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

为您写乡土毕业论文和职称论文提供乡土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相关论文范文素材,包括关于乡土及文学创作及新世纪方面的论文题目、提纲、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是免费优秀的乡土论文范文。

主持人：何言宏

对话者：姚晓雷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景雷渤海大学教授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的话：对于乡土中国的关切与书写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在此方面,曾经出现过鲁迅和沈从文等在世界性的文学格局中都有着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的经典作家和他们一系列的经典作品.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乡土中国的关注仍然很充分,像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莫言、张炜、韩少功、范小青、阿来、迟子建、苏童、余华和毕飞宇等很多作家,和雷平阳、杨键等很多诗人,都曾出版或发表过相当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是新不可忽略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中,我将这样的写作称为“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对这样的书写,很希望能有认真的总结,我想这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和达到其所应有的高度一定会很有意义.

何谓乡土中国?

何谓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姚晓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乃至社会学的研究与批评中,“乡土中国”是使用得最为频繁的术语之一.但是我发现,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统一的含义,有的把它单纯地等同于乡村的地理概念,在农村、农民、农业这一具体层面使用它,当前许多研究“三农”问题的著作,比如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就是如此；有的则把它当成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关的价值概念,在抽象的层面上使用它,如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早期名著《乡土中国》就是如此.费孝通先生在这部作品中很明确地说过“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用“乡土中国”这样的说法来讨论新世纪中国的乡土写作,有必要就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一个规范,这样,我们的讨论才更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关于“乡土中国”的书写指的是什么呢?到底是指描写具体乡村社会生存图景和内容的文学呢,还是也应该包括一些虽然描写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乡村世界,但在实际上还是和传统的乡土社会有一定联系的作品呢?

周景雷：我也注意到了晓雷兄所说的问题,我个人感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更具有文化学或人类学的色彩,而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则更具有社会学的特点.所以,单纯地将文学的乡土气质或者乡土性寄托在它们中的某一个身上,都有偏颇.不过我以为,似乎费孝通先生的理论对文学更有影响力.

姚晓雷：我个人的看法是,既不能把乡土中国完全看成是地理概念,也不能完全看成是抽象的精神概念,而应该是二者的结合.它既需要具体的农村社会生存内容的正面支撑,又要有一种更大和更宽广的内在价值视野的支撑.那么,支撑“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内在价值核心具体又是什么呢?这就在于其中的一个关 键 词 “中国”.所谓乡土中国书写,更清楚地说,就是中国问题视阈下对以农村为主要载体的中国社会的书写.没有具体地理意义的乡村社会支撑的抽象精神型解读,将会使对乡土中国书写的理解陷入边界缺失,比如阎连科的《风雅颂》,写的是京城知识分子生活,但人物显示的心理内容也是典型传统社会的.再如苏童的《河岸》,写的是小城镇的生活内容,也具有典型的乡土伦理情感在里边.你是不是都要把它们算作乡土中国书写的范畴呢?同样,没有明确的中国问题视阈,即关注的价值重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乡土”,那它和一般的乡土文学概念有什么区别呢?总之,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叙事并非简单地等同于乡土文学,而是从属于乡土文学范畴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在自觉的中国问题视野下进行的乡土社会书写.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叙事始于“五四”时期,并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是现代性的产物.

周景雷：我非常同意晓雷的综合判断,就是既不能把“乡土中国”看成是地理概念,也不能看成是抽象的精神概念,而应该是在一个确定的地理空间、地理方位上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状况,它立足于乡土,又游离于乡土.否则的话,新世纪以来的很多关涉进城打工或者所谓的底层写作都是没有办法给予清晰的界定的.这是我们在新世纪讨论“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所必须面临的基本前提.刚才晓雷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内在价值核心具体是什么?我觉得强调“中国”二字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构成这一概念的背景,是基础,而不是关键.我们知道,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创作都是在中国的视阈下完成的,反映出来的都是中国的社会问题或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中国”的独特性并不鲜明.这里的核心和关键还是要落在“乡土”上.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乡与土”的含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土”还有可能指向某一具体的空间的话,那么这个空间也是流动的,变动不定的,而“乡”则已经从具体物质空间转化为精神空间了,是精神之乡了.比如,我注意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即现在的很多工厂史写作,也都是从农村写起的.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证明,至少在两个时期,也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1990年代以来,工厂的工人主体主要来自农民,当他们的身份由农民变为工人,生活空间由乡村变为都市或者工厂,自然就会在空间与精神上产生双重问题,自然产生“乡”与“土”的变迁问题.至于像《秦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相对纯粹的关于乡村的写作,也都与此大同小异,都纠结在“乡与土”的关系上,这一点在鲁迅那里就已经开始.

