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培育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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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人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农民投身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但是早期农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热情远远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为了克服农村群众自身的局限性从而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国积极采取多种途径对农民群众进行了政治教育,并且积累许多宝贵的经验.

关 键 词 ：中国；农民；政治教育；经验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9-0000-02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和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党在创立及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发现,宣传、引导、组织农民群众投身国民革命对于夺取革命的胜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中国在从事这项活动的同时也在积极研究农民这一群体的特点,总结对农民政治意识培育的经验,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

一、早期农民群众的局限性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民谈不上具有真正的革命政治意识.“的确,中国农民有关政治的认知是朦胧的,含混的,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到底怎样看国家、看统治.在传统社会的常态,农民是政治的观众,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哄哄的一切,似乎都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①历史多次的农民起义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历次起义的掀起者是农民,而后的起义领袖却又成为了地主阶级的代表来压迫农民,依然改变不了农民苦难的处境,他们只能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不能成为成功革命的领导者.其原因是早期农民群众固有的局限性和消极性.

第一,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观念厚重的国家,封建思想浓厚,家长制作风盛行.长期封闭的生产方式、宗族的生活模式使得农民在权利和义务上缺乏观念,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和盲从性.在调查井冈山根据地几个县的情况后发现,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而“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农民习惯用传统家长制来看待政治问题,普遍缺乏政治意识,革命的阶级国家意识淡薄.

第二,农民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低下的生产力、简单的生产方式、繁重的体力劳动等使得农民几乎与文化无缘,“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在这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民群众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单纯对其进行理论教育往往会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大多对文化知识顶礼膜拜,学个一知半解便急于在革命过程中实践,却经常形成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由于其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了农民的目光,进而使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易走向主观性和片面性,分析问题不够长远、全面,缺乏革命的政治远见,不能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正如说“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②

第三,中国的农村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农民使用的都是简单落后的生产工具,从事着分散的个体生产活动,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留存较广,农民群众的组织纪律性不如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表现较为自由散漫,对世态漠不关心,对政治麻木不仁,更不必说提出政治主张了.同时,农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缺乏坚定性.在农村中,大部分是贫农,他们只有极少的土地或工具,如不出卖劳力则无法生存 ,因此在自身的处境上他们有革命的要求,期待通过革命来解决土地问题,但另一方面由于因循守旧,随遇而安的自私自立性,又担心革命危害到自己家族的人身安全或是利益安全,因此对于革命,他们常常摇摆不定.

二、中国培育农民政治意识的途径

中国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以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这就要求中国必须着眼于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迎合群众需求,多途径培育农民的革命政治意识.

第一,成立农民组织,强化革命政治教育.大革命前,人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建立农民协会,发表农民协会章程和宣言,这是中国最早的最大规模发动农民并建立农民协会的实践探索,为中国发动农民开展农动,建立工农联盟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但是,由于农民群众本身的局限性,初期对于农民的组织不能太严格、太拘泥于农民协会的形式,“如果各乡镇已有联庄会、守望社等等真正农民群众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而又不易变更,则不必一定强之改为农民协会形式,且容许其加入县农民协会；惟全县农民的组织,仍统一于县农民协会”③.通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参加夜校、识字班、读报班等,开设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等各种各样的工农业余文化教育组织,在这各种类型的教育中,革命政治观念的灌输都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第二,培养农运骨干,推动农运发展.农民政治意识的培育离不开一大批能吃苦、懂理论的农民干部来加以指导.因此,由中国人澎湃（当时以国民党农民部秘书身份）等人等倡议,经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设立了农动讲习所.农讲所是早期人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而探索出的一种人才培训模式,以训练能领导农村革命人材为培养目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学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着重研究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组织学生下乡调查,参加社会活动.为造就农民武装骨干,农讲所对学生实行军事编制,讲授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并组成学生军参加镇压麻城地主豪绅制造的反革命和击溃夏斗寅叛变的战斗,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毕业后的学生大多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师生参加了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长期坚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农讲所师生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三,渐进式的宣传策略.中国十分重视对农民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一切鼓动和宣传都以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为出发点,忌用广泛的宣传及毫无兴趣的、机械式、讲义式的灌输.“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地反对,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翼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④,中国也认识到,农民政治意识的培育是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它不可能在农民群众的意识中一蹴而就,人以满腔热情深入到农民的真实生活中,体会农民生活的疾苦,尊重农民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把政治思想附会到乡村文化里,以歌谣、戏曲、小说、画报等形式予以展现,潜移默化地培养农民群众的政治意识.

