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政治室(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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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不愿和、姚文元合作,对他已不信任

1969年的第一季度,新恢复的政研室需要开展一些工作,因研究院的人员分配尚未进行,故陈伯达通过宣传队和夺权总部勤务组先抽调一些人去政研室帮助工作.

1月1日至9日,我与一些同志到政研室帮助工作.每天一早从颐和园东侧的党校南院出发,到市中心红旗杂志社和所在的沙滩大院上班,当天晚上返回.这次的任务是参加《选集》第五卷初稿的试选,在校阅和整理某些讲话记录稿方面做些具体工作.当时,陈伯达想为《选集》第五卷的编选做些准备工作,后来不了了之.

1月30日至3月19日,我又和一些同志被抽调到政研室帮助工作.这次是陈伯达奉之命,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我们是他起草的某些部分的第一读者,提意见或试写一段供他参考.陈伯达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在《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一文,谈到了此事.

文章说,1969年1月底,让陈伯达和、姚文元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以陈为主.陈伯达不愿和张、姚合作,自己关在家里写.王保春提出,是否找几个人帮忙,如《红旗》杂志、政研室的同志.陈伯达说：“不要.《红旗》杂志姚文元在管；政研室嘛,可以找几个.你去组织一下,人员你去选,不要出了名的名人.”文中说：“王保春从政研室选了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班子,集中在沙滩的办公楼里.陈伯达去看过他们两次,先给他们讲了主题思想,怎么写,写什么,由他们自己研究决定,并说：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回来后,陈自己动笔写.”

我记得,陈伯达当时并没有明确向我们交代是写九大报告,只是出几个小题目,让大家分组做文章,有时把他在家写的一些片段.让王保春带来给大家看.我们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他写的内容及口气,猜测是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王保春说,大家可以提意见,或自己写一段,供陈伯达参考,启发思路.我们这才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记得在陈伯达起草的东西中,讲到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要大踏步前进,并举了石家庄等城市生产发展的事例.

王文耀、王保春的文章说：“王保春与沙滩的写作班子常联系,拿回来的稿子,有些参考用了些,有些陈翻阅一下便笑笑放到一边了,很少用.因为那些同志的思路与陈不完全一致,原因是陈不好把针对等人的想法告诉他们.我们当初组织这个班子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给陈扩展思路提供一些参考而已.”

这一工作,没等搞完我们就回研究院了.后来听说,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未被采用.王文耀、王保春的文章说,陈伯达曾将写完的第一部分呈审阅,后来主席将原件退回.他们发现,此件主席从未拆封看过.因陈伯达排斥张、姚,迟迟不能完稿,让康生主持重搞.陈伯达对总理说：“我那个稿子只剩下一点了,怎么办”“总理安慰他说：那你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此后,“总理让陈先拿出写完的报告稿交碰头会上谈一下.后来,在会上还是被张、姚攻击为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否定了”.“开会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后来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由此可见,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和、康生、、姚文元的裂痕已深,要分道扬镳了.对他已不信任.

留人时,陈伯达说,出了名的名人不要

1969年4月上旬,因研究院里运动基本结束,要分期分批走人了,各组讨论了政研室留人问题.早在1967年5月,决定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恢复政治研究室之后,“院”曾将保××的30多人分到政研室.打倒××之后.陈伯达对政研室留的人是清一色保××派不满,让他们统统回研究院参加运动,待运动结束后重新考虑.关于研究院人员的去向,陈伯达确定了一个总体方案,即除少数人到政研室工作外,部队上复员来的.分到山西、陕西的四机部所属三线工厂,干部将到农场,大学生将随196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道分配.去工厂的33人先走.

政研室恢复后,要从研究院调去20多名干部,到底谁去合适此时,1968年11月19日进驻研究院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先把留人条件告诉大家,让群众讨论推荐,最后由领导审查决定.条件是：历史清楚,要有思想(主要指思想觉悟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忠诚老实,有一定业务能力.

在各组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由宣传队研究后确定了一个留人名单,报陈伯达批准.据王文耀后来回忆,当初政研室留人时,陈伯达讲,出了名的名人不要.这个留人条件未向群众公开.文艺组是我和李准两人留政研室.

1969年4月24日,分到政研室的同志到沙滩大院开会,决定分组到各大区调查“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我和郭冲等四人为一组,到西南、西北调查,准备先到四川,后到陕西.4月25日,陈伯达讲了调查要求.

5月2日至6月2日,我们组在四川农村调查.调查一段时间后,曾用“西南、西北调查组”的名义向陈伯达反映情况.他怕下去的人用的牌子大,暴露了他私派“调查组”的行为,立即下令,把人全部撤回.他把用“西南、西北调查组”名义的同志大骂了一通.有的人因此被逐出政研室,有的人见这位大领导不好相处而离开政研室.

8月20日,留政研室的同志由党校南院搬到沙滩大院,即离开已解散的研究院,到新恢复的政研室上班.研究院的人走光后,还有些遗留问题要处理,于是宣传队留下少数人,也搬到沙滩大院办公.

