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们可找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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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后：经验与时代”小辑

编者按：2000年前后,几乎是在媒体不约而同的报道中,“八零后”以一种叛逆、自我、自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独生子女、物质丰厚、精神虚无等等关 键 词,和这代人捆绑在一起.十余年过去,已经跨过或正在奔往而立之年的“八零后”,如何处理个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在历史的链条中寻找到恰当的定位,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安放?成为让人关注的问题.有着不一样生长背景的三位作者,向我们描述了各自成长过程的生活经验与精神履历,其中的分歧显而易见,表述也有失于偏颇、值得斟酌的地方.将他们编辑到一起,并非出自认同他们对自身经验的解读与判断,而是因为很少能够听到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但愿这个小辑能够引发对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与思想面貌的更为深广与全面的思考.个我的受挫

2011年初,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地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如果直接整租给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

一年半以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19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十二平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八百元.我在这个地方坚持生活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须骑车十五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十二平米,没有厨房,但有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一千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着时,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发出的声音.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为中介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十四平米的小单间,月租一千三百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

选择这种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2004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抱怨,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八零后的女性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

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甚至是失败感.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社会里面,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四千元左右,但五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三万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四万五千元左右.2010年被称为房产市场最严格的“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19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三万每平涨到了12月份的三万三每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一百平的旧房子,在两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三十万.三十万意味着什么?

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八零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1980年代的孙少安虽然出身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19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在近年一些收视率不低的相亲节目中我看到,婚姻已经变成了的商品交换,房子、车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把身体商品化,并选择最好的商机把自己抛售出去,是参加这些相亲节目的年轻人最真实的想法.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的高地去指责这是一种拜金主义的堕落,是否过于简单?这些年轻人通过“身体”的转让来获得利益是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改革之初的历史叙述中,完美的身体一直是改革者所拥有的傲人的资本,如《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通过身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谁又能预料到,这些寄托了一代人的乐观想象的身体会在短短数十年后变成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身体不再被用于想象、创造和发展,而是被用来消费、交换和享乐.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失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我承认,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八零后出生在开放改革的1980年代,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享受了我们的父辈同期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但我们也遭遇了我们的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那些至今还蜗居在北、上、广等大都市的一代青年人见证了在巨大的成功中所暗藏的痛苦,也许这是成功所伴随的部分代价.个体当然不能把个体的失败完全归责于社会.我完全理解我在2008年为什么能够与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一年七百五十元（也就是一个月六十五元不到）的学生公寓里面,享受着有保障的住宿、餐饮和学习工作资源,虽然简陋,但是却觉得安全而温暖.而从2009年6月我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我有一种被抛的感觉,这让我意识到,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定位的时候了.历史存在感的缺失

因为意识到了个人的“挫败”,并把这种“挫败”放置到一个非个人的境况中去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方式,同时也似乎是中国这一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比如李白在《将进酒》中就有言：“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因为意识到了自我的失败,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之中,通过“留其名”把自我从当下的失败中解救出来,所以李白才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失败者的勇气和胆识.但是对于今天的八零后青年人来说,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能否找到这种安置失败的历史位置和历史意识呢?也许不用和李白这些远古时代的文人相比,即使与前此的1950年代生人、1960年代生人相比,问题也就立即呈现出来.

2010年12月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和陈福民、孟繁华二位教授一块从北京郊区驱车回城,当时已是深夜,因为找不到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盘桓了很久.在找路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是,陈福民和孟繁华两位突然唱起了《沙家浜》中的经典唱段《智斗》.我的惊讶不在于他们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在于他们的“文化记忆”如此地坚固,几乎下意识地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这种情况在五零后那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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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80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了.以我个人为例,1980年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时,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吃饱饭没有问题了,所以我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1992年我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市场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然后是2003年的SARS事件,我们被圈在大学校园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再后来是2008年的,众多的八零后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八零后的责任意识的确立,但是在我看来,这其中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发生的当天,我立即打约朋友一起报名参加志愿者,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志愿者”,而是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应该成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者说,我必须找到一种在历史之内的感觉和体验.我随后为自己的这一想法而惭愧万分,与数十万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历史现场的想法太过于自私自利.也许会有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是为了尽一份力量,但是,也不能排除很多人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地震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嘉年华,一幕无与伦比的大戏,我们希望参演成为戏剧的主体.

