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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档案学期刊数量状况、所载学术成果状况、影响因子等五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从档案学刊物的依附性、发展前景、经济原因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其给档案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关 键 词：档案学术；刊物；影响因子
学术作为一种智力成果,要想让其得到充分的交流与传播,并成为供人学习的对象以及指导实践工作的理论,就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传播载体.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渠道得到极大的丰富,但对于学术领域而言,期刊还是学术前沿成果传播的主要途径,档案学术也不例外,因此,档案学类期刊对于我国档案学术发展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上世纪的30年代,当时的档案学理论从无到有、从点到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提出了现在看起来也不落后的“文书档案连锁法”,应该说,除了得益于当时施行的“行政效率运动”以及以甘乃光等为首的行政界知名人士的推动外,《行政效率》杂志的推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它使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等把近代档案工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并且,它的创立,对于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意义以及对于档案学理论推动档案管理实践活动的意义[2]就如有学者所言：“这本刊物,为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者和理论研究专家搭建了交流平台,间接地提高了当时政府的办公效率.”[3]使当时的档案学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期.
同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几年,我国档案学理论又迎来了另一个短暂的发展期,虽然,有很多其他历史因素的影响或推动,但我国档案界第一本真正行业内的期刊《材料工作通讯》所起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在它的带动下,我国档案学类期刊得到很大的发展,曾经一度达上百种之多,正是因为档案学刊物的大量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学理论发展.那当前,我国档案学术成果的发表生态环境如何呢?本文将从档案学期刊的现状为出发点进行探讨.
1我国档案学期刊的生存现状分析
1.1档案学期刊“核心”数量状况.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档案学期刊数量不容乐观,“1996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把107种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专业期刊列为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而2008年（第五版）却只在几十种的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专业期刊进行了统计和遴选工作.很大一部分档案专业刊物都在2004年受全国期刊整体调整的影响,宣布停刊或转为内刊出版”[4].我们可以知道,档案学类期刊在不断地萎缩.这一点,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各版本中档案学类期刊数量情况,也能得到基本的印证.在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与2008年五个版本中,都被收录的档案学类期刊有《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浙江档案》、《档案与建设》、《北京档案》、《山西档案》、《档案》.另外,在1992年版中,还收录了《四川档案》、《上海档案工作》、《黑龙江档案》、《湖北档案》、《航空档案》、《陕西档案》、《档案工作》,所以,第一版共收录了14种；在1996年版本中,还收录了《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湖南档案》、《上海档案工作》、《四川档案》,所以,第二版共收录了12种；在2000年版本中,还收录了《兰台世界》、《中国档案》、《档案管理》、《上海档案》、《四川档案》、《档案时空》,所以,在第三版中,共收录了13种；2004年版与2000年版所收录的是相同的13种档案学期刊；在2008年版本中,还收录了《中国档案》、《档案管理》、《兰台世界》,所以,在第五版本中,共只收录了10种档案学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学界还是较认可的,认为发表在被它收录的期刊上的成果质量,比没有收录的期刊质量要高.然而,从这五个版次的档案学期刊的入选数量可以看到,情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在第五版中,一次性就减少了《上海档案》、《四川档案》、《档案时空》等3种,降幅达23.07%.档案学“核心”刊物的生态现状对于档案学术的发展来讲,绝不是一件好事,它直接影响到档案学术成果的发表与传播,严重地影响到档案学术成果的发表数量.数量上的下降,对质量上的影响是肯定的,毕竟,并不是所有发表的论文都可上升为理论学术成果,概率的意义在这里照样有效,使本就影响力比较式微的档案学术影响力进一步缩小.
1.2档案学期刊所载学术成果数量状况.在这10种档案学核心期刊之中,每年,又能发表多少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呢?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档案学通讯》与《档案学研究》作为主要发表学术理论成果的档案学刊物,前者基本保持在每年180篇左右,而后者在2008年以前,基本是保持在110篇左右,直到2009年后才增加到140篇左右.另外,《兰台世界》虽然现在属于旬刊,但基本只是中旬所发表的论文才属于档案学术成果范畴,每期的发文量在30篇～40篇.而其余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每年所发表的学术理论方面的文章数则是更少,属于学术理论范畴的成果基本在5篇～8篇,这样一来,像《档案管理》、《档案》、《北京档案》、《山西档案》等双月刊的档案学期刊,一年所发表的学术理论方面的成果在30篇～48篇,而《档案与建设》、《中国档案》、《浙江档案》等单月刊的档案学期刊,一年发表的学术理论方面的成果在60篇～96篇.我们可以知道,我国档案学“核心”刊物每年所发表的档案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成果在900篇～1100篇.而我国仅高校从事档案学学科教学的教师就超过300人,还有各个高校档案学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再加上一些实践部门的理论研究者,则分配给每位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进行学术发表的空间非常小,可谓是“创作难,发表更难”.