何言宏：晓雷和景雷兄到底是学院派,在讨论问题的起初就力图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作一个逻辑性的界定.其实我在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得倒不是那么多,更是没有如此的深入,只是想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对新世纪中国的乡土写作直接作一些总结与反思.不过,这番讨论倒真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也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内涵?这个问题,我在好多年前随丁帆老师比较研究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乡土小说时就曾经遇到过.当时我的任务是比较研究1970和1980年代两岸的乡土小说,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两岸乡土小说概念的差异.我们都知道,在1970年代的台湾,曾经发生过规模巨大的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的基本内涵是论争的一个主要焦点.在那场论争中,有人坚持乡土文学的乡村性,认为只有以乡村为空间的写作才应该是乡土文学,有人则认为,乡土文学也应该包括都市,认为“都市也是乡土”,“乡土文学,就是根植在台湾这个现实社会的土地上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生活的和心理的愿望的文学.它不是只以乡村为背景来描写乡村人物的乡村文学,它也是以都市为背景来描写都市人的都市文学.这样的文学不只反映、刻画农人与工人,它也描写、刻画民族企业家、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教员以及所有在工商社会里为生活而挣扎的各种各样的人.也就是说,凡是生自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现象,都是这种文学所要反映和描写,都是这种文学作者所要了解和关心的”.这样的定义与我们以往的理解差异极大,实际上几乎取消了乡土文学的边界,所以,这段话的作者接着就承认：“这样的文学,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而不是‘乡土文学’.”实际上,在当时台湾的乡土文学写作中,也呈现的是这样的状态,像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青矗和洪醒夫等人的小说,几乎涉及了当时包括城市在内整个的台湾社会,绝对不限于“乡村”.当然,这与当时台湾社会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特别是工商性的社会转型有关.而到了今天,到了我们这里,正如景雷所说的,由于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乡土文学的内涵很自然地像当年在台湾一样,有了很大的扩展,“乡下人进城”,成了很多作家和诗人关注的重点,有关的写作,也很自然地进入了乡土文学的基本范畴.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就是那些关于“乡下人进城”的作品,实际上与“都市文学”或“城市文学”产生了交叉,它们似乎也可以算是“城市文学”或“都市文学”.这样一来,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很容易产生概念的混乱.所以说,比较表面的空间性和题材性的拓展并不能够确定那些关于乡下人进城的写作是否是乡土文学.一个精神性的标志,即作品的精神关切与精神立场是否指向或归属于乡村或乡人,便显得尤为重要.一部作品,哪怕写了很多城市里的农民,如果它的精神关切和精神立场并未指向或归属于农民,那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乡土写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当年台湾的乡土小说在无限泛化的同时取消自身的危险.至于二位所讨论的“中国”问题,我有点不太明确,不知道指的是作品题材的“中国性”,还是作家的“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或者是我们批评家和研究者的“中国”问题意识?反正我认为,新中的“乡土中国”,已经不限于乡村题材,而是包含有大量的书写都市中农民们的精神、生存与命运的文学作品,而且它们的精神关切与精神立场应该明确地指向或归属于乡村与农民,蓬勃和丰富的文学实践已经修正了我们既往的概念,这就是我们现时代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繁荣中的成就与问题

