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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洋洋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涌入,形成了中西文化大汇聚的历史潮流,使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纷然杂陈、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其中,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既深且巨.究其原因在于：适应了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传统文化的奠基作用；儒家学者的选择传播.
关 键 词 ：进化论思想；传播原因；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84-02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洋洋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涌入,形成了中西文化大汇聚的历史潮流,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纷然杂陈、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其中,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既深且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短短三十年里,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一种普世性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许多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观察世界、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妙药良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词,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先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理论本身,那么就要了解其来龙去脉,19世纪末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适时地来到中国.“我们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1]进化论之神奇魔力来自何方,它又是怎么样传播以至于风行中国的呢?
一、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在于,进化论适应了国人急于摆脱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同时,它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了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的顺利转变.并且中国的学者对西方进化论做了细致的抉择和筛选[2],适应了近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杨惠敏认为中国近代进化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的产生和发展既直接受到生物进化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近代自然科学成分.它与现实密切相关,随着现实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且都是为各自政治主张服务的.它是人们进行解放斗争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人们运用这个武器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促进了近代民族运动的发展,人们运用进化论这个武器进行着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探求着救国救民的道理[3].
陈卫平认为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形成的内在逻辑可以概况为“由器而道”,这种逻辑形成的时间正是戊戌前后,它始于康有为对进化论隐晦不彰的“三世”说,完成于严复公然昭示进化论的“天演之学”.梁启超和谭嗣同则从社会历史进化过程和社会历史进化动力的认识上对这个世界观之“道”做了补充[4].进化论思潮的落退则是新道代旧道,即唯物史观取代进化论成为主流思潮.黄长义从文化学的角度剖析了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进化论的亲和与近似,文化氛围是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主体是先进思想家们的创造性整合与宣传[5].巴文泽进一步洞悉了进化论中国传播的内在机制,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要进入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形成一个接受这种异质文化的内部机制.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是进化论传播的动力,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变”的思想是进化论传播的契合点,而地理学的兴起则为人们接受进化论准备了一个开发的心理条件[6].
二、传统文化的奠基作用
张明国则认为中国传统的进化思想和进化论自身的特点有关,还与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式的传播者的传播意识、目的有关.具体表述为：中国古代朴素的进化观为进化论能在其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进化论自身特点使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成为可能；因丧权辱国而产生的民族危机感以及维新变革运动的客观需要对进化论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传播者的传播意识和目的对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中传播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他认为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有四个特点：一是传播者紧密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心态进行传播；二是传播者注重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与进化论相结合进行传播；三是传播者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传播；四是传播者注重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中传播[7].
高瑞泉认为中国人在最初理解进化、进步、发展等观念的时候,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活跃的无疑是传统儒学的资源.其中包括：易学易的哲学思想,荀子在先秦的“古今”之争中法先王的立场,和“善言古者必有节有今”的历史观,韩非的“准历史进化观”,这些“自然成为他们理解进化论、接受进步和发展观念的‘先见’.换言之,晚清诸子学的复兴,为中国人完成历史观的转换,无意中做了铺垫.”[8]
三、儒家学者的选择传播
依照现代解释学,人们在接受一个新观念的时候,其精神世界一定不是白纸一张,而且有某些成见或先见.没有这些“先见”,理解将不可能.高瑞泉认为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影响着某些新的民族心理和共识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进步”,“进步的信仰理所当然地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精神.”进步的信仰,一方面来自于外来观念的移植,另一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接受这一观念的精神土壤.它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相伴随.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和其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使得本质上属于循环论的易理同现代进化论完成了联姻.易学的强调变易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士人接受进化论的一个共同的观念前提.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有一个从少数个人到群体、从个人感受到明晰的概念这样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
袁进更是敏锐地观察到近代最先接受介绍进化论的学者,很多是源自儒家.儒家思想在帮助近代学者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同时也有所保留,保留的背后也有着理性的批判.他认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近代学者,大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接受西方历史进步主义.中国近代学者吸收西方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心,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自我更新,光大发扬到全世界.他们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使得他们具备与西方思想对话的能力,往往一眼能看出西方思想的症结所在.而五四后的思想界主流则缺少这样一种能力,丧失了儒家的立足点.忽视了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对话、交叉、互补、融合的可能性[9]. 王贻社从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发展的演变中找出其发展规律,他认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近代对进化论的探讨也不断深化,其理论表征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律扩张到历史律直至世界观的过程,这种扩张尤其历史的合理性及其内在的逻辑[10].从康有为到严复,再从孙中山到章太炎,他们对进化论的探讨时间上前后相继,理论上不断深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共同演绎了一个进化哲学的阶段.
由此可见,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既深且巨.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适应了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传统文化的奠基作用；儒家学者的选择传播,共同使得进化论得以广泛传播,并使得进化思想深入人心.进化论进入中国,乃是一场颠覆性的思想革命.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指出,“自达尔文、贺胥黎等以生物学为依据,创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11]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有关近代中国进化论研究的专著颇丰,如卢继传著《进化论的过去与现在》、《现代综合进化论》,李难的《进化论教程》,曾乐山的《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国近代进化论的传播》,程蓉霞的《进化的阶梯》,郝翔的《进化论与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变革》,王中江的《进化主义在中国》（该书于2010年修订后再版）,吴丕的《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舒远招的《西方进化伦理学：进化论运用于伦理学的尝试》等.相关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且论述精辟.其他涉及进化史观、进化文化观等各个方面的文章也有不少.一些研究哲学和思想史的学者,把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和政治思潮来论述,这部分研究散见于各种近代思想启蒙的书籍中,如《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中国近世文化思潮》、《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等.纵观六十年来近代中国进化论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地解答了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