1.3档案学期刊所载学术成果篇幅状况.学术成果篇幅的长短,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该学术成果理论深浅的一种文本表示或象征.特别是对于人文社会类学科而言,要想对某一个问题或理论进行深刻与透彻的阐述,过小的篇幅内容,往往难以达到所要达到的理论表述,如果对某些问题论述得不充分,很容易在学术成果中留下瑕疵.轻则,使读者对该成果的作者学术水平持怀疑态度,认为该成果的作者在进行学术创作的过程中有滥竽充数的嫌疑；重则,可能会招致其他学者对该成果进行质疑或批评,并认为该成果的作者对待学术问题不够严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文史哲学科的学术成果动辄上万字的篇幅,有的更是达数万字的超大篇幅,这些成果,基本都是内容充实注释翔实,旁征博引,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而反观我国档案学术成果真可谓是“短小”,如有的档案学刊物要求“正文,一般以不超过4000字为宜”[5]；“篇幅以6000字符～7000字符数为宜”[6].在我国档案学刊物的投稿启事中,类似的说明可以讲是已成为常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刊物本身的容量过小有关,如《档案学通讯》只有104个版面；《档案学研究》只有96个版面；《山西档案》、《档案》等地方性刊物则只有64个版面.如此少的版面,要想单篇文章的篇幅增大,其难可想而知.“短小”的学术成果,使理论很难得到一个完整与深刻的阐释,导致理论的“碎片”化现象,难以给人一种完整的理论图景.导致在其他学科的学者看来,档案学科成果缺乏理论的深度与学科体系的厚度,甚至有文史哲学科的学者发出档案学科到底有没有真正符合学术要求的学术成果等这样的疑问.面对这种尴尬,虽然,我们可以以“隔行如隔山”做一些“掩耳盗铃”式的自我辩护,但我们应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
1.4档案学期刊所载学术成果规范状况.学术成果规范性,一方面,反映了该学科研究者在进行学术活动过程中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表该学术成果的学术刊物的办刊理论、办刊水平、编辑人员的业务能力与专业化能力,以及杂志社对待工作的负责任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反映了我国相关管理与监督机构在对期刊管理问题上的管理水平与管理力度.
纵观我国档案学刊物的现状,不管是从研究者的角度还是从期刊本身的立场来看,我国档案学类期刊所发表的学术成果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改进与完善.我们可以从所发表的学术成果附加资料完整性的角度,来进行学术成果的规范性问题分析,表2是我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即第五版）中档案学类“核心”期刊的附加资料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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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知,档案学期刊在规范性上还有不少需要完善与改进,即使是《档案学通讯》与《档案学研究》也存在着附加资料不全的问题,其他8种期刊就残缺更多.这种不规范的存在,一方面,影响到学术成果的价值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研究者掌控稿件的相关信息以及当出现学术问题时也不利于责任辨析.如“收稿日期对于作者的意义是它能够准确地反映编辑部办事效率与用稿周期,能为作者在投稿时提供有益的参考,也能确定所刊文章的首发时间,判断同一时间内同类文章是否存在抄袭等信息以及为一稿多投现象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提供有用信息”7].
1.5档案学期刊影响因子状况.刊物的影响因子作为衡量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指标,就如有学者所言：“一般认为,期刊的影响因子越大,说明该期刊在本学科发展和文献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越大,学术水平与学术贡献也较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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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为了探讨档案学期注：标▲号表示“中国期刊被引指数”中没有该指标数据.
刊的影响力情况,本文采用了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发的成果数据――中国期刊被引指数,我国档案学“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到,虽然,我国档案学类刊物的影响因子总体上来讲是保持着一种增长势头,但我国档案学类刊物的影响因子的确比较低.如果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的影响因子还算不错的话,那么,其余8种档案学类刊物的影响因子应该说是有待提高.这也说明,我国档案学术成果在文献交流等过程中的影响力有限,对学科群的贡献力不大.
