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清与树勋高部“叛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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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清,原名杨淑清,191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0年参加红军.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从事保卫工作,曾担任过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八路部保卫局局长和北方局社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奇清历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解放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一生跌宕起伏,极具传奇与神秘色彩.他是中国保卫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保卫队伍的组建者之一.他参与了历史上诸多重要案件的侦破与重大事件的决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出行都是由他保卫,几乎所有大案都是在他的领导下侦破.但作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一直含蓄地站在幕后,他深受、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器重,却不被公众所了解熟知.他处理“高树勋部叛变”案,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案例.

1947年3月,杨奇清调任晋冀鲁豫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刚上任,就接到一件特大要案：“高树勋指挥的建国军阴谋叛变,正在策划!”这一情报使得晋冀鲁豫局为之震惊.而且,这一情报是晋冀鲁豫局派往这支部队进行整训的人员报告的,因此让人颇为相信.

但是,杨奇清却表示怀疑.他了解高树勋起义的经过.

1945年秋天,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前线率领其部一万多人举行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高树勋将军原是西北军的一名将领,由于对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政策不满,因而多年来经常受到统治集团的排挤、歧视,与嫡系部队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寇的场面,十分佩服,便与、八路军建立了友好联系.1944年8月,原在国民党部队里搞地下工作的员王定南,被汤恩伯部队在南召扣留,押解到高树勋部驻地镇平,经高树勋营救释放,恢复了王定南的自由,此后两人建立了友谊.恰在这时,八路军王树声部开赴豫省嵩县,胡宗南电令高树勋阻击.高树勋和王定南商议,让王树声部顺利过境,这也为高树勋后来弃暗投明开辟了道路.接着,高树勋委托王定南到太行山,同领导的八路军联系,谋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1945年8月,王定南带着高树勋的密函,在山西黎城见到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政委,向他们递交了高树勋的亲笔函件,并汇报了高树勋向往革命的迫切心情,得到了刘、邓的赞许.随后,王定南又带回了刘伯承司令员的复信,信中对高树勋希望参加革命的愿望,表示热烈欢迎.这更坚定了高树勋投奔革命阵营的决心.

日本投降后,高树勋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当时,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却急忙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犯解放区.高树勋奉命沿着平汉线北上,到平津第一线去受降接收.他为了避免和解放军相遇发生冲突,于是决定部队开至新乡后,暂缓行动,一面在那里休整,一面通过王定南加紧和联系起义事宜.政委对王定南说：“高树勋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起义的时机很重要.请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想,配合解放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于是高树勋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万余人,于1945年10月30日在邯郸以南马头镇宣布起义.

10月31日清晨,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军区副政委薄一波等军区领导到马头镇慰问高树勋,欢迎他的革命行动.11月10日,起义部队在武安县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建国军.军委任命高树勋为建国司令,王定南为该军政治部主任.11月12日,、朱德联合给高树勋发来贺电：“树勋将军吾兄勋鉴,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高树勋起义以后,写了入党申请书,由、薄一波为入党介绍人,经党批准,成为光荣的党员.高树勋起义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加速了他们的分化和灭亡.于12月15日发出指示,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站到人民方面来.后来“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

高树勋用行动显示了他与的决裂.那么,他为什么又突然要叛变呢?杨奇清为此案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进行研究,与会者有晋冀鲁豫总局徐启文局长,保卫部的李广祥和乔献捷,以及高树勋部的保卫科长于湘、副科长谷德.会上先由高树勋部整训人员详细报告情况,而整训人员的报告有根有据：

其一,国民党反对派派特务到山西长治一带活动,对高树勋所部进行策反,而且已经层层动员,向全军贯彻；其二,高树勋部驻地的饮用水源里有人投毒,已有一头牛中毒死去,致使军心躁动,随时可能骚乱哗变；其三,高树勋部出现了一个名为“华岳纵队”的反动组织,成员遍布高部的三个大队,是叛变的骨干力量；其四,高树勋部的一名军医借治病之机,将一名原来起义态度比较坚决的军官害死了.