姚晓雷：无庸讳言,新世纪中国的乡土写作进入了一个异常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当然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在全球化、现代化逐渐加深的过程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剧变,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异常剧烈.乡土社会也拥有一个复杂的本体嬗变的过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工程,其所遭遇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是否应该复制西方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乡土社会结构的演变、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中的资源占有和分配的进一步边缘化、乡土社会的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阶层分化和地域不平衡、传统农耕文化的当下命运、民间信仰缺失与价值混乱等等,它们几乎代表着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本质因而也最无法回避的部分.文学该如何高屋建瓴地把握它们和处理它们,已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面对从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百年现代化过程所经历的风雨沧桑以及宝贵经验,如何进行有效的反思与总结,以期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也是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文学所关注的重点.

周景雷：晓雷的“异常繁荣”这个词用得非常准确,你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乡村分析更多是从结构与形式上着眼的.我想在这一结构和形式下谈谈它的内涵,一是我们遭遇到了转型的躁动,它使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分裂,发生了一些对立和冲突,人和土地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农民对自己的身份归属感到迷茫,城乡之间的道德认同感明显不足,物质苦难和精神苦难同时被提到日程,乡村的秩序和结构发生逆转.这些在新的乡村书写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比如《秦腔》、《高兴》、《赤脚医生万泉和》、《受活》、《刺猬歌》、《白纸门》、《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等.所以,我曾经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称为转型文学,就是想从主题上对这一时期的创作作一个概括性的指认；二是作家的创作动力和创作机制不同于以往,出现了诸多新的因素.多元的文化格局、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急速变迁的社会现实鼓舞了一些作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勇气,既能够对历史进行有效和深刻的反思,又能够对当下的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比如尤凤伟的《衣钵》、《一九四八》、莫言的《生死疲劳》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都对“土改”运动进行了另外的审视,并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照.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新世纪乡土写作的主要作家大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甚至更早,这种代际上的差异、成长经历和已有的创作经验也使他们的乡土书写拥有了其他年代出生的作家所没有的优势.所以,乡土文学的变化只有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才最有说服力.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中所隐藏的问题才更&

为您写乡土毕业论文和职称论文提供乡土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相关论文范文素材,包括关于乡土及文学创作及新世纪方面的论文题目、提纲、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是免费优秀的乡土论文范文。

何言宏：二位说的是新中乡土写作的基本成就.对于它们的成就,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总结方法.我最看重的,是它们对乡土中国历史转型的密切关注和批判性书写,这在大家熟知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不过在这里,我忽然想起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这篇小说在迟子建的所有作品中算不上最有影响,但正是这样,才最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与说服力.第一次读到它,是在林建法先生所编的《2008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中,记得当时初读后,仍然被它深深地震撼.和迟子建的很多小说一样,《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也散发着浓烈的乡土风情.作家写到了十来个人物,他们在一个腊八夜聚集在一家鄂伦春客店里,人物先后出场,形貌各异,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与命运,说实在的,这真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但就是在这样一篇中篇规模的小说中,迟子建却讲述了云娘、顺吉、刘志和一对为死去的儿子做冥婚的夫妇的故事.它们都是关于伤痛的故事：顺吉的伤痛,来自于她打猎时动物的袭击,而那对夫妇,却是因为儿子的牺牲,作为一位萨满的后代,继承父亲衣钵的云娘因为擅于通过作法来呼风唤雨、消灾减难和主持正义,而被人们普遍地尊敬与爱戴,但在其内心,却有着难以尽数的伤痕和哀痛.父亲的死、丈夫的死,还有母亲的死,这些穿越岁月、深埋内心的伤痛,至今仍使人“无不为之泪垂”等而构成小说主要内容的,却是一个“罪案故事”,写的是一位下岗了的叫做刘志的前林场工人因为贫困所致的盗窃,而盗窃的物品,只不过是用来度过年关的一袋面粉和一条猪肉.随着小说对真相的揭示,我们发现了刘志令人震惊的艰难生存.正是出于对刘志的同情,老刘隐瞒了真相.但是老刘的宽宥,却使过于憨厚和鲁直的刘志羞愧得斩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而其断指的成功再接,必须尽快赶到省城哈尔滨才能完成.但很不幸的是,铁路的提速却使得布基兰小站不再有快车的停留,如何使刘志搭上呼啸而过的快车,成了腊八夜的人们共同的焦虑等张新颖在谈论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曾经指出作家具有将“个人的生命伤痛和更多人的生命伤痛连到了一起”,从而使个人的哀伤扩展为广阔生活的基调,变得更加厚重、基本与普遍的特点.我以为这样的特点在《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表现得同样明显.那么多的哀伤,那么多的痛苦,都在腊八夜的人们互相关切中得到了抚慰.

