子.大陆文化学者如张隆溪、黄子平也早就投奔香港而去.年轻一代的许子东等人也富有活力.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哈佛博士毕业后,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了6年书,在他看来,香港的大学教育可以走得更远,比如,可以重新回到大学教育的“私立化”,使大学的治理结构更符合西方的模式.他曾有个设想,让科技大学说服李嘉诚投资400亿港元来办大学,科技大学随之更名,在此之前,政府每年拨款7个亿作为过渡,过渡7年之后,彻底变成独立的大学.他为此写过一个报告给校方,但据说“没有任何反应”.

可以说,香港的学者对大学教育的抨击比内地尤烈,李欧梵写过《过度管理――香港大学教育的危机》,丁学良写过《何为世界一流大学》,正是在这样持续不断的论争和反思中,香港高校的开放性和活跃程度向上攀升.

香港是什么

香港还是不是内地人眼中的文化沙漠香港的大学处于全球高校版图上的什么战略位置为什么对内地学子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论调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1927年1月,鲁迅应邀赴港演讲,一班文学青年针对当时香港文学艺术活动万籁无声的状况,向鲁迅先生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茅盾先生也曾经写道：用“醉生梦死”来形容抗战初期的香港小市民的精神状态,并不过分等因此,当我在1938年2月底来到香港时,似乎进入了一片文化的荒漠,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陈冠中说：“从上世纪初20年代的争论开始,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的话题就留存到现在,其实是根本就不对的.”

教育专家杨东平也告诉《新周刊》：“现在已经不太有人提香港是文化沙漠了,这在以前是由于隔阂造成的,是内地人的一种傲慢.香港无论整体社会文明,还是大学内的校园学术氛围都是很好的.”

贾樟柯最新筹拍的电影是要讲1940年代的香港,许多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在解放前夕回国报效,使得香港当时成为智力中转站和国恨家仇的情怀码头.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和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以粤语歌曲和粤语电影为主要代表的香港产品散播到世界各地,在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引起了人们对香港文化的重新审视.但是有了商业和大众化的娱乐仍然被视作“文化沙漠”,将文化上的正统与之隔离开来.

然而,香港文化造就了饶宗颐、李欧梵、金耀基、查良镛等当代大师,孕育了郎咸平、丁学良、董桥等一批具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的学者,也包容了第一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和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龙应台等“异类”在香港的发挥.

香港,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外部环境,对内地而言,它是自由港口,对西方而言,它有东方传统.因之,在香港,读大学大有“背靠东学、面向西学”的绝佳战略地位.

在美国的学者薛涌语出惊人地说：“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担心.他说：“许多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只有在香港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下才会回国.看看香港这些大学的师资,内地大学早已不能望其项背.”

香港的大学舍得在学生身上花大笔奖学金,2007年,香港大学的招生人员说：“今年预留了840万入学奖学金,可资助60名内地优秀学生每人14万港元的入学奖学金.”香港中文大学也不落后,其奖学金政策为提供约100名名额给予内地学生,每名学生可获得总值约50万港币的奖学金,分4年发放,每年12.5万港元.

薛涌感慨地说：“大陆的精英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境不好的,纷纷以去香港为首选.等学生素质提高了,香港的大学就会在各方面建立对内地一流大学的绝对优势.”

陈冠中也表示：“香港高校的奖学金加上具有吸引力的外部,可能是内地学生愿意首 选报考香港高校的原因.”

香港高校的教育回归

香港的高等教育正在卷土重来.1997年之后,与内地的高度互动、互访和互通,使得香港迎来了自己的教育回归.

19世纪牛津大学教授纽曼写了一本书,就是有名的《大学的理念》.在这本书里面,他对大学的理念做出了概括,大学就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想的高级的保护力量.

杨东平说,内地高校和香港高校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两种教育模式.香港高校遵循的是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通才教育原则,其真正目标是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公民教育.

“好学生的标准会不一样.”杨东平说,“内地的高考高分学生到了香港需要接受一次洗礼.”

杨东平说,如果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咨询报考内地还是香港的大学,他会“毫不犹豫”地推荐香港,因为“香港任何一所大学都比内地一流大学要好”,“国内名校的办学模式相差无几,而香港高校完全不一样,这是两种教育模式的竞争”.

1999、2000年的时候,杨东平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待过一段时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学生社团活动能力之强,“一个星期的学生活动可能是内地学生一个学期的活动之和”.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发生过三起校园风潮.一次是刘遵义校长到任后,推进国际化双语教育,引起学生们的反弹,认为有违中文教育的基本价值；第二次是学生们发起的“护树运动”,学校要铺路,需砍掉50年以上的树木,学生们把每棵树上都系上黄丝带,轮流值日看护；第三次是关于校刊上副刊内容的调查,也搞得轰轰烈烈.

使教育学者杨东平感慨的是,香港高校的学生深度地参与到校方事务的管理中来了,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内地大学流行一时的更名现象,学生们的反对声就从来没被正面听取过.

2000年,香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也引来了港大有些团体和学生的质疑,认为在任时的威权有违“价值准则”.

尽管香港有些大学的校园很小,不如内地大学的一个分校面积,但是香港的高校教育正在通过各种积极的努力,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行走.

“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柯尔做过一个统计,全世界在1520年之前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当中,其中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大家可以看到,不以赢利为目标的这些组织,最具有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类似一个宗教组织,它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就是mission.”

以上这段话来源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一个讲座上的录音,内地的大学管理者们并非不清楚正确的道路在哪里,他们只能在另外的道路上做着尽量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