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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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初,洪堡在德国古典哲学思想与西方自由教育传统中找到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把科研作为培养人才理智精神的途径,最终却夯实了国家的集权利益.导致德国公共领域缺失,德国大学发展受到束缚;其后,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海德格尔将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存在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公共生活开始回归德国大学.

关 键 词: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理念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5-0086-05

德国大学以其严谨的研究型建制闻名世界.1810年前后,柏林大学“掌门人”威廉洪堡打破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原有格局.为大学设定了两条基本原则:培养“全人”,同时实现“研究与教学的统一”.这不仅改变了德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安身立命之本都受其影响.二战后,经历过纳粹化梦魇的德国学者们开始对德国大学进行集体反思,大学开始接纳自由的校园氛围,学生们也开始关注公共生活.

一、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渊源

近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肇始于1810年,从此,德国的“大学不再是中小学的延伸,而是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洪堡把新建的柏林大学作为平台,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使学生能够接受全面的人文主义熏陶,并在各个主要学科展开研究性学习.

1.德国哲学家的教育理论为德国高教改革提供认识来源

成立于1694年的哈勒大学曾一度占据着德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1806年普法战争德国战败之后,哈勒大学被法国军队勒令关闭,促使德国迫切希望能在柏林新建一所高水平大学.围绕着新型大学的构建,德国思想界开始逐渐形成一系列教育理论,例如在康德的《学院之争》、谢林的《关于学问研究方法的讲义》、施莱尔马赫的《德国意义上的大学随想》等,他们都主张在大学里实施自由教育,培养能够独立于政府的意志.当时的德国大学还深受拿破仑在法国推行的改革影响,弥漫着向单科学校发展的倾向;德国思想界却坚决要求维持各个专门学院的学问与真正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主张在各个学院内实施最大限度的自由,柏林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办起来的.

康德是影响德国大学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提出可以在保存自由的前提下去重新界定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这在后来成为洪堡在教育领域实施改革的基本准则.康德把人的自由作为宪法的首要原则,认为无论是政治、法律、还是大学教育,都要以使人成为自由的人为基本保障.与洛克、霍布斯等传统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康德并不认为国家政治会妨碍人的自由的实现,而是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人实现自身道德或自由理性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国家和公民社会创造出能够使个人以自主的道德存在者身份而行动所必需的条件时,人的自由才有可能在教育中实现.

康德的教育思想令洪堡摆脱了从学科内部的结构关系上去实现大学改革的途径,洪堡从研究国家与大学,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人手,他希望能为大学的学者与教授提供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自由,并在柏林大学的各个学院实施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不仅为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所形成的大学理念奠定了基础,也是洪堡为国家和社会预留的一支精神上的校正力量,借以“将这个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

除此之外,费希特为大学赋予了区别于其他机构的必然要素: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知识的技能.作为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费希特提出要在大学教育中去摈弃实务性质的知识,设立另外的专门机构来训练实用技能,这也在洪堡继任柏林大学校长职位后被坚定地贯彻下来:大学首先是一个以学问为基本职责的机构.大学的教师并非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为学问而存在.

2.古典自由教育理念为德国高教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洪堡在柏林大学所推行的大学理念,从本质上讲,依然是古典自由教育的延续.从教育的终极目的来看,古典自由教育从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利益关系为出发点,它不仅仅为了解放受教育者的心智、使其获得实现自我的美好生活,并且这种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也是古代城邦共同体的目的所在.洪堡改革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实现“自由”,它包括人的自由、大学的自由、科学的自由,这些在洪堡理念中都是国家利益的前提,国家在整体上“不应该就其利益直接关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

所以,学术自由理念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在洪堡看来,自由的学术能够开阔学者的视野,增强学者的判断能力和责任感,通过这种学术地位所能够利用的相对的自由,学者们能够更主动地承担为社会服务的责任:而国家所应该提倡的真正的教育,就是要让所有国民在自由中去塑造自己,这种教育没有把人功能化,没有把人固定在其特长上,而是着眼于培育人的独立自主精神.


自1810年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起,学术自由理念在德国大学改革中的地位日趋稳固,它令德国大学教授的职位获得保障,教授可以自由讲授自己坚信的真理,拥有调查研究任何问题的自由,教会、政府和任何党派都不能干预教授的研究和教学.教授的地位也与日俱增,他们被视为具有宽广的知识、哲学性思维、专精的专业学识及文化批评意识的那一类人.

