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西夏的藏传佛教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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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夏后期,藏传佛教逐渐传入,成为西夏佛教的重要特色.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族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这种宗教讲求仪式、法术和诅咒等,它和吸收了藏族苯教的藏传佛教有某些相似之处.加之他们对吐蕃佛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得藏传佛教在西夏迅速传播.

【关 键 词 】榆林窟 西夏 藏传佛教

安西榆林窟的佛教艺术遗迹

安西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侧紧邻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中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春秋时期谓古瓜洲,大月氏人居之.西夏,瓜洲尝置转运司,属下等司.清置安西州.民国2年（1913年）改安西直隶州为安西县.①

榆林窟亦名万佛峡,位于河西走廊西段南盆地—塌实盆地,距安西县城西南约70公里,距敦煌市公路里程约135公里.榆林窟所有的洞窟都修建在第四纪的砂砾岩中.②洞窟开凿在踏实河东西两岸,两崖相距100余米.西崖洞窟较少,计11窟.东崖共32窟,洞窟分上下两层.东崖下层洞窟多数有窟前建筑,上层洞窟在距地面约10米高处的崖壁上,大都凿有深约7米~8米的甬道,甬道尽头开凿窟室.

根据前人考察结果,可以初步确认榆林窟现存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时代的石窟43个.③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殷实.至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国力日趋衰弱.河西地区的肃州、瓜洲、沙洲相继为吐蕃所占；五代、宋初瓜沙曹氏统治时期,文化颇为兴盛,特别是佛教的发展,在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夏至蒙元统治时期,榆林窟兴盛一时,建造了一些洞窟.夏国国君均是佛教的崇信者,主张维修旧有寺院,兴建新寺院,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整个河西走廊,都留下了大量西夏时代的佛教艺术遗迹.而榆林窟在当时也被看作是西夏人的佛教圣地.蒙古人于1227年攻破沙洲,西夏灭亡,但佛教在元代同样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统治者重修榆林窟,并继承了西夏显密结合的艺术风格.到清代嘉庆年间,榆林窟曾有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各窟的塑像多为清代新作.④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他们存在的数百年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历经唐、五代、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逐渐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化事业也日渐繁盛.开国皇帝元昊称帝后,组织创造并大力推广西夏文字,对党项族影响深远.西夏文字的创制对民族语言的规范,文化事业的繁荣,教育事业的发展,印刷业的进步,尤其是宗教的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西夏与吐蕃的历史联系,可以追溯至西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由青藏高原向西北内地的迁徙就是吐蕃压迫的结果.至唐中叶,吐蕃占领了河西等数十州之地,党项羌也随之深入到西北内地.五代宋初,一部分吐蕃成为中原王朝的属民,另一部分则建立了地方性的割据政权.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即是西夏王朝建立前后与河西吐蕃割据势力的关系.

西夏的佛教传播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不仅通晓浮图学,而且通晓汉文字,对佛教和汉文化较为了解.在西夏历代帝王中,他是推行佛教最为关键的人物.宋景祐元年十二月（1035年）,元昊向宋献马50匹,求赐佛经一藏,并将其翻译成西夏文佛经.这是继其父德明之后,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经》.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天竺高僧善称等一行九人上京贡献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途经西夏管辖的夏州.元昊把他们留于驿舍,向善称一行索取贝叶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西夏还延请在诠释和翻译佛经方面经验较丰富的回鹘僧人,推动西夏早期的佛经翻译.这些举措,使包括皇族在内的党项族更直接地接受佛教的理论和知识,为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元昊死后,夏毅宗谅祚继位,因其年幼,其母没藏氏行国政.她继续沿用元昊的政策,大力推行西夏佛教.自天祚垂圣元年（1050年）至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动用数万兵民修建承天寺.建成当年,没藏氏就派使臣入宋求赐经文.宋赐给西夏《大藏经》,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三部大藏经.宋嘉祐二年和七年,宋又允西夏所请,先后两次颁赐《大藏经》.

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继位后,亦因年幼,由母梁氏听政,恢复蕃礼,但仍然推行佛教.天赐礼盛四年（1072年）,遣使至宋,宋朝又赐《大藏经》一部.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经》.这反映了当时西夏王朝对佛教和译经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当时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也留下了西夏佛经信徒的足迹.