不过,迟子建在作品中对伤痛的书写,却又不止于此.在作品人物的种种伤痛中,她所更加着力书写的,实际上是刘志的伤痛.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对刘志的伤痛进行了追问.我以为在现实生活中,刘志的断指悲剧本不该发生,就他的品格而言,他也绝不该发生盗窃的行为,但是在实际上,这样的悲剧不仅已发生,而且在他的下一代――他的儿子豆瓣身上,出现了同样的行为――豆瓣偷窃了孙镇长保佑自己官运亨通的大红宫灯.如此一来,作家就将对伤痛的追究扩展和深入到对社会现实的严厉批判,如果再联系到作品中的老齐和顺吉等人对于镇干部的痛恨与反感,作家乡土批判的意图便显得十分强烈.迟子建在这篇小说中的主要意图,实际上就是揭示和书写乡土中国的现实伤痛,并且通过这种伤痛,进一步控诉和批判乡土中国的某种现实.在这篇作品中,作家以其相当独特的构思将这种现实缩略于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缩略于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乡野时空,实际上寄予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内涵――火车提速,这样一个蛰居山野的布基兰小站在提速中“成了火车线上的毒瘤”而被很当然地“切除”,快车不再在此停留.而“布基兰”,这一萨满教中神衣上的喇叭实际上便在发出这样的呼喊：时代的列车再怎么迅猛,也不应该忽略这里的人们,也不应该忽略遍布和隐伏在乡土中国最深处的巨大伤痛.这就是迟子建的《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所作出的深刻和独特的中国书写.之所以花费那么多的篇幅不无繁琐地详细解读这篇小说,我是想说在新的乡土写作中,它其实有着相当突出的典型意义.一种对现代化的历史转型中乡土中国的深切关注,特别是对其中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书写和对广大的乡土人物性格命运及精神伤痛深厚和广阔的人性关怀,不仅是这篇作品的基本特点,实际上也是新中乡土写作的基本经验与基本成就,非常值得肯定与继承.

姚晓雷：不过,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注定了同时期乡土中国书写的复杂性,由之派生了一系列的命题,诸如包括新世纪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文化渊源问题、乡土中国叙事的多重审美意蕴问题、新世纪乡土中国书写的价值生成与乡土社会本体的关系问题、新世纪乡土中国叙事的价值生成与中外文化资源的关系问题、新世纪乡土中国叙事价值生成与体制的关系问题、新世纪乡土中国叙事历时性发展演变及规律问题、新世纪乡土中国叙事的空间性分布问题、新世纪乡土中国叙事结构系统中结构要素的功能变迁以及结构系统的整体演化问题、乡土中国叙事的民间观问题、乡土中国叙事与历史观问题、乡土中国叙事与文化保守主义问题、乡土中国叙事与“左翼”美学问题、乡土中国叙事与都市中国叙事的关系问题、当下乡土社会的信仰现状与信仰叙事问题、乡土中国的海外想像问题、乡土中国叙事中的农民工形象塑造问题、乡土中国叙事中的诗意及理想境界问题等等.应该看到,我们的乡土中国书写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接触和表现了这些问题,但也应该看到,绝大多数问题在我们已有的乡土中国书写中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周景雷：晓雷提出的这些问题确实也是一时难以厘清,大概每一个都需要做很多的文章.但这不是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而是属于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问题.新世纪的乡土中国叙事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使它是对写作传统的彻底背叛,也仍然是立足其上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作家们在面对当下的乡村,或者立足于当下的情感书写过去的乡村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单一的视角还是站在一个广阔的综合的视角,能不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区间内写出无限的经验?这个无限的经验也许就包含了晓雷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但这并未为很多作家意识到,或者并没有能力去做这种无限的把握.比如《湖光山色》,立场和视角就非常单一和狭仄,却受到了“茅盾文学奖”的鼓励.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部作品先扬后抑,结果在某报发表时,只发表了扬的部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晓雷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即使在学术领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思考,遑论创作?

