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与网络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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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当代公共行政研究中极其新颖,作为对传统的反思,后现代公共行政对于传统行政体制下的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不少新的解决途径.针对当前社会中网络政治参与而引发的行政治理问题在不断加剧,传统的行政体制在受到公众的不断质疑与批评.在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的启发下,构建一个成熟有效的网络公共对话空间将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公共生活.

【关 键 词】后现代公共行政；网络政治参与；公共生活

在网络咨询发达的当今中国社会,随着公共参与网络生活的积极性的不断增加,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的问题,网络信息传播迅速与复杂化的特点所导致的公共信任危机和公共舆论失序,给当今社会的行政治理增添了许多压力.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行政学中的后现代行政理论似乎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启示.

一、关于后现代的公共行政

自1948年德怀特沃尔多的《行政国家》出版之后,人们对于“行政国家”所带来的困局的认识不断深入,行政体系的自我膨胀不断加剧,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现代社会对于秩序的要求也似乎给了行政体系不断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人们的日常生活无一例外的与行政发生了联系,行政结构以及行政文化几乎包裹了整个的国家形态.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过的理性的官僚体系慢慢地显现出其笨拙的一面,臃肿的行政机构与守旧的行政文化使得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官僚体制日趋落后,低效的行政机制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共服务的需求.尤其是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信息飞速传播导致了社会形式瞬息万变,社会公众与行政体制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这一切都使得作为理性工具的现代行政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解决行政国家所遭遇的困局,在西方行政学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浪潮,在为了增进行政的效率所兴起的管理主义流派和以追求公平正义与合法性的政治理念主义流派之间产生大讨论.但是,这两种主流学派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行政国家”的实际问题.管理主义流派从私人行政那里借用来的高效率管理理念解决了效率问题,但是却遇到了公共性缺失的危机；追求公平与合法性的宪政主义和公义流派又极容易陷入哲学讨论,从而罔顾了行政学所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在是否坚持“政治―行政”二分理念的争执下,行政学界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给行政学中带来启发,作为反现代主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最早出现于哲学与文学的领域之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被引进了行政学之后,逐渐形成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新理念.它提出了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面解构,对建立在理性与科学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提出了质疑、批判与反思.其中福克斯与米勒提出的建立公共能量场的话语理论则更具启发性,他们通过对主流行政学派的批评反思,以及运用现象学、构成主义以及结构化理论对后现代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且又以积极的“话语”理论来重新建构关于公共行政的参与机制,主张以鼓励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来化解传统行政僵硬顽固的低效率缺陷并且同时保证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这种观点不再纠结与“政治―行政”二分的争论,它既保留了对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的追求,也不放弃对实现这种的工具途径的思索,后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在公共行政领域形成一套能够对话的公共能量场,以此来解决行政国家的困境.

二、虚拟社会的政治发展

网络在中国的飞速发展是空前的,从普及基本网络设施,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业不过短短十年时间.最初博客的兴起,使人们燃起了讨论社会问题的兴趣,而微博的出现则使这种热情成为了一种常态.从最初的总理与网民对话到现今的各大官微的开放,无一不体现出了在网络时代的政治发展态势.

虚拟社会的构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信息交流的便利,移动终端与随时随地的沟通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人们的日常交际习惯.中国人最初应用网路不过是大量的论坛博客,诸如电影论坛,游戏论坛,情感论坛等等.然而随着参与网络的人越来越多,在网络上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以及参与相关的讨论也逐渐活跃起来.由于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民众缺乏真正的公共生活经历,生产、教育、医疗等等无不依附于国家政府的政策指导,在公共生活中更多的是服从以及忍耐,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与常识.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建设以及活跃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极大改变促进了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也就出现了民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认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决定着人们的政治意识,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心理的变化.

网络虚拟社会作为后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标志,其后现代性的反叛与批评特质更加突出.人们在虚拟社会中可以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意见与感受,而不必受到一些现实中的局限.个人的自我展现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展现.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更多议论的是行政问题,网民反应的大多是政府行为的一些作为的得失,很少涉及政治学中的选举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跟行政行为的联系更为密切.在近几年的网络公共围观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公共舆论所发出的质疑与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集中.尤其是对于政府权威的一些质疑与批评,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脱离了理性与逻辑,逐渐掉入为了为反对而反对的后现代陷阱之中.这样的批评并不能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公众意向,对于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更是没有意义.虽然后现代公共行政对于“话语”力量的作用极其重视,而这种极端的反行政文化对于社会正常秩序是非常有害的.如何能构建一个具有真诚、带有切合意境的意向性,而且能够引起公众自主参与并能对公共利益问题做出实质意义贡献的网络公共对话机制或许是后现代行政理论能为现今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治理路径表现刚好印证了这一观点,随着网络的开放与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中国民众展现政治心理的必然空间,而这也是中国社会今后政治发展的常态.三、构建网络公共生活

互联网大发展可以看做是全球化浪潮中最为精彩的一章,它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然而对于公共生活的讨论在中国却是一个新鲜事物,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讨论政治话题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一直很敏感,也缺乏常识性的基础.但是,当今的现实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是试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民众,一方面却是不成熟的并且没有完全开放的公共对话空间.如何构建一个相对成熟的公共生活空间将是未来行政治理的一个重大方向.

