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宽容的政治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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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作为桐城派的传人,孩提时代的章伯钧就懂得这些古老的训诫.然而,年过花甲的他还是忘了“逢人只说三分话”的道理,在诡秘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因为不被宽容的政治异议,吃了亏,成了人人喊打的“中国头号”.

1957年5月21日下午,党外人士章伯钧,以民盟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前往统战部,出席开门整风的座谈会,满怀热忱帮助执政党整风的章伯钧,用终生难改的桐城方言,说了一通不合时宜的个人意见：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言论.座谈会结束之后,统战部有关人士,对包括章伯钧在内的的朋友们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如沐春风的章伯钧兴致盎然地回家了,他丝毫不曾预料,这番政治异议,已经悄无声息地宣告他的人生提前进入冬天.

出身耕读人家的章伯钧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早年,赴德国留学,他就接触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领袖有过同处一室的交情.回国后,他参加北伐,参加,组建农工党,跟国民党当局明火执仗搞过政治斗争,横竖不是一个吃素的人.所以,“政治设计院”言论出炉不久,有人零零星星地批判他,他也没怎么当回事.待到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章伯钧才突然感觉到苗头不对.这篇社论中有个让他大吃一惊的结论：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家还在进行着.

他敢于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前提,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最高领袖对阶级斗争的放弃.八大过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宣告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

捧读《这是为什么》,章伯钧觉得不对劲了.早知道“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在阴晴不定的政治生活中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他,也不会打破沉默,大放厥词,说什么“政治设计院”.不知道他私下里是否感叹过,在面前,见过大世面的他,总像一个小学生,那么幼稚,那么笨拙,那么不明世事.

他哪里知道,在他出席统战部座谈会前几天,亲自草拟了一篇文章,说党派中的表现很猖狂,尾巴已经翘到天上去了.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说,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可怜的章伯钧,固然不愿自取灭亡,却因为信息不对称,不知道“引蛇出洞”的权谋,一接到统战部有关人士请他帮助整风的,就不顾拉肚子的不舒服,跑去大鸣大放,授人以柄了.现在,“政治设计院”的言论发表了,“蛇”出洞了.在内部发出秘密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分子的猖狂进攻,他点名道姓地说,章伯钧等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

厄运就此临头.党派内部,他自己的同志率先质问他：“你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他沉默了.宪法他是1954年宪法文本参与者,他清楚地知道,宪法赋予了他以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就是无需担心受到任何惩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反观人类的历史,的核心,是那些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见解的政治言论.

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政治言论,究其本质,无非是对当时的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见解,与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将之意识形态化了.在这位领袖眼里,主张政治设计院,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背信弃义的表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的领导,是资产阶级和在建国之初达成的政治盟约,是写入宪法的,是他们必须接受的两个天条.章伯钧放言政治设计院,就是撕毁盟约,违背天条,这不是明目张胆的翻案是什么火了.他明确地表示,谁想翻案,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位置.

显然,章伯钧的政治见解被夸大了,被上纲上线了.且不论见解是否正确,即便错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在这个世界上,有少数人,比如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小部分法官,就固执地认为是绝对的,宪法保护一切言论,宪法保护的不仅仅是公民说正确话的自由,也保护公民说错误话的自由.

一生亲美的章伯钧,可能不知道,主张应该受到绝对保护的法官,在美国也只是一小撮.自写入美国宪法以来,即使是那些希望以博大的宽容精神对待政治异议的人们,也笃信政治异议应当恪守边界.问题是,边界在哪里长达180年的漫长岁月里,上下求索的大法官们渐渐达成共识：如果政治异议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明显的急迫的危险,司法就可以扼住异议者的喉咙.

“政治设计院”的言论出笼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让他低下了桐城派数百年来始终高昂的头.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一直在写检查.从童年开始深刻自我检查的他,终于得到了“宽恕”,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主席、民盟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上边”特意为他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过去享用的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也照旧保留了.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的政治生命再也留不住了.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