学术自由也适用于学生,德国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学习课程.可以自由学习任何学科.甚至可以自由从一个大学转入另一个大学.并且,洪堡还将古典自由教育的精英教育理念贯彻于自己的改革理想之中,要求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但要获得一般科学的知识,还要形成对世界和宇宙价值的理解和个人的体悟.这令德国大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之间达到空前繁荣,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建立起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

3.洪堡改革的政治哲学基础及其影响

尽管洪堡时代的德国大学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然而从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角度上看,这一时期德国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德国政治改革的附属品.就洪堡自身而言,在他成为普鲁士的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之前,并未从事过任何教育方面的工作,如果我们从政治家、而非教育家的角度去认识洪堡,他的教育改革也是他达成自身政治目标的一项举措.受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哲学家的影响,柏林大学的改革始终基于非常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国家由个性完善的人组成,在理想的统一国家中,大学就是为人们的个性完善提供机会的场所.洪堡为德国教育复兴计划签订了一项新的契约,但这项契约只是国家与大学两者之间各取所需而达成的共谋.缺少能够用以评估与制衡双方关系的公共空间.

就洪堡的教育理念而言,即使它能令学生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与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学生们因此而获得了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即使学生们在哲学性思维与批评意识的训练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准则,但从大学自身的属性上看,学生们并不一定具备饯行自己价值原则的客观条件.最为重要的是,在洪堡的教育改革中,科学研究始终被置于中立的地位,国家与大学之间特殊的契约关系不允许学生们遵循自身的价值原则参与到社会事务的评判之中.从整体上看,在德国大学改革之后逐渐渗透到人大学之中的是君主精神,教授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各种荣誉、奖励和照顾,这进一步巩固了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同谋关系.

如果说洪堡时代德国大学制度是适应19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那么进入20世纪,这种制度开始缺少实质性的创新,对德国大学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社会学家鲍曼在分析德国现代性与犹太大屠杀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大屠杀并非德意志的一次偶然事件,正是德国民众个体生命存在的内在虚空为悲剧的酿造提供了可能依据.同而德国民众的精神虚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那个特定时代下德国大学精神匮乏的外在体现:由科学研究发展而来的理性计算精神与道德中立地位,能够逐步消解个人对自我行为的整体性担当,转而将自我投身于社会的整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洪堡曾试图解脱人们思维局限的设想没有实现,却更多地被技术理性的冲动所替代,德国大学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进步,令国家越来越重视大学关于技术的研究职能,大学也越来越快地朝着培养具备实用技能的公职人员方向上发展,这条道路最终沦陷为了学生们逃避社会责任、放弃思想自由的学位阵地.

二、后洪堡时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渊源与转变

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适时做出调整,德国大学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进人了新一轮的改革阶段.从表面上看,二战前后德国大学的改革是围绕着集权与反集权之间的对抗进行的,其背后的思想渊源却源于发起者对存在主义思潮的不同理解,洪堡改革的百年之后,科学技术在德国的发展开始远远超越学术本身的人文关怀,德国思想界开始重新回归关于大学的本质与人的存在之思.

1.存在主义思潮是德国大学第二次改革的理论基础

作为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存在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而是一种哲学思潮,它的根本特征在于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界的两名重要人物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各自回答关于存在主义的基本问题“人如何运用自由才能实现人的真实存在”上产生巨大分歧.

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称为Dasein,但是Dasein在海德格尔的理解中关注的却是只是人自己的存在,他认为人只有从人世退缩到自我中,才能真正感知Dasein,人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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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伙伴关系在他看来是阻碍实现个人自我存在的.海德格尔甚至预言,之前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雅斯贝尔斯恰好相反,他认为人是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而不是在孤独的自我中感知存在的,只有在人类共同的生活之中,才会产生真正的存在意义.阿伦特在评价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观中指出,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哲学,而是在与他者共同的群体交往中感知存在,人只有在公共关系中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存在自我.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存在”的理解造就了德国大学的再一次重大转变.

2.海德格尔的大学改革

1919年,海德格尔在《大学和学术研究的本质》的课堂上表露出对德国大学的不满,他指出在洪堡改革所带来的繁荣背后,已经隐藏着一个危险:科学的领域越来越宽.可研究者却越来越局限于一个单一的领域,同时技术思维的兴起更加强了科学的单一化.程序和方法成为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东西,这也使得国家越来越把大学视为提供给公职人员实用技术的教育机构.1933年,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时发表名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讲,为德国大学改革划定了三个层次:教师和学生层次,令他们过一种将自身完全服务于知识、劳动和军役的苦行僧式的生活;学校层面,确定并放大科学在德国大学中的地位,提出科学要借助于实现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来获得更为纯粹的本质上的意义;国家层面,把德国大学的精神活动和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活动达成一致.