后来我当然放弃了做志愿者的诉求,但这件事刺激了我的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把一场大灾难变成一个大狂欢?也许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在我们身上的缺失.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上面我列举的种种历史事件已经证明这一段历史同样是充满了戏剧和动感的,但是与“十七年”和“”中的诸多历史事件比起来,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历史发生了,但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许多八零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八零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失的一代,这导致了八零后面对历史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向度.第一就是如大地震以及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上体现出来的参与历史的高度热情,在这样一种参与中,八零后找到了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感,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暂时性”表明了这种存在感的虚薄；我们当中有人索性放弃了这种历史的维度,而完全生活在“生活”之中,这是在八零后青年人中具有典型性的一种倾向.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历史缺失感,其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这种戏谑与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王朔式的调侃完全不一样,在王朔那里,调侃的对象始终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僵硬的意识形态,但是,八零后的这些调侃是完全任意性的,并没有什么目的,在这种言行中,事物本身的严肃性、神圣性被取消了.今天的八零后青年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事物的神圣性正在被消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八零后主体呈现出了什么特征?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的阅读症候里窥探出什么.2010年在中国文学界比较热闹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刊载了八零后作家郭敬明的《爵迹》,由此引起了不同意见和纷争,反对者以为这是文学向市场和庸俗阅读趣味的投诚,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文学观念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变.抛开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差异不谈,毋庸置疑,郭敬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神话之一.《小时代》在《人民文学》上刊登时,当期《人民文学》销售一空并不得不加印,这是199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唯一一次加印.而《收获》同样因为刊发《爵迹》而销量翻倍.批评家郜元宝在《评<爵迹>》的文章中遍挑其语病,极尽嘲讽挖苦,这种批评虽然解恨,但在我看来却完全没有找到要害.虽然我同样鄙夷郭敬明小说的技术含量,并对郭敬明如此“成功”满怀“嫉妒”,但我还是试图去理解这样一种写作和阅读.这里面肯定内涵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以往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已经不可解释了.2010年7月份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小时代1.0》,我原以为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它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它并不在意它所提供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程序,你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完成阅读,同时也就获得了快感.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小时代》去一家理发店剪头发,不小心书掉在地上,里面随书赠送的郭敬明的照片滑落出来,我的理发师帮我拾起来,问了一句话：“这是谁家理发店发的宣传册啊?”这句无心之语饶有趣味,他以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来看郭敬明的时候,他认定其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其理由是郭敬明“精致”的妆容和“时尚”的发型.作家不再是忧心忡忡、蹙眉深思的“大作者”了,他现在是一个表象化的演员,写作被取消了“内面”.在《小时代》的扉页里有一张三十二开的彩色插图：一群俊男靓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聚集,其中一个男子坐在一个大镜子前,两个女性在旁边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另外几个男女在一角窃窃私语,还有一个女性站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个相机似乎在拍摄一切.我觉得这幅插图比任何郭敬明的小说都更能表明我们这个时代（郭敬明所谓的小时代）主体的存在状态.这里面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像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阅读）自己.或者说,“镜子”和“摄像机”已经成为了“主体”,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必须通过这样的主体把自己“物化”,才能找到存在的实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中,始终还有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非常清醒地持有其主体意识,并对世界作出价值上的臧否.但是对于八零后而言,这个第三者消失了,或者说,第三者已经完全把自己转化为一个同一性的身份,“看”与“被看”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被抹平,在此,八零后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的主体消失了,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

历史感的缺失对于八零后来说并非意味着没有历史,实际上,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和所有时代的人一样,历史总是存在的.八零后也轻易就能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历史感的缺失指的是,在八零后这里,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度而言,每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会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动,但是,也许只有在八零后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抵抗的假面

竹内好在谈及日本19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困惑时说：“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这是难以抑制的生的,作为其本身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然而,当今的多数青年,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已深感走西欧的道路是不可能到达自我完成的境界的.等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的确,安于这种现状的人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满这种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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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实际上,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有人对此发言,有些人发言会好一些,有些人发言会平常一些,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像这样把“韩寒”的一些博文提高到“意见领袖”的地步,这或许也只有在当下的中国才会发生吧.如果说“韩寒”确实在实施一种抵抗,那么在我看来,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媒体的抵抗”,其特点是它的指涉是单一的,抵抗的对象是确定的,抵抗的内容是公共话题中最讨巧的一些东西.在“韩寒”博文中最常见的是对于政府腐败的嘲讽和调侃,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腐败确实是需要抵抗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话题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最让我担心的是,“韩寒”的这种看来很“新鲜”和“幽默”的表达方式可能潜藏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很多更重要的问题被表达的形式所掩盖了.如果说得刻薄一点,在“韩寒”的很多博文中,有一种巧言令色的成分,他既没有从根本上去廓清一个问题,也没有在表达上给现代汉语提供新颖的东西.

