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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不同性质的高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进行改造,有的进行取缔,有的学籍不予承认,但对北平私立辅仁大学除了进行明令嘉奖外,还特准追认沦陷时期“辅大”毕业生的学籍.那么,何以如此呢?
日寇摧残我高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凶残而狡猾的日寇知道,欲亡其国家,必先灭其文化,故对我高等教育摧残十分惨烈,狂轰滥炸,肆意杀戮.沦陷区一批重点大学纷纷迁移到大西南、大西北等后方,调整重组,继续坚持教学.据统计,抗战爆发前108所高校中,有94所迁移到内地,占87%.
就北平而言,卢沟桥事变前,全市有19所高校,命运各不相同.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朝阳学院等10所高校陆续迁移到大后方,继续招生办学；
私立民国学院、私立北平铁路学院、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3所高校停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取缔2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强占私立燕京大学、私立协和学院,稍后燕京大学迁往大后方成都,协和学院在一年之后的1942年也在成都恢复教学活动；
坚持办学的4所：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私立中国大学（中国学院）、私立北平国医学院、私立华北国医学院.后两所大学规模很小,学科单一（只有中医）,是没有名气的学校.前两所在沦陷区比较有影响力,且坚持办学,抗敌不屈.
铁蹄下坚持办学
辅仁大学为何能够一直坚持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办学,而免除被关闭的命运呢?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性质的大学,筹办经费来自美国本笃会圣文森会院,随后每年几十万美元的办学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圣文森会院和罗马教廷捐助的基金会所产生的利润.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损失惨重.美国本笃会为辅仁大学所筹措的基金贬值了,又不能再在美国募到新资金,学校办学经费十分紧缺.在此情况下,1933年,该校改由经济、人才充裕的一个天主教宗派团体——德国圣言会接办,6月20日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从此,辅仁大学的主办团体便是德国的圣言会了,学校由此获得了充裕的办学资金和人力资源（教授和管理者）,而且因为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所以它能继续在北平办学而未被日本强占.
1937年秋,辅仁大学在全民族抗战的“隆隆”炮火声中,继续招生办学.重庆密令北平辅仁大学仍继续维持原状,充分利用和德国的关系,联络平津其他具有国际性质的教育团体,尽量吸收沦陷区青年,培养爱国人士,延续中华文化教育事业.在沦陷区内,应遵循三原则：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悬伪旗,以示正义不屈.
辅仁大学之所以能够在沦陷区坚持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也与校长陈垣有很大关系.陈垣作为“辅大”校长及一代史学大师,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其言行和态度对学校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沦陷区,陈垣政治上无自由,行动上受监视,经济上拮据,身边师友相继南下,亲人分别.他也曾想南下大后方,但考虑到数千名学生的学业与丰富而心爱的藏书,最终决定留在“狼窝虎穴”,在铁蹄下的北平与敌周旋,抗敌不屈,学校因此得以继续开办.
沦陷区“抗日大本营”
沦陷期间,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迫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迫作为必修课,教材也被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有的学校蛮横地要求师生进校门时,必须对日本国旗鞠躬.
辅仁大学也有日伪经常来校盘问搜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要经常填表报告学生情况.从1939年开始,日本派遣细井次郎以第二外国语教授的名义来校做驻校代表.1942年,细井次郎又升任为日文系主任、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来的日籍教师增多,学生中也有许多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进行监视.
在此情况下,校长陈垣与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洋和尚）出面与日伪交涉,坚持学校不挂日本旗,不用日语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写的、旨在推行奴化教育的教材的大学.
但是,日伪并不甘心让辅仁大学“特立独行”.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之后,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这些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其附中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质问”校长陈垣.陈垣回答：“我们国土沦丧,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
陈垣和文学院院长沈兼士等人还巧妙地进行学术文化抗日.
陈垣在1940年的《辅仁年刊》中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蛮貊之邦”指的是沦陷区.因为陈垣看到个别辅仁大学毕业生在为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十分痛心,因此劝诫同学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沦陷区,也不能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的事情.陈垣引用这些经典,谆谆告诫学生,日伪明知其深意所在,但因为引用的是儒家经典,也对他无可奈何.
沈兼士是汉语言文字学权威,他在沦陷区常用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写文、赋诗、撰联愤斥日寇.如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文末落款为“民国廿五年二月廿一日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在《吴著经籍旧音辩证发墨》文末为：“民国廿九年四月四日写于北平寓庐之抗志斋”；在《杀、祭古语同源考》文末为：“二十八年除日于北平寓庐之识小斋”.这里的“打鬼节”、“抗志斋”、“除日”均表示出鲜明的抗日色彩.1941年,他给高步瀛的挽联云：“冀北马群空,后进何知失大老；天上欃落,家祭无忘告乃翁”.他用欃（扫帚星）比喻日寇,表示日寇必败,中国必能雪耻复国.在敌伪严密的“文字狱”罗织下,旁人捏一把汗,而沈兼士却处之泰然.他曾给山东曲阜孔庙和同人及弟子写过这样一副用甲骨文写的楹联：“九有无人御虎兕；万方今日竞龙蛇.”解放后,当时有“通儒”之誉的陆辛农见到这副楹联曾评价说：“沈先生真了不起,不愧是位抗日的英雄人物,他居然敢在日寇侵华的最猖狂时期,在沦陷区内写出这样激愤的抗日词句,难能可贵!”沈兼士解释说：“九有就是九州,就是中国的国土.虎是猛虎,兕原指犀牛,这里用为野牛的意思,是指日寇.这句话是说九州大地沦丧,一任虎兕横行,竟然无人能驾御.下联是指二战,整个世界都在龙蛇相争,天下大乱了.”陆辛农说：“好在这副楹联是用甲骨文写的,日本宪兵队就是发现了也不知写的是什么.可万一认出来呢,那可就要掉脑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