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200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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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中国通讯社新华社发布了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逝世的消息.可是很多年轻学子,甚至是一些专攻经济学的,也不知千家驹为何人.大众是健忘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之本的社会,没有理由忘掉千家驹,因为他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资本论》的中译者之一.

1991年,当时游居美国的千家驹给国内两位身居高位的友人写信说：“我是以毕生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研究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尚有一知半解.”

千家驹1909年8月生于浙江省武义县,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与北大学生运动.作为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他曾被张作霖政府逮捕.就是在北大,他开始埋头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大学毕业后,千家驹先后在北平和广西进行社会调查,后又为天津《益世报》编《农村周刊》.1935年,他在母校北大兼任讲师,翻译《资本论》就是在这一时期.

1936年,千家驹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理事.1937年,千家驹受聘广西大学教授,任职三年直至被解聘.1941年,他流亡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香港逃回桂林.桂林沦陷后,便在广西其它地方避难.

1945年,千家驹加入中国民盟,任南方总支部秘书长.在再度流亡香港三年之后,1948年,在南方局的安排下,千家驹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人士被分批护送到所在地西柏坡.千家驹在那里第一次见到.

1949年,千家驹参加筹备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他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又任私营企业局副局长,领导起草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他担任过的其他职务包括：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他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副主席.

年届80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矶的千家驹,仍如此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感受：“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

与大多数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也逃脱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运动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在各党派当中,民盟的“”是最多的.千家驹尽管是漏网的“”,但也少不了要为他的“”言论作检查.“”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众斗争.那时,他甚至“决心了此残生”,真跑到香山跳崖,被救后又表示后悔.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日后他把那段生活形容为“啼笑皆非,动辄得咎”.

“”过后,千家驹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或民盟副主席的身分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全国政协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为大众传媒所关注.也在这时,千家驹成为颇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因为在每年召开的“”上,他是一颗“明星”.

千家驹这时“出名”,因其在“”上“敢言”.比如,针对当时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龄五十岁、一家五口人、工资五十元”,将知识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尽致.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仍不忘当时的情形：讲了30多分钟,掌声30多次.

千家驹当时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在经济学上并无大量的著述,这种情况在他那一代学人中较为普遍.因此,如今在经济学界,问及千家驹的学术成就,大多不能详述之.但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有这样一句评价：“社会的良知”.

千家驹曾呼吁各级领导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

1989年7月,千家驹到了美国,从此基本上离开了大众传媒的视野.又或准确地说,大众媒体对他的报道有了禁忌.数年后他被允“来去自由”,悄无声息地回到深圳定居.他的名字再一次在媒体上出现,竟是在新华社发布他死讯的那则消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