何为公共生活的本质?汉娜阿伦特这样描述,在那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人能见能闻的.公共生活中,别人必须可以从“我”的言行中看到我认同什么,着重什么,要求什么,追求什么样的理想与价值,否则我的言行并没有可以与人分享的意义.公共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在那里出现的话题都是可供大家讨论,并提出不同观点的,有值得公共关心的问题.如同人们在网络上对于某地由于建设污染企业而引发的群体事件的讨论,一名普通工人与该领域问题专家的看法会截然不同,一名当地人与外地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无论看法如何,如果可以进行适当客观的讨论,必然会在某些观点上达成一致,并且会引发一些对于公共生活的新的看法与学习.

网络渠道为大众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效率保证,因为网络本身就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而产生的.但是网络参与政治的形式却也存在一些先天的不足,那就是如何来保障对话的理性与公共生活正义性的实现.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甚至也不是集体道德,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理性的对话并不是经常存在,我们无法对网民素质等一些客观条件提出要求,因为这些客观条件不是单单通过法规或者强制性措施就能改善的,更多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地自发形成.

长久以来,中国的行政体制都保持了其神秘性,人们对于官僚体系的服从是伴随着一些恐惧与厌恶而存在的.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官场潜规则”的说法既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也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冷漠心理.长期以来处于严格领导与控制之下的公民在经历了许多朝令夕改的运动之后,对于任何公共理想和价值都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官民对立的现象就是在这种不信任的环境中逐渐累积起来的.这种怀疑的情绪表现在网络之后就变成了言语上的激进甚至是对政府部门的攻讦,对于政府权威的不信任情绪是当前网络舆论中存在的巨大的问题.网络空间毕竟是一个虚拟空间,脱离于现实,人们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有时候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发泄.这种发泄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然而在涉及到公共问题的对话中,这种发泄是绝对有害的.在某些网络公共事件中,一些网民为了发泄不满,无意中歪曲了公共事件的事实,最终造成谣言流传从而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与恐慌.然而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带有这种不确定性,只有增加信任才能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在官民网络对话中更多真诚的交流与沟通才能为网络公共生活提供经久稳定的且得到认可的制度和心理结构.

开放对话则是打破行政体制神秘性的第一步,我们也很欣慰地发现近几年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司法部门都积极地在网络上设立门户网站,甚至还开放微博与大众进行交流.并且,一些部门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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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的网络公共空间中,人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接触到那些从事实际行政业务的人.人们更希望能从这些行政者那里获得更多的社会感受,如果这些公共行政者能以普通社会人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到公共生活的讨论之中,那么这种带有真诚的信任对话机制就更容易建立起来.这样当他的角色由普通人转换为行政者之后,在网络空间的对话中就会更有力量.普通民众也更容易从他们那里学习到关于社会管理以及公共问题的更为专业的独到看法,从而产生自发的公民责任感,进而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能够形成有效的意见,这对于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当代社会发展要求打破那种传统的行政体制的“统治”社会的方式,转向由公民积极参与的自我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需要更多的理性对话来达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解.网络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形成新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行政发展的过程中,构建网络公共生活应当是未来行政学科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

后现代主义的强调多元性,反对权威性,希望能突破权威体制带来的限制与束缚,因此后现代的公共行政更注重公民参与,对话与倾听,希望在现代的官僚体制的基础上寻求激发人际纽带这一古老的人际联系.而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来讲,拉近官民之间的距离则更有助于形成那种成熟的公共生活空间.网络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公共生活舞台,所有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那么在参与网络生活的时候,行政者不妨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到网络舆论对话之中,这应该是一个打破传统官僚主义,增进社会群体之间了解与相互尊重,以及加强公众认同的理想途径.

网络公共生活的构建的成功与否将是我们国家社会治理模式能否顺利转型的一个重大标志,公众参与和积极对话都是建设网络公共空间的重要方面,更多的更加有效的对话机制的形成会化解那些传统行政体制下产生的对抗矛盾,而这一过程将是自发而且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