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科学、政治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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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如同和玉树地震之后一样,不过这次,相信他们自己早就习以为常.

4月18日,四川雅安地震前一天,一个网友发了一条微博,在接下来的几天被转发了4万多次.微博说：刚才出门,抬头看见西方天空出现了强震云等从云的形态、结构、颜色等特征看,似是6级强震云与快震云,能量的最大值可达7.

众多网友以此为依据,指责为什么网友都有预报而地震局没有?

这和5年前的,一模一样,区别只是,当时没有微博.

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而每次地震后,地震局要都要受到来自公众的类似“拷问”.

这篇采访了大量权威人士写就的文章将为你展示中国地震预报界的真实现状：地震预报是一个学术坚守、学科尴尬、政治考量,甚或个人恩怨等等混杂的领域：有人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光阴,然而身背恶名；有人力图独辟蹊径,但被认为理论荒谬；也有人在探索中倍感希望渺茫,从此离开.

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级地震预报体系,也掺杂了权衡种种.

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基于尴尬的技术水准的尴尬的预报体系.

80岁的梅世蓉,在主流地震学界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的一号人物.5年前的之后,网上曾出现了一张颇有“”意味的制图.画面上,白发苍苍的梅世蓉正面半身,胸前挂牌,牌上有字：“国难真凶千古罪人,梅世蓉”梅世蓉3个字打了红叉.红叉的意思,是梅漏报了唐山大地震.

接受采访的梅世蓉为自己承担了“唐山地震漏报犯”的名头而委屈和愤怒,“任何一个从事预报的人,都想在此生哪怕报一个地震也好.”

梅世蓉的经历,或许是中国地震预报尴尬境地的一个缩影.

有关地震预报,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地震学者如梅世蓉般,不掩饰或多或少的沮丧.稍好些的是,如今专家们不用担心如唐山大地震时有被殴之虞.

“网上除了骂还是骂,我感觉我们应该被骂.”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曾说.此前的发生后,有中国地震局的人员去商场买东西都不敢,去医院看病还被医生责问.

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地震预报水平的不过关 50年演进之后,到现在甚至对到底要不要搞预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依然争议颇大. 政治任务变成了科学动力

审视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你会发现：中国地震预报在1966年邢台地震中被最高层强调,于1975年海城地震中因成功预报而到达乐观顶峰,几个月后在唐山大地震中遭受重创,而后恢复元气之时,再遇.而此后的玉树地震和最近的雅安地震,几乎每次都是被大众批评.

1966年可以看做一个节点.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有一位老人跟其时的总理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回望当年,正是那时的领袖激励了许多人的“预报情结”,也让他们从此历尽荣辱悲欢.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周恩来对年轻的学者们说.在受鼓舞的人中,包括梅世蓉,从此她在该领域研究了40多年.

1966年,正是“”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10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历史学家们也不示弱,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大量宣传“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预报地震.1973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病榻上看到这类简报,他写了一段话：“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这些事传到国外,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

此前的发生后,有中国地震局的人员去商场买东西都不敢,去医院看病还被医生责问.

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震被成功预报,成就了地震学者的巅峰体验.

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有科学意义的两次预报之一.地震预报学者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1976年2月,梅世蓉等4人也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减轻地震灾害国际讨论会”.中国科学家讲述了海城地震预报经验.“我们都成明星了,”梅说,“有些大会没几个人,但是海城地震的预报,大礼堂鸦雀无声.”

明星体验终止于一年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大家都傻了眼了.”中科院院士许绍燮说.

地震研究的低谷来了,一些人开始离开.梅世蓉的一位下属是重力研究方面的专家,1977年坚决要求回到原单位.1982年,这位专家就评上了中科院院士.而梅世蓉此后在一波三折的院士评选中,最终因被指有唐山大地震“漏报犯”之名而被搁置.

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国家地震局从各地调来人手参与研究震情.既然已饱受批评,也便不能再讲什么条件,新来的人在新搭的帐篷里干活.科技人员自然心有悲怆,而公众则多少有些“就该如此”的情绪.这些帐篷作为北京市最后一批抗震棚一直存在到1980年,因为实在影响北京市容,还上了电视. 地震预报?“我们就跟中医一样,被认为没水平.”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套实用化的预测系统被地震局开发出来,可对地震前兆的识别及判定给出定量的标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热潮下,地震学者们也努力开发出了地震预报的专家系统.

然而一个致命的尴尬却始终存在中国地震预报的出发点是,通过发现前兆来预测地震.但检测这些前兆的数据比如水氡或者地磁,它们和地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和地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学者们却难以准确判定.

这源于学科理论的欠缺,地震预报的机理还没有解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说得干脆,“我不觉得现在有什么地震预测理论.”

国际上有许多假说,但至今无法准确解释地震发生的机理.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便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你一生在同一个地方赶不上两个地震.”陈运泰院士说,作为一种自然灾害,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当然,这话的意思不是希望多来大地震.”