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顺继位后,先由其母梁氏掌国,后期亲政.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皇帝、皇太后发愿修建凉州（武威）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⑤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西夏进贝叶经于辽,该经为回鹘僧人所译.永安二年（1099年）,乾顺自母梁氏死后,常供佛为母祈冥福.乾顺皇帝在甘州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卧佛寺,寺内卧佛佛体之大,为河西所仅有.

西夏后期,佛教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执政长达53年,这个时期正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各种夏文、汉文典籍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刻板印刷术在该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佛经的大量刻印和传播流行创造了先决条件.人庆三年（1146年）,刻印汉文《妙法莲华经》；天盛四年（1152年）,印施汉文《华严法界观门》；天盛十三年,印制《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天盛十九年,刻印《佛说盛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天盛二十年,刻印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乾祐十五年（1184年）,印施《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乾祐十六年,比丘智通施印《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乾祐二十年,仁宗雕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帅天经》、皇后罗氏印制《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一时期,莫高窟和榆林窟佛经刻印的数量、佛事活动内容的丰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藏传佛教也开始得到发展.

西夏晚期,历经桓宗、襄宗、神宗、献宗、末帝五代帝王,但总计只有34年.由于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衰败,西夏佛教也每况愈下.桓宗继位后,罗氏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仁孝死后不久,罗太后发愿刊印汉文《佛说转女身经》.另一篇发愿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则描述了西夏佛教施经的一般情况,展示了西夏晚期佛事活动的盛况.她还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⑥ 西夏的藏传佛教传播

党项族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这种宗教讲求仪式、法术和诅咒等,它和吸收了藏族苯教的藏传佛教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使得藏传佛教在西夏迅速传播.吐蕃佛教在前宏期已经对党项族有一定影响.在朗达玛灭佛之后,吐蕃佛教又开始了后宏期的蓬勃发展.到西夏立国前,吐蕃佛教在显宗教义和密宗修法方面都已经自成体系.这成为藏传佛教传入西夏最有利的条件.

党项和吐蕃两个民族渊源相近,且都有较大的势力,自然也就有了文化的交流.唐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曾迎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法莫尊为妃.茹雍妃在西藏建造了拉萨卡查寺.吐蕃建造桑耶寺时,曾在东方弭药嘎地之毗沙门区域迎请高僧,可见党项与吐蕃的上层很早就有密切的佛教交往.

西夏的西部地区与吐蕃相接,西夏境内也有不少吐蕃人居住.凉州、甘州一带是受吐蕃佛教影响较深的地区.尽管藏传佛教在西夏后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显宗佛教仍然继续存在.在黑水城出土的大批佛经中,可以看出西夏佛经是从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翻译而来的,而在三百多幅佛教绘画中,受中原佛教影响和藏传佛教影响的绘画并存,更是说明了这一事实.

西夏时期大量翻译佛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藏文佛经,还有不少藏文佛经被转译成汉文,这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的影响,使人数众多的汉族信徒便于接受、信奉.西夏仁宗曾派使臣迎请西藏佛教嘎举派初祖法王都松钦巴到西夏,都松钦巴派弟子格西藏索哇到西夏.此后,萨迦派祖师扎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曾被西夏奉为上师.由此可知,藏传佛教中的嘎玛嘎举派和萨迦派都曾传入西夏.在《天盛旧改新定律令》中,记载了吐蕃佛教对西夏的巨大影响,显示了仁孝时期藏文经咒的地位和藏传佛教在西夏势力的扩大.

西夏与吐蕃的民族和地域的接近,文化和宗教相互交融,使得两者能够保持缓和而密切的交往.西夏佛教也得以通过佛经、寺庙、僧侣等途径吸收藏传佛教的精髓.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为此后藏传佛教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注释

①④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页,第5～7页.

②郭青林等：“安西榆林窟环境特征”,《敦煌研究》,2002年第4期.

③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61～162页.

⑤罗福成：“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2年.

⑥罗福成：“《佛说宝雨经》卷第十译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