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档案期刊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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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它,老去在我；名目(概念)虽然各有千秋,付出的,却都是同样的奶奶华,逝者如斯.

一

写下这个题目,不由得哑然失笑.“成长”这样的字眼,应该是用来形容青涩小儿的,现在却被我拿来自诩了.一介老夫,年逾半百,居然还如此矫情,公然装嫩,是不是过于自恋了可能是吧.毕竟,老夫我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入行――入档案期刊之行,直到现在,整整24个年头过去了,从来没有改过行,矢志不渝,死心塌地,连金融部门那样的金饭碗,都没能让我移情别恋；充其量只当过几回票友,偶尔,到本机关别的岗位上客串一把,仅此而已.在此期间,尽管我在逐年老去,但档案期刊,却的的确确正处于一个英姿勃发的“成长”期.所以,所谓的“同成长”,应当理解成：成长在它,老去在我；名目(概念)虽然各有千秋,付出的,却都是同样的年华,逝者如斯.

记得刚入行时,对档案期刊我还只是把它看作“饭碗”,而没有视为事业.那年月,我们三四个人,编一本不厚的业务指导类的双月刊,交代给我的那些差事,一般只消半个月,就可以基本搞定,多出来的一个半月,我原本可以串串门,瞌睡牙,说说家长里短,聊聊饮食男女,搞搞上司公关,轻松愉快,快速“成长”.可我太不甘心仅仅为“饭碗”干活,满心里鄙夷靠非能力元素安身立命,一门心思只想干出点名堂来,实现所谓的自身价值.于是四处张罗着找选题,跑采访,出主意,想门道,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只要和档案相关的,立刻风风火火地赶过去.1987年,我甚至成功地鼓动我们局领导――那年头的局长很随和,我这个小编辑可以随时出入他们的办公室,随时对那些南下的“老山东”们建言――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同志发出了采访邀请.而当时,我刚刚跑完对宝钢被外轮撞断了输煤码头的抢修现场的采访；宝钢档案处派人24小时轮流值守,为抢修提供全部档案材料的鲜活事例,立刻就被前来市档案局视察并接受《上海档案》采访的同志采纳了,用在了他那篇有关档案工作的、非常著名的讲话中.

不是自夸,初入行的那几年,我的确干得非常投入,非常卖力,也挺有成就感.1987年同志和我们局馆干部的那张合影中,有资格在画面上露脸的全都是处级以上干部,只定格了我一个小科员.

从那以后,就像那张照片一样,我整个人也被定格了,定格在了编辑的岗位上,一定格就是20多年.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档案期刊大量破土的时期,不消几年工夫,全国大多数省市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刊物.这种势头,我一直把它解读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当然,此间未必没有“一窝蜂”或者“跟风”的嫌疑,但是,当年如此封闭、如此滞后的档案界,能够呼呼啦啦、步调一致地走出这一步,苟日新,新,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创办了一本杂志,差不多也就相当于打开了一扇窗.既然开了窗,你总不能不让人往里看吧你也总不能不把自己收拾得规整一点、体面一点,以免被人看不起吧而且,开窗还有一大好处,就是透气；所谓透气,就是一吐一纳,就是新陈代谢,就是在俯仰之间慢慢长大,而且是迎着阳光慢慢长大.

窗口,还具有一种表情达意的功能,是交流与互动的绿色通道,无论茱莉叶与罗密欧,还是张生与崔莺莺,冲破封建桎梏的最佳选择,无一不首选跳窗.

但档案期刊这扇窗口开出来以后,效果远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游刃自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既来劲,又泄气；既投入,又迷惘.

我在市作家协会有个朋友,自我当编辑后,就按期给他寄杂志.有一回,我去他那儿串门,无意之中看到,几年来我寄给他的《上海档案》,居然一本没拆,全都原封不动地堆在了墙角旮旯.

别说社会读者,就连我们市档案局,有位关系不错的同事,也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们办的《上海档案》,我从来不看等

软实力,21世纪的文化人喜欢用这个词汇,但20年前没人这样说,我只是感到自己太低能,太无为,每每沮丧于自己的选择竟是如此的边缘化、如此的不入流.这对于一个渴望上进,渴望成功,渴望闯出一番天地的小科员来说,实在是太不满足了.

这可能也和我观念上的一个误区有关.我一直把档案期刊当作大众媒介来看待,完全不懂得在一个专业化、细分化的改革转轨年代,事实上还有一种小众媒介存在,而且,对于档案媒体来说,小众化将是我们永远的宿命.这一点,不光当时的我不懂,整个传媒界其实也是懵懵懂懂.1988年,在改革大潮的挟裹下,我再一次跃跃欲试,不知天高地厚地游说局处两级领导,对《上海档案》实行改版,美其名曰：架设起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的桥梁.没想到,纳谏如流的领导欣然同意,其积极性一点也不亚于我这个小科员.1989年1月,《上海档案》经过从内容到装帧的全面更新后,大张旗鼓地向社会推出了.令人惊喜的是,改版的效果着实不错,出版了仅仅三期(半年)之后,《上海档案》的发行量,就从原来的七八千份,一跃达到了两万五千份.仅上海火车站一个零售点,每月的销售量,就超过了两千份.按照这样的势头,我们的发行量再往上翻一番应该不成问题,我的大众媒介、主流文化之梦,也许真的有可能实现了.

