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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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第一批新式学堂算起,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事业规模基本上一直在扩张.从大学当初的几所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所,在校生从最初的数以百计到超过2000万,毛入学率超过1/4.大学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的新阶段,但大学精神的变迁却不是一条笔直的上升线,而是经历了两起两落.

上升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也是中国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当时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起点却不低,一起步就形成了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政权不能垄断大学,民间的教育家可以创办大学,最早的一代大学校长多是有理想的教育家,其中最杰出代表是蔡元培先生.

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3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开中国大学精神风气之先的人物,是因为他具备4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也出现了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威廉三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国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

我国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也有限.国民政府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他主政清华大学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主张“大学不是衙门”,因保护学生,当面顶撞,把他起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都出面呼吁放人.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只好放人.

抗日战争期间,教育部想用行政权力干预大学课程设置和考试方法,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给教育部长陈立夫写信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信虽然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跃然纸上.可见当时大学可以不向政府低头.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大学有时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学术水平成就却不低,产生了一代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一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相比也不逊色.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大学的追赶目标从德国转向美国.庚子赔款本来是清朝统治者留下的民族屈辱,但美国将所获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深刻影响.清华大学的前身,就是留美预备学校,一批又一批留美学生,如梅贻琦、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竺可桢,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领航者.他们都接受了美国的通才教育思想.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美国大学的独立地位和学术自由比德国更有过之.美国的大学格局以私立为主体.谁来办,怎么办,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经过“二战”,美国超越德国,执世界科学之牛耳,为当时中国知识界所追慕.

重挫

5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在精神上遭遇了一次重挫,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院系调整.这次调整,始于1951年底,在1952年下半年,结束于1953年.从数字上看,把中国原有的211所高等学校,调整为182所,减少了综合大学,增加了工业、农业、师范、医药等专科院校.私立大学一律改成公立,招生人数成倍增加,特别是工科招生幅度增加最大,其次是师范.当时是想通过院系调整,让高等教育适应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用有限的财力、尽快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标准化的专门人才,但从深层次看,这次调整给中国大学造成了深远的内伤.

当时,全球已经进入美国、苏联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实行全面苏化,教育也纳入了以苏联为师的轨道.美国的大学体制和教育思想,则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成为批判对象.苏联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国家权力至上的高等教育.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完全失去生存空间,公立大学一统天下.在这种计划体制下,大学一切资源配置完全由行政权力主导.大学校长完全由的组织机构来安排任命,民间的教育家独立开办高等院校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当时是按照条条和块块来配置大学.条条就是国家部委,国务院主要部委都设立了本专业的高等院校,比如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邮电学院；块块就是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省一般都设立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而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以及音乐、美术等专门学院则每个大区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这样,民国时期留下的大学,约3/4都被动了手术,打散重新配置.以浙江大学为例,调整前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7个学院,曾经被誉为“东方剑桥”.经过调整,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工学院航空系与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党院.新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4系.院系调整前,中国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55所,调整后只剩14所.这14所综合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也只是文理学院而已,不能再设有工、农、医等学科.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虽然保持大学之名,实际上已经改建为单一的工科学院.

文、理、工分家,使大学丧失了学科综合的优势和学科交叉的活力,创造力大为下降,大学精神的传统被切断.一些曾经达到国际前沿的研究型大学,逐渐落伍,辉煌不再.80岁的资中筠和70岁的杨继绳是清华大学前后校友,但杨继绳对资中筠说,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正好在院系调整那年毕业,而杨继绳1960年才入学.杨继绳在清华读书期间,根本没听说过陈寅恪的名字.由此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到60年代已经未留下一点痕迹.经过调整,文科比重大幅下降,从原来的1/3下降到1/7,后来进一步下降到不足1/10.一些学科干脆被取消,如政治学、社会学,都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大学的创伤不仅来自于院系调整.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中国知识界自我阉割,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的观点统帅.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本人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1950年代末期中苏两党两国发生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而成了教育思想的实验田.中,实验进一步升级,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初期停课闹革命.19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模范人物,但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合成牛胰岛素、发现.当时,所有的大中专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就业的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

有一些老派的人教育家,有机会担任大学校长,还能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看到教师谢韬因牵扯30万言书,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就向自己早年的学生长罗瑞卿提出要求,把谢韬安排到自家院子住下来,算是帮助审查.后来实在撑不住,谢韬才被关进秦城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也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一开始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最后把郭影秋调到人大担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可见当时名牌大学校长的相对地位比现在高.

中兴

去世以后,他的教育实验难以为继.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中兴始于恢复高考.1977年7月下旬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官复原职.8月初,他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在8月6日的会上放了一炮,要求当机立断,废除推荐,恢复高考.“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19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3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1977年秋恢复高考,有570万人报考,只录取了27万.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就联名上书.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党组处理.”结果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1978年又有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实际招收40.2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林乎加1978年5月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他还给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调到北京市委担任第一书记.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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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情况来看,否定,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到“十七年”,回到以前；二是和世界接轨,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教育家.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等措施,并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上世纪80年代,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源、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等一批人.

在当时,一些保持了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教授,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但李的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陈白尘就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再比如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晖成绩很好,但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结果就录取了秦晖.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在校期间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误区

从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到学术职称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说,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经费也是双刃剑.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权力掌控了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依附于政治权力.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财政经费多了,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什么“211工程”,“985工程”,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巨额经费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表现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秤.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40几万,博士生招6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80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80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1980年代初,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接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学历膨胀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强烈的学历扩张冲动都源于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但也是大学的巴结对象.学校的官员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上个世纪,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成为时髦.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轻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高官攻读博士甚至可以不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前去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或.

学风败坏的突出表现就是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故弄玄虚做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的官员,反而压制揭露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

展望

最近几年,反思高等教育,批评大学现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大学独立、学术自由、通才教育等理念已经为舆论所接受.政府也提出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但大学品质恶化的趋势尚无改观的迹象.

我认为,坚持目前体制,“国兴科教”将是缘木求鱼,“科教兴国”更是海市蜃楼.比较切实的途径是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归还社会.在经济领域,中国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的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在招生考试、发放文凭上都有一整套歧视性规定,让民办大学苦苦挣扎,半死不活.在美国,排在前10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最近,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当面向温家宝建言,希望在我们国家建立一所一流的民办大学.这所大学以学生为中心,建住宿学院,有一批德高望重的教师与学生住在一起,担任导师；以小班教学为主、讨论为主,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有同样的发言权；重视第二课堂,建立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广泛参加社会实践,培养学生广阔的视野.温家宝说,将来兴办的高起点民办大学不只是一所,可能会有若干所.民办大学要依法准入,其享受的政策应该同公立大学一样.这一承诺能否兑现,不妨拭目以待.况且,政府和公立大学的关系,也不应像现在这样如同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大学不独立,就是蔡元培再世也无从施展.朱清时办南方科技大学遇到的掣肘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坎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这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持续30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让生源迅速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如果危机爆发再重新洗牌,中国的大学还会经历更大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