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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史研究者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
胡乔木注重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又强调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要求：“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并提出,对于《中国历史》这本书,“我们要尽量写得客观、求实,不抱有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对于书稿中涉及的党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还亲自动笔修改.他所作的叙述和论断鲜明、准确,得到党史界的赞同.
研究历史要具有客观的态度和广阔的视野,要写得公正、准确.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研究的时候不具备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往往会与我们的感情产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不可理解的事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否则我们就要像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书里充满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即使把拿破仑第三的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没有把“雾月十八日事变”解释好,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2.党史研究要加强党史学理论的研究
党史研究是以理论为指导的,要使党研究有所创新,首先应该加强党史学理论的研究.
多年来,党史研究一直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要用它指导党史研究,就要把它与党史的具体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合于党史研究的具体理论.这就是说,要有一套既符合唯物史观,又适合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不久前,张静如教授等在《创新与党史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要使党史研究有所创新,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具体指导党史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党史学理论的特色才能更加突出.
关于党史学理论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党史学概论；第二,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第三,党史的研究方法；第四,党史学史；第五,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第六,党史编写学；第七,党史研究主体学.要建立一个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3.党史研究要注重挖掘新资料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要使党史研究有所创新,必须努力挖掘新的资料.史学不同于哲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因为哲学是靠思辨,经济学是靠数字,文学是靠想象,而史学是靠史料,要靠史料说话.没有史料,就写不成史学文章,没有新资料,就使人觉得你没有下工夫.写一篇文章,不能全是引用别人用过的材料,至少要有一两条别人没有用过的新材料,这样人家才会觉得你是下工夫搜集了材料的,态度是认真的.写一篇理论文章尚且如此,写史学文章就更需要认真搜集新资料.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新资料非常重视,他在谈学术新潮流时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入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之,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是说,能否运用新材料进行研究,是是否“入流”的表现.胡乔木在指导修改《中国历史》上卷修改时,也反复强调要广泛地全面地搜集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新的资料,否则只是原来那些资料“炒来炒去”,就是“炒冷饭”,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都不会高.他说现在写的党史,要有新的面目,就要多用新的资料,表明是在充分掌握了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4.党史研究要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
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促进史学理念的更新,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在推进西方史学变革过程中极力推崇的研究思路.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号卷首寄语中指出：“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史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呼吁各行的“研究家”,在致力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如果他们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两位史家要求“撤掉所有的樊篱和标记”,改变各学科专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以历史学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以其他学科的方法建构历史学,从时空上拓宽历史学的视野.正是这种全新的理念造就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4.1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当整合与灵活运用.如年鉴学派史学家所说：“在致力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
4.2在研究内容上,把研究的焦点从“领袖”、“英雄人物”转向“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这也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家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中国学者张静如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即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作用的描述比较抽象,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究其原因还是研究不够.其实,每一历史进程,人民群众都是参与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
由此可见,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思路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写出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也只有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才能真正实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实践价值.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