可惜,后来出了点意外,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一切,于是复归从前.

不过,这一次复归,倒促使我想了很多,我渐渐看懂了机关是怎么回事,档案是怎么回事,档案期刊又是怎么回事.

期刊,在我们这个行业,处于一种叨陪末座的尴尬境地,并非主业,在本行业的法定职能中,根本找不到它的位置.其地位如何,完全仰赖于领导者的个人素养和文化旨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或日风险性.这种风险,是我入行之初根本想不到也看不透的.有些领导,即使在召开宣传类专业会议或就宣传问题作专门讲话的时候,也会有意无意地撇开期刊.全国的档案期刊除了有一个自发的、松散的、由部分单位参与的研讨会外,基本处于“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无挂靠状态；编辑业务方面的交流、培训、管理、提高无人问津,水平长期业余.期刊在原本弱势的档案部门所处的弱势地位,让我这个见怪不怪的老编辑亦不胜唏嘘.怨谁怨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无能,折腾了二三十年也没能把一片事业的天空撑起来.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不再傻乎乎地往前冲了.直到目前,在我已出版的六本书中,有四本写于那个年代,还有不下于三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杂文、随笔、小说,散见于各地的报刊书籍.慢慢地,我也积累了很多,以至消化不了变成了脂肪,突兀一座“将军肚”；原先一头茂密的青丝也日渐稀疏,“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至少,从外表看有点像个“专家”的模样了.

三

2005年,于我而言,可以说是自入行以来的又一次转折.这年1月,《档案春秋》正式出版,在此之前,它是一本以公布档案史料和研究上海地方史见长的理论刊物,虽然颇受学界同人欢迎,但也就是一本同人刊物,受众面非常狭窄,社会影响极其有限.为改变这种档案期刊出不了圈,长期与大众疏离的状况,上海市档案局党组经过反复酝酿,终于下决心突破档案界办刊的传统模式,创办一本面向大众的综合性档案文化月刊,并且对刊名、定位,乃至办刊人员都进行了调整,以确保党组决策的顺利实施.

说实话,对这一次新的受命,我在内心里颇为抵触,不想干.前车之鉴,明明白白,于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好处,又何必重蹈覆辙.长期的、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我的心脑血管系统、腰颈椎系统、神经系统,落下了职业的累累伤痕,笔耕了大半辈子,老夫我已经没有本钱再为实现事业的价值而透支生命了.但是,我是一个有着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服从大局,服从组织决定,这些基本规则总应该懂吧再说了,我如果不干期刊,还能干什么当处长吗我这样的“非领导职务”,有资格吗那么艰深的领导艺术,我学得来吗一笑.

唯有服从.尽管服从得不无悲壮.

面对复杂的种种纠葛,领导下决心拍板不容易,而要我们这些长年浸泡在档案专业中的编辑一夜之间完成转轨也不轻松,智慧的生成有时候与权力的应用同样艰难.谁也说不清所谓的档案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谁也没有办法厘清档案文化和通常所说的人文历史之间的界线,放眼全国,找不到一个成功的蓝本可供参照.一时间闲言碎语不少,乱七八糟的矛盾纠结成堆.

总之一个字：难！但我不买账,压力越大越不买账.让不让干,是领导的事；干好干坏,是我的事.

偏在这种时候,原先力主改版的党组书记、局长,又奉调离开了市档案局,新来的局长、党组书记对改版会是怎样的态度,大家心中无数,已经开机印刷的第一期杂志分娩后还能不能正常生长,变成了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

好在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就结束了,新局长的态度坚决而且明朗,支持的力度渗透到了办刊的每一个细节,《档案春秋》就此踏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这也使我悟出了一条规律,凡是真想干事的档案界的领导,都是力主档案出圈的,没有一个愿意自我禁锢.

改版第一年,《档案春秋》的邮局征订数就比改版之前上涨了10倍,据邮局发行部门的同志告知,《档案春秋》的增长幅度位于当年全上海第一.这固然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但和我们1989年的那次改版相比,差距还是蛮大的.毕竟时代变了,文化环境变了,报刊出版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远非当年可比.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振奋精神、提升自信、坚定目标,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档案的开放与传播,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一种政治行为,关乎政府信息开放和执政建设这样一个宏大主题.所以,是否严格恪守党和政府有关新闻出版的各项政策法规,确保政治正确,是上海市档案局领导一直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的编委会主任,一直由党组书记、局长亲自兼任,我们的主编,也一直由分管副局长直接担纲,每一期杂志,从标题到每一帧图片,都在他们的直接审视下定夺,可谓殚精竭虑.

由于定位基本上还算准确,雅俗共赏的格调初步形成,我们依托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办刊的优势已逐渐显现出来,所发表的文章被转摘的越来越多,《档案春秋》这四个字频繁出现在《新民晚报》、《读者》、《报刊文摘》、《作家文摘》等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纸刊物上.2007年,仅据我们视野有限的不完全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