何言宏：“复杂性”、“无限的经验”及“广阔和综合的视角”,都意味着当下中国乡土写作极端的难度,意味着某种简单化书写的无效.刚才所说的迟子建的小说,由于注意到了这些方面,便具有了特别的分量.乡土写作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这一切,又都提醒着人们它所具有的极大的挑战性与诱惑性,我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不过都是冰山之一角,实际上应该还有很多,希望都能够引起注意.

姚晓雷：新中的乡土写作尽管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在艺术手法上也出现了众多创新,但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重视.也许我们的时代太功利化了,在它的挤压和诱导下,艺术家也为了名利,为了赶时髦,也出现了诸多浮躁现象.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半部书精彩”.不少作品的前半部相当精彩,但越到后边就越有点急就章,缺少应有的镇定与沉着.还有比如,许多人对贾平凹《秦腔》的评价都比较高.这部小说更以灰色得令人窒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出了一曲乡土的挽歌.小说以作者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写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贾平凹曾说《秦腔》是在写故乡留给他的最后一块宝藏,他说：“本来农村的变化我比较熟悉,但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景况,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的确,这部小说以细腻平实的语言和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但问题是这种流水账的方式,到底是属于作者个人风格的炉火纯青,还是艺术创造力的捉襟见肘呢?我以为恐怕更应该属于后者.里边的情节,似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再加上一些不觉得多,减去一些不觉得少,就像一个人,再漂亮点你也看不出她多漂亮,再丑点你也看不出她丑多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平凡了,平凡得再改变点你也不会对她有感觉.对一个艺术品来说,若也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吧?

周景雷：谈到艺术手法问题,晓雷提出了一个“半部书精彩”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抓得很准的.这让人想起胡适的“半部书主义”.想想其中的原因,我觉得仍然和我们的作家急于追求创新有关,这大概又和胡适差不多.应该说,追求创新没有问题,创新应该有个整套的设计、整体的构思.记得当年看过茅盾的《子夜》和《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写作提纲,曾深深为这些大师们严谨的态度所感动.但今天还有多少人在这样做?恐怕并不乐观.这里的原因,除了急功近利和浮躁之外,我觉得就是一个对写作这件事如何尊重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创造能力问题.我总有一种感觉,很多人写到一半的时候,除了思想资源枯竭了,艺术手法也枯竭了,于是模式化创作便兴起.不过对一些具体作品,我和晓雷的看法也有些不同.比如《秦腔》,我认为它自身不是靠情节、故事取胜的,而是靠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摹以及由此堆砌出的自然的“哀伤”而取胜的,反映了作者对原始主义的现实主义手法的某种追求.这种手法可以和此前的《废都》、《怀念狼》,此后的《高兴》、《古炉》的写作相比较.