这次演讲促成了德国大学的纳粹化进程,他与纳粹当局合作并开始在纳粹所提供的政治舞台上去改造德国大学.回到海德格尔主张的在孤独自我中感知存在的哲学信条,则不难解释德国大学在二战期间受到的浩劫,他始终在以抽象思辨的方式考虑大学的改革问题,最贴切于时代现实的大学改革被抽象为技术化的哲学命题.在缺乏公共空间与人际交往的大学改革中.极权灾难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德国的传统价值文化.

3.雅斯贝尔斯的改革主张

与海德格尔截然不同,雅斯贝尔斯在德国战争期间开始逐步以德国大学体制内的学者身份参与到德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他令政治领域的公共性与存在主义的价值观在德国大学改革中建立起联姻关系,雅斯贝尔斯主张大学要成为“人们必须被允许通过真正的思考和生活来发现自我的地方”.1945年,雅思贝尔斯出任海德堡大学校长.与海德格尔相反,雅斯贝尔斯迈出的第一步是对公共生活政治自由的强调,他认为政治自由指的不只是人们普遍所说的、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政治自由,那就是自行承担政治责任的意识,并且“越有知识,越有自尊,就越能觉察自己的政治责任”.

政治自由的理念在二战以后影响了整个德国高等教育界,此前人们普遍看到的是在政治专权扼杀之下德国民众的自由意识和道德自我约束力的匮乏:内心的不自由与政治的不自由如影相随,后者造就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奴性心理,而前者脱离的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责任,对祖先的责任.因此,雅斯贝尔斯提倡对德意志民族进行集体反思,并且把德国大学作为这场反思的切入点.他所讨论的德国大学问题,是在《德国罪过问题》之后继续参与对战后德国政治重生和价值重建的反思,在他论及大学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要求以的原则重组大学.从此,德国大学被重新委以重建人道主义价值基础的重任.4.德国大学改革第二次转型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开始由精英教育转向一种相对开放的体系,各种改革方案纷纷出台,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68年出现的要求修改大学宪章的学生运动,这对传统大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生们要求改变教授治校,呼吁要通过参与集体治校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化.联邦政府在德国历史上首次开始着手对高等教育立法,从1968年开始制定《高等学校总纲法》至1976年正式生效,整整用了8年时间,德国大学的最高目的不再是单纯地去鼓励“对研究和科学的热爱”,而是转向通过联邦政府对大学的宏观调控,去促进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增强大学的自我适应能力.从此,德国大学的社会功能也随之转变.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不再独行其道,学生们提出的激进的改革要求所欲达到的,正是雅思贝尔斯所提出的“政治自由”和与此对应的“法制国家”理念的实现,这意味着“一切公民共同参与全体意志的决定,意味着共同决定、共同行动”,并“依照合法形式依法治理自由的国家”.从此,德国大学不再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的实践场地,纳粹极权的崩塌给予了德国大学更多的思考.

结语

比较这两次德国高教改革,可以发现它们都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德国大学的重要转折,都发生在德国国家的重大变故来临之时:普法战争中德国战败,洪堡发起第一轮德国大学改革;二战纳粹战败后,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界也以大学改革作为国家集体反思的前沿阵地.二是两次改革都以哲学家的理念先行.康德、黑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都将各自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寄托于对大学的改革之中,理念先行的改革模式非常值得我国借鉴;二战前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也先后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重新思考大学的本质与个人的存在意义.三是德国高等教育界在挽救国家重挫的危急时刻,都作出了迅速反应,大学是德国国家复苏的主要智力机构.

德国大学的改革模式是外生型的,是国家出于政治复兴而做出的决策需要,成就了德国大学改革的强大动力.然而,德国大学在最短时间内作出的有效回应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应然反应,这个智力准备的过程既是德国19、20世纪思想谱系铺展延续的见证.也是一个矛盾复杂的思想融合并与现实接壤的过程.大学培养“全人”的理想与满足国家的现实需要、知识分子与国家机器之间从价值中立到行为归顺的复杂关系,总体来讲可以归结为一点,从洪堡至雅思贝尔斯这一时期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一直是围绕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责任编辑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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