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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能承载起今日中国人的信仰之重吗?
“原以为《套马杆》只是一首蒙古小调,没想到竟是红歌!不过,这样的红歌蛮好听的,我喜欢.”30岁的北京市民孔俊赫一边说着一边把脚踏船蹬向岸边.这已经成了习惯,这两年来,每次在玉渊潭划船,他都会把船划到湖面的东南角,在那里听歌.
“至少得有两三年了,每周三、六、日上午会有自发性的合唱团在这里活动,少则几百人,多时愈千人,以唱红歌、老歌为主.有些歌我知道,有些没听过,但感觉旋律很美,特别是大家唱得很投入,有感情.”孔俊赫介绍道：“开始时,五六十岁的人比较多,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加入进来,我有时候会跟着唱几首,感觉浑身通透.”
孔俊赫看到的情形在北京并不鲜见,在紫竹院、陶然亭、景山、颐和园等众多公园都有群众自发性的唱红歌团体.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如今,席卷全国的红歌热绝非是为了应景赶时髦,而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感动的,上千人,捧着厚厚的歌本,把激昂的旋律发自肺腑地表达出来,即便是旁观者,也会为之振奋.”孔俊赫描述着他眼中的“红歌团体”,“我觉得他们唱这些歌曲是给自己听,也是给这个社会听.”
红歌唱响中国
当年,一些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听到延水河畔红歌震天,一致得出结论,今后的中国属于延安.如今,唱红歌活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同样也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美联社北京分社记者布恪思,日本共同社记者盐泽英一、岩琦稔在重庆的沙坪公园红歌基地,目睹了这种盛况.
在沙坪公园榕湖旁,数支由居民自发组成的红歌队正放歌碧湖湖畔,或领唱或合唱或齐唱,《春天的故事》《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红歌传唱迭起,外国记者对此十分感兴趣,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采访感受,还不时用相机记录下精彩一刻.
最令人震撼的,是2011年的元旦,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广场,聚集了数万名群众,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磅礴之势,直上云霄.重庆人选择用如此与众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重庆只是当今中国红歌热的一个缩影.要想知道红歌在中国有多火,看看声乐老师有多忙就知道了.“不行,接不过来了,手里已经有三个单位了,时间表安排得满满的,实在不好意思.”某学校的尹老师正对邀请她排练合唱的朋友解释.她告诉记者,最近忙着赶场给好几个单位排练红歌,根本没法再接新活了.很多单位都在着手举办红歌会,因此各个单位都在“争抢”声乐培训老师.不光是尹老师,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也都遇到了每天赶场的情况.
同时,红歌的音像也显得格外受宠,像《永远跟党走》《党在我心中》和《歌声飘过60年》等等的DVD均是销量可观.与此同时,一些摄影、录像、光碟刻录店的生意也跟着红火了许多.
除了音响设备、演出服饰等的租售市场红火外,一些相关的产品也跟着热销起来.像党旗、中国结、红绸以及花篮等自然不在话下,就连一些旗袍的纽扣、马灯等,也由于某些经典曲目中的细节需求而走俏.
说起“红歌”,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个称呼来自江西的“红歌会”.几年前,是没有“红歌”这个概念的,以前就叫做红色歌曲、革命歌曲或者主旋律歌曲.2006年,江西电视台应对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提出要办一个红歌会,唱当年江西“苏区”的红色歌曲,2007年举行了一个全国的大型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借助这个节目,“红歌”这个叫法才开始广为流传.
怎样的红歌受欢迎
在中国红歌会上,一位来自英国的“普通老百姓”伊恩,经过12万人的海选进入海南唱区10强,而后又一路过关斩将,经过120进50、50进30、30进20多轮厮杀,昂首挺进红歌赛10强.
伊恩的演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他的演唱常常加上许多表演动作,表情十分丰富,而且诙谐幽默,但他的诙谐幽默不是调侃,不是逗乐,而是充满真情实感地认真投入,他是在用心歌唱.这也许是他能够打动一个个评委和众多观众的原因所在.