何言宏：新乡土写作的艺术成就与艺术问题,确实应该好好总结,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个人的想法,还是应该肯定作家们的艺术努力特别是其中的艺术探索.大家想一想,像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莫言、张炜、韩少功、范小青、阿来、迟子建、苏童、余华和毕飞宇等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他们在新世纪的创作,无论是在思想内涵上,还是在艺术探求上,其实都在竭力求变,艰苦探索,我们真的不能无视和抹杀他们的努力.至于对不同作家的一些非常具体的艺术探索,我们的评价特别是一些否定性的意见还是应该非常慎重的.比如对贾平凹的《秦腔》,陈思和曾经写过《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这样一篇很长的文字,对作品的“艺术”进行专门性的讨论,我当时读了深受启发.在这篇文章中,陈思和提出《秦腔》所采用的实际上是一种“法自然”的现实主义艺术,而且这样的艺术也并不是由贾平凹凭空创造,而是有其深厚的艺术传统.所以我认为,虽然种种时代性的问题会影响某些作家的创作心态,但在很多严肃的作家那里,他们的创作还是很认真的,对于他们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的艺术探索,我们的艺术观念与艺术趣味既不应该一味盲从,也不应该固步自封,而是应该在相当宽阔的“艺术史”视野中来深入思考,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比较严肃和比较负责任的艺术评判.

重要的是写作伦理

姚晓雷：正如我们前面所进行的,总结与反思新世纪中国的乡土写作可以有很多视角,因此我们也能发现和提出很多问题,但在其中,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乡土写作的写作伦理问题.所谓的写作伦理,其实就是一个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去书写的问题.这是作家在对乡土中国的文学书写中,所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最为重要.但我发现,正是在这个方面,新中的乡土写作却未能够很好地处理.我常常感觉,能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乡土中国的表现者和写者来说,实在是一种幸运.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有幸赶上这个社会文化裂变的大时代,亲眼目睹它在转型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古代曾有一句话叫“江山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它的确为我们新世纪的作家在进行乡土中国书写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到目前为止,我感到我们在这方面最好的作品充其量都只是停留在好的问题小说的水平上.即它们提出了问题,却找不到合适的叙事伦理.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例,这是新世纪以来这方面创作中非常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虚拟了一个残疾人生活的“受活庄”,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事件为背景,通过庄里人们从追求入社到追求退社的历程,以抗诉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社会对民间社会关怀的背叛与损害.作者在这部小说里面对的是时代的重大命题,体现出极大的现实良知和勇气,并且艺术手法上也充满奇崛的想像,可读了之后总有遗憾：它到底要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引向何处呢&#

为您写乡土毕业论文和职称论文提供乡土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相关论文范文素材,包括关于乡土及文学创作及新世纪方面的论文题目、提纲、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是免费优秀的乡土论文范文。

周景雷：我觉得写作伦理在一个作家身上应该体现为两种.一是写作自身的伦理,一个作家在写作上到底该如何用力?用到什么程度?是面对对象时所产生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是过分的深度加工?我们常说“过犹不及”,这不仅是一种处世之道,治世之道,其实更是一种审美之道.它要求作家给予对象应有的尊重,要体现出各个层面应有的尊严,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不容诛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在此我们值得检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这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历来的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每当阅读到这样的内容,我常常有一种我们的文学尚未成熟的感慨.二是叙事的伦理,就乡土中国书写而言,不知道诸位是否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我们对乡村的想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要么很好,要么很坏,好的就是天堂,诗情画意,坏的就是地狱、就是阴森恐怖、破败不堪,让人不寒而栗,较少感觉到温暖和温馨.其实也许并不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作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有关.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价值的导向决定了叙事伦理的起点?

何言宏：晓雷对《受活》过于苛求了.我一直以为,阎连科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和非常独特的作家,他的创作充分吸纳了乡土民间甚至是更加原始的精神资源,在精神表达上,具有非常突出的生命力量和正义.《受活》等作品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非常自觉的历史思考,风格上虽然夸诞,精神上却很冷峻,总体上,其实对历史有着相当巨大的理性批判精神.我们所表面看到的一切,其实是以这样的精神作为基础来“垫底”的.不过对“写作伦理”,我还是同意晓雷兄的说法,即将写作伦理具体地视为是写作者的精神立场与文化立场.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新对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最为突出、最具历史性的新意和普遍性的方面,就是很多作品所具有的“新左翼”倾向.对这样的倾向,我并不是一味地赞同,我只是想指出这种倾向的客观存在和它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影响力.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界,“新左翼”文学不仅是一股相当强劲的文学思潮,更为重要的是,它甚至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在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陈应松的《太平狗》、刘庆邦的《卧底》、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北村的《愤怒》、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李锐的《镰》、《樵斧》和张炜的《刺猬歌》等很多乡土写作中,“新左翼”精神都有非常突出的体现.它们基于“新左翼”的精神立场对于乡土中国的权力与资本进行了相当自觉和有力的揭示与批判,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正义,无疑是乡土写作在新世纪以来的重要变化,颇应重视.

