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中孔子经济思想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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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作为“四书五经”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研究孔子经济思想,既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需要,也是全面批判与总结孔子学术思想的需要.孔子的部分经济思想在当今世界仍有一定的积极与借鉴意义.通过认真分析《论语》中孔子的具体言论,能够发现贯穿孔子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义利观,也能够明晰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上孔子的具体观点.

关 键 词：论语；义利观；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38（2013）02-0056-04

孔子在思想史上的伟大地位与影响已经得到了后世的公认.由于《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语的重要著作,它既是儒家经典,又是文学作品,因此该著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学界通常比较热衷于通过该书研究孔子的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而通过该著对孔子经济思想研究较少.事实上,通过认真分析《论语》的内容,能够发现贯穿孔子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义利观,也能够明晰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上孔子的具体观点.下面详析之.

一、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并不讳言自己对财富的认同与追求,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这坦率地道出了自己对财富乐于躬求的心态.他把求富之心概括为一般的人性,并强调求富应有其道,这就是后人所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理.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虽强调求富,但又反对对利益无限制地追逐.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孔子虽认为所有人都有求财求富的,但又认为君子与小人、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由于地位不同,谋取经济利益的范围与方式也并不相同.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又强调统治者要讲求礼、义、信,只有统治阶级讲求礼、义、信,老百姓才能敬、服、归.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为了对利的合理与非合理性进行区别,孔子又提出了“义”的观念,他认为义与利的正确关系应是先求义而后求利,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又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他认为取利必须合乎义,因此见利时必须想到义,合乎义的利,多取不为贪,不合乎义的利,虽少也不能取.孔子通过对待义利的不同态度指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认为小人是唯利是图的,而君子是唯义是图的.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宪问》）.可见,孔子虽追求财富,但认为不义的财富对自己来说好比浮云,“他将追求‘义’放在追求物质利益之上”[1].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他认为义有等级之分,君子之义是最高之义.子曰：“毋见小利,等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所说的小利,是统治阶级暂时的、局部的或个人的利益,而相对于这种小利的是统治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孔子在此告诫为政者必须不要计较小利,计较小利则成不了大事,只有具备长远眼光,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全局的、整体的利益.孔子并不反对利益本身.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可见,“在符合道义的情况下,孔子不仅不反对求富逐利,而且认为不求富贵,贫穷卑贱对人而言是可耻的”[2].孔子又把义、利与天命相结合,子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孔子在此认为人的富贵由天命决定,这有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色彩.但这种观点既有利于维护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因为他们的富贵是天命决定的,是合乎礼义的）,又有利于安抚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的贫贱也是天命决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孔子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持论,子曰：“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与“未若贫而乐”（《论语·学而》）.这样,在贫富不均、并不公义的社会里,孔子用天命思想与“贫而乐”的高尚情操去要求百姓安于本分,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故孔子之义其实是用所谓的义之名而行安定社会之实.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对歌颂舜的《韶》非常推崇,但对歌颂武王的《武》则颇有微词,为何会这样呢?因为孔子认为舜是由尧禅让而得到天下,而武王是伐纣得到天下,虽然纣王无道,武王伐纣顺乎民心,但在孔子看来,用武力推翻一个封建王朝仍不能看作为道义之举,而“‘亚圣’孟子则认为用武力推翻的君王是符合礼义的,这种行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3]”.可见,孔子之义有一定局限性.

《论语》中还论述了“礼”这个概念,“礼”是“义”的具体化与制度化,孔子认为礼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子曰：“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只有使人们在礼制规定的范围内去求利,才能达到全社会的和谐.而礼制的和谐是先王之道美善之处.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可见在孔子眼中,合于礼制的具体行为就被看作“义”,而合乎礼义的利益才是孔子所倡言追求的正当利益.

综上所述,孔子认为君子将义放于利之上,追求合乎礼义的利益,而小人将利放于义之上,因利失义,不顾及礼义而去求利.这就是孔子的“义利观”.这种思想是贯穿孔子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