伊恩说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上了红歌.他曾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工作过,期间接触了前苏联的红歌,很喜欢,从此就开始搜集红歌、学红歌、唱红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伊恩对红歌的战斗精神、对红歌的向上力量、对红歌的昂扬旋律肯定是十分认同的,红歌精神与伊恩的情感世界在产生共鸣.
很多红歌,不仅有时代精神,而且旋律优美激动人心.
十多年前,刘媛媛的成功曾让海内外许多唱片公司大为惊讶：一位主旋律歌手何以比“用金钱包装”的流行明星更受欢迎?后来,刘媛媛自己道出缘由——初出茅庐的她放弃了以往主旋律歌曲的单一唱法,而是融合了美声、通俗、民族唱法于一体,加上对歌曲内涵的用心诠释,令听众耳目一新,也为声乐界注入了一道新风.
“我一度也觉得唱红歌很有局限性：我是不是只能唱这些歌?后来有老师跟我说：关键是得有特色,能把这些红歌唱到大家心里去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主流歌曲的唱法.老师的话让我琢磨了很久.其实从《五星红旗》到《国家》经历了好几年,好像中间是一个空白,我也唱过不少歌,例如《鲜花陪伴你》等一些偏通俗的歌曲.但相比而言,《国家》这首歌是《五星红旗》之后,我最深入人心的代表作了.”刘媛媛认为,主旋律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旋律歌曲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符合群众的审美爱好,形式处理上需要新颖多样,感情更是必须真实流露,包括音色也要平易近人.“唱《国家》时,我是如此；唱《民生》时,我在唱法上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因为《民生》更需要用贴近大众的声音去演唱,我也力求能做到这点.用最自然的声区,用最自然的声音唱出来.”
红歌的政治美学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等十部委曾推荐“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现被通称为“红歌100首”.据统计,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流行年代,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2009年新中国建国60周年庆典之际结束,涵盖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其中,1949年以前的歌曲,约占十分之一；1949-1976年的歌曲,约占十分之四；1977-1999年的歌曲,约占十分之四；2000年代的歌曲,约占十分之一.
这样粗粗扫过即能看出,红歌与普通流行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色,在于它是一种服务政治的歌曲；服务政治,是其旗帜、歌魂、时代性、歌曲的意义所在.在红歌的政治美学里,曾论述得旗帜鲜明：“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等”而红歌的创作者,大多即秉承了这种革命的信仰、革命文艺的理念.
“中国需要红歌,尤其是当今的中国.因为,许多人把红歌淡忘了,把红歌精神淡忘了.甚至一些人已经走向或者开始走向红歌精神的反面,他们厌恶劳动、鄙视甚至欺压劳动人民；他们养尊处优、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失去了精神支柱,变成一堆行尸走肉.”6月12日上午,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里,重庆“唱读讲传”演出团表演结束后,一位观众如是说.
事实上,许多人愿意从信仰缺失的角度来理解红歌和红色文化的这次浪潮.一名网友的建议颇为新颖：“希望创作一首治理贪污腐败的歌,让所有的都来唱!”该建议立刻迎来了很多喝彩.
可是,红歌能承载起今日中国人的信仰之重吗?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旧的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却未建立起来.”这正是中国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面临的现实,或者也是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的尴尬.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功秦看来,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冒进地试图塑造一个主流价值体系,而要依靠各种文化相互竞争、自我成长,让中国人民来筛选,作出选择,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不能缺少的过程.
6月23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道,“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唱红’,也支持这个活动,但是有些人也担心唱红歌在陶冶心情和做文艺活动之外,也可能使一些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又热起来,推广‘唱红’是不是表示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点往回走?”
副部长、新闻发言人王晓晖回答说,“现在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有喜欢红歌的,也有喜欢流行歌曲的,还有喜欢摇滚乐的,这一点与向‘左’向‘右’转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