但科学界自有评判规则,比如地震预报若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颇为困难,“你必须要提供理论结果和基础规律,但是地震预报不能提供”.“最穷的是搞预报的,搞地震工程和地震观测的都比我们强.”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

学科特点如此,发表论文也成了难题,而在论文篇目甚为重要的现今中国学界,这显然让年轻的预报研究者们颇为学术前程担忧.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些从邢台地震的惨状中“滚”出来,对敬爱的周总理表过态,从此就怀上一辈子预测情结的年轻人了.

梅世蓉培养了4个学生,后来都转行去了国外的石油公司,利用地震波探测地质结构找石油去了.

尽管人才流失、水平下降,但是设备上去了.5年前的时期,国家测震台网共有152个国家级地震台,全国31个省级地震台网有1000多个地震台.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这些地震台网硬件建设是国家地震经费投入的一大部分.有接受采访的学者说,各级地震局对硬件建设的热情超过了对理论突破的热情,因为前者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以证明地震局的业绩,而后者的突破则遥遥无期.

这些设备也确实在后几分钟内便显示了威力.尽管有人随之评论：跟唐山大地震相比,30多年的进步,不过是后能迅速找到震中. 当科学问题碰上政治考量

世界上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认为科学家可以发布地震预报,不用管老百姓搬不搬家.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家没权力发布任何震情预报,因为地震预报的水平很低.“你敢拍着胸脯说准吗?”一位地震局专家说.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梅世蓉还记得自己曾发布的一次北京有地震的预报,那是1976年年底,唐山地震之后压力巨大.但不久她便撤销了预报,“我走在长安街上去看啊,那真是稀有,好像是抗日战争逃难一样,你往东他往西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心里震撼啊.我们个人渺小得很,发布这个预报跟抛硬币差不多,但是一个意见可以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人,不能轻易搞预报,影响太大.”这最终成为作为地震预报权威的梅世蓉平生唯一的一次地震预报,“还没报准”.

至今时常被拿来当作正面典型的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预报奇迹,在地震学界看来是双重的巧合：学者的自信和政治人物的铁腕.“海城发布预报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当革委会主任,地震局说可能有地震,还挺大的,毛远新说那少废话,把人都给我架出去.结果,真震了.”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回忆.

梅世蓉把地震预报总结为两个问题：“能不能预报,是问题；该不该预报,是很大的问题.”

总之,预报是很大的科学问题,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症结依然是老问题：地震预报不准.

而地震局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权衡,也是以此为基点.

现任新疆地震局局长王海涛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曾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除强余震预报外,新疆地震局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可供发布的预报意见向自治区政府报告过,这基本上也是各省的普遍现象.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假地震”反倒成了各地地震局最常见的露面形式.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陈洪鹗说,他1983到1987年任职时主要任务就是辟谣,因为辟谣成功获得过国家地震局的一等奖,发了奖金.

事实上,从地震局到地方政府,上述一整套做法好比一个“保守疗法”,减少了虚报造成恐慌的几率,但也减少了直接预报成功的可能.

如果不发生地震,前文所述的整个尴尬的运转体系倒也没有大碍,台网建设、抗震救灾都有了成果,学界也在慢慢等待预报方法突破的那天,虽然他们说这可能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汶川8级地震是对地震预报研究者一种信心的摧毁.王海涛说：“我们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回报.”

事实上,如果在之前,中国地震预报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有坚持的耐心.而之后,预报界遭受了异乎寻常的打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在2008年的年度会商中,汶川地区甚至没有被划入危险区.这意味着不仅没有短临预报,连一个中期预报也没有.

这比唐山地震还凄惨,唐山地震虽然临阵预报的最后一瞬没有抓住,但是中长期预报,是划准了圈子的.

“汶川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涉及到我国40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以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肇诚说.

对地震预报前景的怀疑在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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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肇诚说,的发生,使地震研究者备受煎熬,“我们应该做的是反思并重振,不能使脆弱的地震预报事业夭折”.

让倾向于地震预报的学者稍稍安心的是,之后,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国家地震局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专家委员会时说,要“深化对地震发生规律的认识,深刻地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地震预测预防的水平,为今后搞好地震科学预测工作提供宝贵的科学模式”.

陈运泰院士对中国地震预报制度做了如下解读：不是我们的老百姓愿意住地震带,不是我们老百姓愿意住抗震性比较差的房子.你国家穷,所以你得研究地震预报.

然后怎么办?陈运泰的看法是：一方面说明目前地震预报的水平.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把地震预报的困难当作转向的依据.

在2011年期间,著名地震专家陈运泰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预测的：就是如果不做地震预测研究,那就永远预测不了地震.”

陈运泰是乐观者,他曾在文章中引用了著名科学家、液态燃料火箭发明人戈达德的一句话：慎言不可能,昨日之梦想,今日有希望,明日变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