二、社会生产总过程各方面孔子的具体观点

首先,孔子在生产上的观点还是比较多的.孔子重视生产劳动的成果,强调丰衣足食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把充足的粮食与军队放在治国的首位,认为只有粮食与军队充足,老百姓才信任国家.《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等”（《论语·子路》）.庶,人口兴旺之谓；富,物产丰富之谓.孔子对卫国人口充足与经济富裕有非常良好的印象,孔子把“庶”与“富”放在突出的地位,认为“庶”与“富”都完成了才能教之.以上两例都说明孔子重视物质生产成果与人口建设,但孔子却反对士人或君子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有轻视与贬低劳动人民的言论.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还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提出关于学种地、学种菜的问题时,孔子先干脆回答说“吾不如老农”与“吾不如老圃”,似乎显得很谦逊.但樊迟一走,孔子就评论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少年时曾因贫困参加过多种劳动并学会多种技艺,却并不以此为自豪,反而用惋惜的口吻对子贡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认为命贱的人才学习劳动技能,去辛勤劳动,具有封建剥削阶级的口吻.孔子强调说：“君子多乎载?不多也”（《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小人”该做的事情就是从事生产劳动来供养“君子”.孟子继承孔子之说,也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孔子这一思想导致后来的仕人阶层很少有亲自参与体力劳动者,消极影响是明显的.但孔子在生产上的积极影响也有不少.孔子主张改变历法,废除周历,提出“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种改变历法的行为是有利于农业生产与农业收成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商业发展的萌芽时期,“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占据主导,但“孔子却肯定从事商业的成功者.他褒扬年轻时就从事过商业活动的管仲”,说他后来的功绩是“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对学生子贡经商成为巨富,孔子也赞扬说：“端木赐（即子贡）不受约束,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屡屡猜中”（《论语·先进》）.孔子还提倡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爱惜良田.他在鲁国任中都宰和小司空时,曾将土地分为山林地带、川泽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平整地带等五类,认为耕作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土地因地制宜地种植不同的作物,做到“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孔子家语·相鲁》）.孔子虽提倡“父死葬之以礼”的孝顺之道,认为长辈亲人死之后必须以礼安葬,但他又竭力主张“因陵为坟,不封不树”（《孔子家语·相鲁》）,认为墓地应选在山坡上（因陵为坟）,一不积土为坟（不封）,二不植树或树碑为坟（不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占用良田,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当今虽鼓励火葬,但墓葬也多采取了孔子所述的这种方式.其次,在分配方面,孔子从缓和阶级矛盾的立场出发,主张轻赋薄敛的政策.他反对横征暴敛,也适当地关心人民利益.《论语》中有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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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领域《论语》中孔子思想虽不多,却很有价值.孔子重视商业,他主张废关卡,便利商贾行人.孔子曾批评臧文仲有三不仁,其中一不仁就是置六关向行商收税.孔子还曾说服鲁襄公废除六关,这体现出孔子在春秋时便已有了商业上不收税或少收税,进行开放性自由贸易的先进想法.孔子还提出“谨权量,审法度”（《论语·尧曰》）（即统一度量衡）的主张.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众多,不同诸侯国百姓之间经常进行商品交易,而由于度量衡不统一,不同诸侯国的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易时并不方便,虽然统一度量衡完成于秦始皇,但孔子早已有统一度量衡的主张.孔子还严禁商品市场上的擅自抬价行为,这对于打击投机倒把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主张“器不雕伪”（《孔子家语·相鲁》）,这是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即如何对待实用与形式以及真与伪的问题.“器不雕伪”就是要求商品的外观应当要服从其实际,严禁以假乱真.孔子这些主张在其担任鲁国中都宰和小司空期间大多付诸实施,这对于稳定与发展商品经济、端正市民经营作风、维护消费者利益都有着积极作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进行开发性自由贸易,反对哄抬物价,强调商品品质与质量,反对商品浮夸与炒作,这些做法都与孔子主张有承继关系.

《论语》中孔子谈论较多的是消费领域.孔子主张依“礼”而行,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问政》）.孔子想以“周礼”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消费标准,但孔子所处的是“礼崩乐溃”的春秋时期,他要坚持的“周礼”的规范法则即使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已失效.因此孔子本人也遇到许多有违“周礼”之事,其学说在当时也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同与支持.如“子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再如“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这都是不遵守“周礼”之例.虽然孔子学说在当时屡有碰壁,但孔子有些消费观点却值得认可与借鉴.子曰：“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下议也”（《论语·述而》）.孔子认为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上不必有过高的追求,而应当在学习与事业上严格要求自己.时人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认为孔子是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人.孔子认为不同等级的人消费水平不一样.当普通士人还未取得爵禄时,他们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生活消费非常贫困.但当仕人取得爵禄后,消费水平便应当随之改变,子曰：“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孔子说自己当上大夫后,出门不再步行.对于没有取得爵禄的士人,孔子认为他们应安心于“君子固穷”的状况（《论语·卫灵公》）,应当学习颜回的高尚情操,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做到安贫乐贫.而对于已取得富贵的人,孔子认为也应当要知足,不应有奢侈的追求.孔子曾赞赏卫公子知足常乐、不求华美的心态,孔子说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墨子也曾说：“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墨子》）,这也是强调知足常乐,该思想是与孔子相近的.孔子强调穷人富人都应知足,这与其维护统治阶级固有秩序的立场相一致.子曰：“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小人由于不安于贫穷,因此犯上作乱.无论贫富,知足都是一种美德.贫者知足,才能“贫而乐”（《论语·学而》）；富者知足,才能“富而无骄”（《论语·宪问》）与“富而好礼”（《论语·学而》）.只有人人都懂得知足,才能够上下相安,社会也就不会出现动乱了.要做到知足,就必须克服人性的弱点,自觉地节制自身的贪婪与,因此孔子又提倡节用克俭.对于“礼”与“丧”这种头等大事,孔子也主张节俭,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于衣食住行等其他方面,孔子更是反对奢侈浪费,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孔子曾赞扬自己弟子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貂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甚至连戴帽子这种小事,孔子也很注意.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按礼制的规定应该戴麻制的帽子,但麻制的帽子费工费钱,当时有一种用黑丝织的帽子比较省工省钱,孔子就赞成戴这种帽子.虽然孔子提倡节用克俭,但他也赞成不违礼法的合理享受.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这说明孔子对饮食也还是有讲究的.节用克俭并不是要求吝啬,吝啬是孔子强烈反对的.《论语》有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为尔邻里乡党乎!’等”（《论语.雍也》）.孔子要弟子原思做他管家,给其粟九百,原思嫌给多了就推辞,孔子请原思不要客气,如果原思用不了就用它帮助乡里穷苦人就是了,可见孔子虽不富裕,却比较大方.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周公是孔子最崇拜的人,但孔子认为一个人即使有周公那样完美的才华,但如果存在骄傲吝啬这两大毛病的话,他就不可能取得大成就了.

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存在于《论语》一著中,虽然它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但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研究孔子经济思想,既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需要,也是全面批判与总结孔子学术思想的需要.孔子的部分经济思想在当今世界仍有一定的积极与借鉴意义.

注：关于《论语》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张海婴著《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1998：16.

[2]刘家贵.孔子经济思想散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34.

[3]朱家桢.孔子经济思想的研究[M]∥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

[4]陈启智.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J].孔子研究,200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