姚晓雷：新世纪的一些作家还在创作中直接从宗教信仰中寻找资源,只是这些所谓的信仰也往往由于渗透了太多的功利因素而显得矫情.例如,基督教是新世纪作家最习惯运用的宗教资源之一,北村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愤怒》可谓代表.北村的这些创作是为了关注现实正义.问题是他是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来进行关注的呢?我们看到他选择的基督教所主张的不抗恶和人格的自我救赎.《愤怒》写的是一个农民子弟李百义的故事：李百义出生于一个困窘的家庭,一家人在生活里经历了各种屈辱,母亲被霸占,妹妹被,父亲被虐杀.残酷的遭遇使李百义愤怒了,他不再对社会抱有幻想,决心进行“个人的审判”,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致死的然后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小说到此笔锋一转,杀人事件给主人公带来的是难以摆脱的良心上的折磨,即便他经商致富后变成为一位品格无可挑剔的慈善家也不能摆脱负罪感.他在教堂里聆听到福音,从而脱胎换骨、洗心改面,认同了基督教的爱与宽容的主张,选择了向上帝的驯服,接受了养女为他安排的道路――被捕归案,并以宗教信仰的光亮感化了一系列有罪的人.《愤怒》这部几乎近似于布道书的作品,其核心的观念显然是《圣经》所说的凡人都是有罪的,故在何种情况下人都不能审判人,只有上帝才能审判,人能选择的是爱和宽容.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北村这种关怀现实的方式是看到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他不仅把宗教的原罪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混为一谈,而且把社会生活复杂的矛盾冲突抽象化为一个我们人性内部“恶”与“善”的问题.其实有现代文明常识的人都知道,解决社会不公依靠的是社会制度的完善,依靠的是现代理性精神,放弃了对制度和理性的坚持而谈其他无异于缘木求鱼.若依照北村的逻辑,既然所有的人都有罪,既然所有的罪人们自身都没有资格审判,这就势必放弃了人类自身追求社会正义的可能,否定了现代社会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必要性.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小说所宣扬的宗教信仰很难说是作者直面现实的一种结果,也很难显示出宗教的超越感,而是一种借宗教之名矫揉造作的逃避.

周景雷：北村在《愤怒》之后的长篇写得都有问题.他的问题不在于他用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来拯救世事人心,而在于他把基督教当作“坚硬的工具”楔进了故事.这使他小说中所谓的正义、所谓的救赎和所谓的人性等都是分离的,互不搭界,生硬感非常明显.同样来表现基督教,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范稳的《水乳大地》就要比他圆润得多,意义也就更加丰富.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一种文化不变成你的故事当中的日常生活,不是慢慢地浸入和蔓延在你的故事当中,势必就会造成矫揉造作的写作.这对我们讨论乡土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乡土中国最基本的伦理和存在就是日常性的、综合性的.

何言宏：二位都对北村的《愤怒》持有非议,我的看法倒有不同.基督教的精神立场在中国的精神空间中有其非常特殊的处境,对于真诚的基督教的精神立场,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尊重.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对于包括乡土写作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作为批评家和研究者,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并在这样的精神立场上进行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避免形而上学,即以自己的精神立场模式化和机械般地“强套”在每一部作品的头上.实际上,我们应该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我们其实是要与作家们一起,共同探寻某种精神的出路与可能.在此意义上,我们虽然要有一定的坚持与固守,但也应该胸襟开阔,充分尊重和合理吸纳多方面的精神资源.所以说,内在于我们乡土中国的精神资源和来自于西方的精神资源,我们都应该批判性地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