第四,在革命斗争中落实惠农政策.首先,从经济上减轻农民负担,贯彻任务中有关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贫农有国家发种子及农具；规定重要农场品的最小限度”⑤ .积极开展土地运动,限制私人拥有土地的数量,将大中地主的土地合理分配给开垦种植该地的佃农所有；指导发展合作社运动,满足农民生活需要；组织农民借贷机关,提供利息极低的借贷给过剩的贫农用来开垦荒地.其次,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权利.推翻地主土豪劣绅的政权,还农民廉洁的政府,“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 ,同时,“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⑥,它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农民知道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意义,通过引导农民积极参与选举活动,提高其政治意识.

三、农民政治意识培育的历史经验

中国早期对于农民的政治教育经历了艰辛的探索,有过成功与失败,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将进一步推动今天的农村工作.

首先,尊重农民群体.我国的农民群众有其自身的特点,党在对其进行政治意识的培养时必须对农民这一群体要给予足够的认同和关心.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上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到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⑦,1925年10月《告农民书》一文阐述“世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东西,那一样不是农民和工人劳动做出来的?然而工人农民自己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东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⑧.中国是站在了农民的角度考虑了农民的问题,承认了农民群众的贡献,同情农民群众的境遇,并且表明目的是为保护农民利益,促进革命运动,因此,农民群众有归属感,愿意接受中国的领导.

第二,注重教育对象的层次化.自古以来农民这个群体里一直存在差异,有的读过书,有的没文化,有的家里比较殷实,有的则比较贫困等,农民阶级是可分为不同的阶层的,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是不一样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农民进行分析是对该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党在“二大”宣言中也对中国农民作了阶级分析,把农民群众分成“富足的农民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农业雇工”等四种成份.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些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对农民群体做过认真细致的划分.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把农村人口除自己不耕作之地主外,划分为雇工、佃农、佃农兼雇主、自耕农兼佃农、自耕农民、自耕农民兼雇主、自耕农民兼地主七种成份.李大钊则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列表分析,认为农民种类分为富农、中农、小自耕农、佃农,中最多数最困苦的是自耕农、佃农.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受农村文化的熏陶,参加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农动的实践,深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形成了许多正确的理论.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科学地认识阶级,系统全面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实际的农村阶级.把农村人口划分为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农村手工业者、游民八种成分,划分的根据以是否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为标准,具体地说,以是否受到剥削或有剥削、受剥削量或剥削量多少为标准.这种经济上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同时进行,并具体地分析被剥削或剥削的形式,使各阶级的经济状况较完整地得到分析.

第三,以满足物质需求为引导.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人认识到:要启发农民的觉悟,发动他们投人革命斗争,必须满足农民的实际生活要求,要把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因而提出和实行了符合农民利益的口号和政策.1922年6月,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说:“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1926年的《中国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和《目前农运计划》,指出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认为“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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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一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人认为,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教育内容和方式都要符合农民的实际和特点,可采用壁画、字报、幻灯、小品等多种形式,其题材来源当取之于农民生活,尤其要指明农民生活与政治的关系,使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便于接受.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农动之决议案》强调,“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人手”, “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二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农动中我们要树立其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另一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使农民积极投身于革命.在长沙、湘潭、醛陵、湘乡、衡山5县实地考察后,于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他把农动的成绩概括成十四件大事,赞扬了农民的革命先锋精神和首创精神,肯定了农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同时也给农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使农民群众认识到自己不是政治舞台下的观众,而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