似乎言之凿凿,无可怀疑.杨奇清仍然并不轻信,而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杨奇清的疑问之一：派特务策反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策反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或者说：是敌我双方都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但是,任何一方进行策反都会秘密进行,因此,高部可能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要说层层动员,全部起义人员都知道,却没有一个人反对,这在解放区实难令人相信.疑问二：在饮用水源里投毒,那得用多少才能办到,而这么多的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只毒死了一头牛,却未出现大面积的中毒现象呢?水源里的蝌蚪和蛤蟆死了没有?疑问三：军医给人治病却让病人死在医疗室里,这就无异于告诉别人他在谋杀,是凶手.有这么愚蠢的军医吗?疑问四：所谓“华岳纵队”的存在,除了口供,还有什么证据?一个要进行叛变和的反动组织怎么可能没有丝毫的人证物证呢.

办案人员遵照杨奇清的指示,进入高树勋部做深入调查取证,很快就查清了真相.其一,那头牛是误吃了有毒的蓖麻叶死的,与水源无关.其二,军医给那个来治病的军官开了药,但是病人来不及将药吃下去就病发身亡,压根儿不存在谋害问题.其三,所谓“华岳纵队”,是有个特务连长被逼供信,我咬你,你咬他,牵涉到三个大队.其四,对高树勋率部起义恨之入骨,采用了两条奸计：一是派特务策反,与极少的几个军官有过勾结,但绝大多数的起义官兵并不知情；二是制造高部叛变的假象,利用我军对高部采取行动,迫使高部真的叛变,或者在策反不成的情况下,借我军之手来消灭这支起义部队.

事实上,国民党反对派精心策划的奸计正在实施：几个与军统特务勾结的军官暗中散布谣言,制象,加之个别整训人员用刑讯逼供造成了“华岳纵队”的假案,使个别起义官兵惴惴不安,惟恐这把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因而逃跑的事件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在刘邓大军打到山东时,先头部队与一个起义军官之间发生误会,双方战,那名军官被击毙.高树勋为此事大发雷霆,与整训人员的矛盾激化.而八路军的一位教导员去找高树勋谈话时,高树勋的卫队不准他进去,还开将他打伤.在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派人直接找高树勋进行策反.我军抓住了策反人员,发现了特务机关写给高树勋夫人刘秀珍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欢迎高树勋带领部队回去.于是有些领导同志认为,高树勋的部队确实阴谋叛变.在这紧急时刻,晋冀鲁豫局向提出派人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杨奇清临危受命,亲自去找高树勋谈话,真诚、坦率地启发高树勋正确对待已经出现的问题,气氛十分和谐.同时,杨奇清在山西长治神泉村举办了训练班,对起义军官集中进行教育和审查,对极少数确有不轨行为的予以处理,而绝大多数都被安排了新的工作岗位,阻止了扩大化的进一步蔓延.不到半个月时间,整个起义部队便得以稳定并焕发出新的面貌.

高树勋部接受了我党的改编后,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十纵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指挥的十纵官兵一并南下.在攻打河南邓县的战斗中,面对负隅顽抗的强敌,就是这支起义部队猛打猛冲,前仆后继,首先登上了城楼.

对高树勋所部起义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曾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所说的“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谓建国军“阴谋”事件.当时晋冀鲁豫军队的某些领导,轻信该军将要叛变投敌的“情报”,竟然派兵抓捕时任建国司令的高树勋,扣押了时任建国军政治部主任的王定南,取消了建国军的番号.所谓“阴谋案”,查了近一年,没有发现证据,被人员在1948年春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也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此后,长期没有为这一案件正式平反.但高树勋胸怀坦荡,从未抱怨,而是尽自己所能为党为国效力.他的老部下在解放军各支部队中也英勇善战,不少人献出生命.

1949年9月23日,高树勋与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军出席了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的宴会.1953年,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72年,高树勋逝世,等领导参加了追悼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建国军“阴谋”的冤案最终平反,高树勋终能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