晚年陈伯达小心翼翼,唯恐被等人抓住辫子进行报复

恢复后的政研室共22人,除行政和图书资料人员7人外,业务人员只有15人,其中两派都有,而以反“院”派居多.老同志很少,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政研室除主任陈伯达外,没有副主任和秘书长,工作上的事由史敬棠在管.他的职务仅是秘书.史敬棠在延安时期就曾在政研室和处工作,是位高干.王文耀回忆说,他曾向陈伯达建议,是否给史敬棠一个行政职务,如副主任什么的.陈说：“不用,不用,就叫秘书.”陈伯达处世,历来小心谨慎.做他的部下,很少有升职的.新恢复的政研室,毕竟是个部级单位,除主任和秘书外,居然没有一位官员,不仅在别的机关找不到,甚至连老政研室都不如,实在令人费解.事后分析,这与陈伯达当时的实际处境和心态不无关系.

陈伯达当时虽然是小组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并无多少实权.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 京外出期间,由同志代理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小组开会实际是说了算,那些小组成员都倒向一边.陈伯达每次开会必须到,但只是挂名而已.他从1966年6月中旬小组开成立会算起,实际掌权仅两个多月,后来就大权旁落了.陈伯达在1967年因受到的严厉批评,曾一度想.也是这年,他被赶出中南海.王文耀、王保春回忆说,陈伯达当面向谢富治提出要北京市的资料时,谢说：“伯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由此可见,陈伯达这个小组的组长,已不能代表了.再从对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态度看,他已不被信任.特别是为起草九大报告与、康生、、姚文元闹翻后,陈伯达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被他们抓住辫子进行报复.这时的《红旗》杂志,虽然他名义上是总编辑,但实权已被姚文元抓去.他唯一可控制的阵地就只剩政研室了.他怕弄出个官来,被一伙拉过去.于是连官也不敢设了.

政研室进行的最后几项工作

政研室从全体工作人员集中沙滩大院正式开张算起,到陈伯达倒台,仅有一年时间.在这之前,已用政研室之名开展过三项工作,即前文已叙述的进行《选集》第五卷初稿试选,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到各地农村调查.在政研室人员搬到沙滩大院后,又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1969年6月至10月,组织了一个班子继续搞《选集》第五卷试选,先后有6人参加.二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陈伯达让《红旗》杂志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起草《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这篇大文章,政研室的人帮助查资料,提意见.三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班子专门研究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先后有5人参加.四是派人到工厂、农村、学校调查.

在开始写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时,陈伯达从政研室调了10多人为他查资料,作准备.不久,陈伯达调红旗杂志社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写.后来又把政研室的全体人员投入进来,为他翻书,查资料.我是1970年1月最后一批参加的.主要是帮助搞些材料,提些意见.整篇文章都是按陈伯达的调子写的,后来陈还亲自执笔改写.对于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我们曾提过意见.如文中引《圣经》上的话说：“把你的刀收入鞘,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曾指出,这句话不应当要,因为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革命人民拿起刀是应该的.又如文中讲国际主义,借口“自力更生”、“自己解放自己”说：“各国人民除了思想上的相互激醒,不可能有别的动作.”不讲相互援助的一面,我和许多人都有意见,曾强烈反对.陈伯达煞费苦心写的这篇大文章,后来被否定了,未予采用.

陈伯达倒台,政研室被撤销

1970年月间,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围绕修宪问题,在是否设国家主席和能否称“天才”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的意思是,不设国家主席,不要再称他是“天才”.林彪等人主张,应设国家主席.并坚持说是“天才”.陈伯达支持设国家主席,并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了一些称“天才”的语录,以证明“天才”之说有依据.林彪等人一方面主张设国家主席,说是“天才”；一方面不点名地批评在此问题上按口径说话的.

此时已对林彪反感,于是决定拿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9月1日,《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委员人手一份.九届二中全会由此改变议程,转为批判陈伯达.

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从此,陈伯达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1970年11月6日,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组织宣传组.10天后,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党.《指示》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4月29日,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把批陈推向全党、全国.“九一三”事件之后,“批陈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整风”运动,把陈伯达与林彪作为“林陈反党集团”进行批判.

对陈伯达的批判,当时归结为“黑四论”,即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陈伯达被戴上五顶政治帽子,即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并于1973年8月20日被永远开除出党.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研室的工作停下了,人们从各种迹象中猜测,陈伯达出了问题,但没有被证实.1970年11月27日,宣传队政委向我们讲,由于搞专案工作需要,经请示上级,同意向我们交底：陈伯达出了问题,据说问题很严重,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要求绝对保密.

12月22日,政研室传达了一份文件,内容是成立组织宣传组,撤销和政研室.政研室人员的安置工作由管.

两个月之后,1971年2月23日,宋士堂向政研室同志传达了关于陈伯达问题的几个文件.据说这是第四批传达,政研室全体工作人员都听了.

陈伯达出问题后,有人向告状,认为研究院的运动不彻底,有许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未挖出来就解散了,陈伯达包庇了坏人.为此,上面派人到政研室了解情况.为了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把研究院的运动搞彻底,政研室党支部和研究院宣传队向打报告,讲了研究院的敌情和人员分配情况,建议集中部分人办学习班,包括在小组办公室工作过的,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嫌疑的,在政研室和首钢工作的,对重点对象知情和搞专案的,共87人.