2档案学期刊生存现状及其给档案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
2.1档案学刊物的依附属性给档案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除了《档案学通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档案学研究》由中国档案学学会主办以外,其余的档案学类期刊基本都是由各级档案局（馆）主办.不管是档案局办还是档案馆办,它们要么属于是行政机构,要么属于是事业机构,而且,属于是事业机构的档案馆现在也属“参公”系列.因此,就如有学者所说：“中国的大多数档案期刊隶属于行政组织,其行政色彩浓重等基本读者对象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关心政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因此,必然造成这些期刊在办刊意图方面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反映在期刊内容上,就形成了以传播档案行政组织的管理政策为主要线索的期刊栏目.”[9]而且,自从档案局（馆）的工作人员全部“参公”以后,除个别还在把档案学术研究作为爱好的工作人员以外,绝大部分档案局（馆）的实践管理人员从此就基本与档案学术说“再见”.正是因为没有这种压力或需求市场需要照顾或安排,导致由这些档案局（馆）所主办的档案学类期刊在刊发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时,其积极性并不是那么高,而更愿意在每期刊发些相关领导讲话、经验交流,以及一些历史故事、历史事件等奇闻异谈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或许能给他们带来领导的重视或引起订阅者们的好奇,从而带来发行量的增加.当然,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主要是从事档案管理实践工作的,那么,进行档案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进行业务管理的经验交流自然就是他们的重要使命也是其工作目标.然而,对于档案学理论学术研究来说就是一种不幸了,理论文章成为一种点缀,致使档案学理论的传播与交流遭到极大限制,极不利于档案学术的发展及繁荣.
2.2档案学刊物的发展前景给档案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每隔一段时间,国家就会根据需要,对我国各种期刊做一次全面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有新的期刊出现,也会有旧的期刊淘汰,如在2004年的那次调整中,《上海档案》就不幸成为牺牲品,直接由“核心”调整为内刊.而根据最新消息,将在最近一二年对我国出版单位体制进行改革,涉及的出版单位是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其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现行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中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原则上,不单独转企改制,区别不同情况,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予以撤销.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将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10].我国档案学类期刊中,除了《档案学通讯》、《兰台世界》具备法人资格以外,好像其他档案学类期刊都不具备这一条件,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并入其他的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要么,被撤销或成为内刊.众所周知,我国档案学类期刊的工作人员基本是事业编制,享受着“参公”的工资待遇,叫他们进入企业,在目前中国这种社会就业生态环境下,恐怕是行不通的.中国档案出版社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案例,凭他们的实力与规模都不愿转为企业制,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期刊杂志社.作为一名档案学理论研究者,我是非常希望这些档案学类期刊都能找到第三条路,否则,就有可能使我国档案学术的发展面临沉重打击,就如有网友所说的“报刊改企,学术界将面临灭顶之灾”[11].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如果不能找到第三条路,而完全按照当前政策来办的话,那么,档案学类期刊就有如网友所说的可能只有《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兰台世界》等少数期刊存在了.那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可就真的是进入了“严冬”,将给本就不发达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致命一击.
2.3档案学刊物的经济压力,给档案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档案学类期刊作为档案学科的专业类型期刊,它属于是一种小众化的刊物,其读者主要是来自档案事业内部,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档案管理实践部门的工作人员.档案学类期刊的订阅量也主要是来自这些受众,从事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人员只占到其中一小部分.这也就不难理解,上文所讲到的,为什么档案学类期刊的理论研究文章如此少,每期的版面总量也不多的原因所在了.因为,档案管理实践部门的实际工作人员,他们并不多关心档案学理论的研究问题,他们更爱阅读的是一些带有操作性的经验之作或业务交流的文章,这类文章对他们的工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甚至是照章操作,这都有利于他们开展日常工作.而理论成果相对来讲,只是对学科的建构等理论体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而对实际档案管理工作却是没有多少直接的用途.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档案学类期刊每期只有64个版面,有的甚至只有48个版面,所以,不可能给太多版面来发表理论方面的学术成果.档案学类期刊每期的版面为什么会如此之少?可能,有的同志会说：多出一些版面不就可以多发表一些文章?这个看起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在杂志社看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或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档案学类期刊其受众主要是档案管理人员,根据笔者了解,一本档案类期刊的年发行量能达到3万份就属于非常不错,它不像大众化读物受众面广、发行量大.因此,一旦增加版面,发行成本就必定会随之增加,订阅费就得上涨,必定会使本就订阅数量不多的用户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放弃订购,结果是使本就不多的订户进一步萎缩.杂志社的经济来源将进一步陷入窘境,而且,档案学类期刊大部分还保持着支付稿费的优良传统,如果杂志社的经济陷入困难,势必会造成支付稿费时,出现减少甚至停止支付的情况.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将打破档案学类期刊现在的平衡生存境域,一方面,停止支付稿费,必将打击档案学理论研究者的创作积极性,影响到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订阅人员过少,使期刊的经营出现入不敷出,势必会影响到档案学类期刊的经营,甚至有最终停办的可能,这就使本就不多的档案学类期刊数量将变得更少,也将使档案学理论成果的可发表空间变得更窄.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于档案学术来讲都不是好事,都将严重影响到我国档案学理论成果的发展,因此,如何来解决这个悖论问题值得大家来思考.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面向社会的档案信息资源规划研究”(项目编号:11CTQ032)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