经批准,1971年2月28日从北京卫戍区派来15名军代表,进驻沙滩大院.原研究院的人于3月5日前到齐,3月12日正式开学.军代表作动员报告,讲了学习班的任务是：“批陈整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第一阶段以“批陈整风”为主,政研室的学习班先走一步,等大学习班传达了文件,进入批陈阶段后再合过去.

3月8日至19日,政研室开会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当时认为,陈伯达在政研室的反党阴谋活动,主要有四大件：一是1969年2月至3月,为林彪起草九大报告,炮制继承刘少奇唯生产力论的黑纲领；二是1969年6月至1O月,组织6人黑班子,私自整理《选集》第五卷；三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炮制对外路线方面的黑纲领《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四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秘密班子专门研究政治局历次宪法修 改稿,炮制设国家主席的条文.

从1971年4月1日起,政研室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和研究院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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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学习班扩大,有112名原研究院的人加入.他们被编为8个组,先分开办.

10月22日,军代表在学习班作动员,说由于运动的需要,先后参加学习班的两部分人,要合并重新编组.原来老班6个组,新班8个组,合并后编为12个组,并指定了各组召集人.

10月26日,学习班传达了关于林彪反党叛国问题的5个通知.从此,学习班改名为“批林整风”学习班,把陈伯达和林彪联系起来批.

1972年1月17日,军代表作了学习班调整组织和成立支部的动员.此后,学习班的12个组合并为10个组.

4月3日.军代表说,对政研室审查对象的“六不准”(即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回家,不准写信,不准打,不准和无关人员接触)不算“隔离”.

后来,学习班人心涣散,无事可做,一些人要求回原单位工作,有4人向上面打了报告.1973年4月19日,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和中办副主任李涛向军代表和党支部负责人传达了的精神.说是汪东兴在这4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这个学习班可以结束,分配工作,有的可以回单位.请春桥、文元、登奎同志阅批.”春桥、文元、登奎已批了.

此外,郭玉峰讲了学习班结束的5条原则,其中讲到政研室的先下放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以后再考虑分配问题.8个重点审查对象,由军代表继续负责审查,定案了结.

精神传达后,一些人立即在会上嚷起来,说郭玉峰的原则不对,说军代表欺骗,欺骗群众.会后各组讨论时,许多人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在群众参加下弄清8个审查对象的问题,要求给学习班每个人作组织结论,要求军代表总结工作.

对群众提出的许多意见,军代表说,只负责向上反映.4月26日,军代表传达郭玉峰意见说,学习班自宣布结束起,就可以走了.学习班不作总结,不搞鉴定.如果本人要求写结论,可以写,但直接装档案,不给本人看.5月1日,学习班陆续走人,但半个多月,只走了10多个人.5月19日,军代表传达汪东兴的意见,说学习班已结束,可以走了.不要等了,希望1个月内走完,政研室的同志要作好下去劳动的准备.

至此,为期两年多的“批陈整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学习班宣告结束.除了把陈伯达在研究院和政研室的言行上纲上线到反党活动大批一通外,并未揭发出他新的问题.至于8个审查对象,后来都未审出什么问题.挖了两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挖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政研室人员的归宿

1973年5月25日,军代表传达上边的意见说,政研室工作人员要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除两个重点审查对象和两个留下工作暂缓下去的人外,都要下去,6月14日出发.工资和粮油关系转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时间多长不定,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劳动表现分配工作.

5月26日,政研室工作人员向军代表反映了许多具体困难,要求中办来人听听大家的意见.28日,中办两位同志来了解大家的意见.我们要求,领导上讲一讲政研室的问题审查得怎样.大多数同志和陈伯达是工作关系还是黑线关系,是自觉反党还是受骗上当犯错误,以便放下包袱.劳动地点,希望到石家庄红旗杂志社干校去,以便照顾家庭,减少困难.为了让中办领导知道我们的要求,我和徐景安等16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等人.当时政研室就像被遗弃似的,什么事都没人管,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我们反映的意见,中办领导未采纳.

7月底,劳动地点改到河南罗山县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时间定于8月12日出发.就这样,我们去了全总“五七”干校.到干校后,被编人工人日报社这个连队.

在干校期间,政研室党员成立了支部,由常溪、冯元硕、徐景安任支委,工作由支部抓.

全总干校的后期,一些人因分配了工作陆续离去,一些人因家里有事请了长假.最后因人员太少办不下去等原因,宣告撤销,将土地、房产和农具等交给当地政府.

政研室撤销后,工作人员的安置问题,名义上由中办管,实际上军代表在管.当时的原则是,只要有单位来要,就放人.因此,从1974年起,就有人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粉碎“”后的第二年,上级来了指示,让军代表尽快处理完遗留问题,限期撤离.这年国庆前夕,军代表撤出沙滩大院,政研室的历史才最后画上句号.

由于“”的特殊历史条件,由于陈伯达后来已不被信任,“”中恢复的新的政研室,不仅短命,而且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