在我看来,“韩寒”的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的这种抵抗是非常消极的,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反对体制上存在的不合理,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他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了一条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以为这是“韩寒”最不真诚的地方.但是对于八零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恰好是他们欣赏“韩寒”之处,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博文里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里面的某种利益关系：“在一些人眼里,从公众人物到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完成了新世纪的华丽转身.也许有人会说时代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也变了,是的,时代变了,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用不着冒着生命危险去伸张正义,他们只要在职业之余,上一上网,‘人肉’些必要‘信息’,再在博文里留下几句损政府、嘲弄世道人情的绝话以充当‘檄文’,然后就会在顷刻间传遍整个网络,成为网友们泄愤的暗语.别小看这些绝话,那还真属韩寒的绝活,作家的言辞技巧,到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魅力.”

不过我并不否认,对不合理现象的抵抗代表了某种良知与勇气.我想每一个对这个世界存在的不公保持必要的正义之心的人,都有一种类似抵抗的情绪,我并非不赞同对不合理、非正义现象的抵抗,但我希望他的抵抗更真诚、更有深度,更有理性,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思考品质——而在我看来,文学比短小的博文更能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我希望“韩寒”能从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角度来完成抵抗——我将之命名为“文学的抵抗”——也就是他通过文学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但关键问题是,“韩寒”因为过于受制于他的“媒体抵抗式”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严重损害了他文学品质.

在2010年推出的重要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韩寒”似乎企图通过小说这种形式来更全面地表达他的思考.我是满怀希望地在第一时间内读完这部小说的,但结果非常失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很蹩脚的小说,即使连韩寒的“粉丝”们也不得不对这部小说持保留的态度.在这本小说中,媒体式的写作代替了文学的写作,媒体式的嘲讽取代了文学式的戏谑.“韩寒”甚至都不会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中断情节,通过回忆来把故事推动下去.一方面是简单的“八零后式”的怀旧,一方面是简单的对于体制的解构,这就是《1988》的全部内容.与奥威尔的《1984》相比,“韩寒”的写作显得矫情而缺乏格局.在《途中的镜子》中,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1984》不仅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更是一个带有实验色彩的典型文学作品,正是因为通过这一有效的文学形式,《1984》作为政治寓言的抵抗力量才凸显出来并成为一个历史的坐标.但是在《1988》里面,粗糙的形式和芜杂的材料被强硬地拼贴在一起,“韩寒”在此甚至很难说是一个有意识的作者,而完全像一个中学生在写一份命题作文.他缺乏现代作者最基本的一个向度,那就是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我看来,“韩寒”的“自我”是一个表面化的自我,因为他高度执著于这种表面化的自我,他就从来没有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他怀疑和嘲讽一切,但是却从来不怀疑和嘲讽自己——因为这种真正现代自我意识的缺乏,“韩寒”的抵抗,无论是媒体式的抵抗还是文学式的抵抗都缺乏真正洞察的眼光和震撼灵魂的力量.这种抵抗的“假面”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阴影如影随形,阴魂不散.“韩寒”和郭敬明不过是“八零后”的一体两面而已.从小资之梦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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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可能一开始就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以此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义务教育普遍实行和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我于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历.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那些朴素的同学一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原来出身的阶层而感到幸运.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至少从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仿佛变成了一个悬浮的群体,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归属.

在许多城市八零后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之梦：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有时候,这种小资之梦以一种夸张和变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还记得在2000年的冬天,我在安徽小城的一个书店里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站在书架前一口气将其读完,并激动地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由而叛逆,带着种种的青春期的冒险.我在那个时候以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通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入口.

现在看来,八零后的小资之梦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它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经典的《看不见的城市》,男人们追逐梦中的女性,最后没有得到,只好建造一座和梦中一样的城市,卡尔维诺说如此女人便塑造了男人.小资之梦就是那个女人,最后,我们并不能得到它,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这种幻象甚至治愈了我们的失败感,它给现实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以为一切似乎都应该如此,忘记了起源同时也切断了未来,我们由此变成了悬浮的一代,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在历史的真空中羽毛一样轻飘.

小资之梦差不多成了许多八零后的救命稻草,在电视剧里流行的意识形态也在暗示这一点,各种奋斗、学习、发展的概念都依托于小资之梦的最后实现.我的一个朋友曾这样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但现实情况是,这个梦的兑现被一再延宕.在八零后作家张悦然这里,这种幻灭以离家出走的形式被讲述出来.在2010年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家》中,张悦然以极其罕见的成熟书写了一对典型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幻灭和新生.这对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不再满足于刻板的、看来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充满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日常生活,同时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被再一次激活,在鲁迅、巴金那几代人那里,离家出走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破除宗法制的大家庭而营造一个可以安置个体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而在八零后这里,因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已经成为一个预设的“程序”,因此,再次离家出走似乎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张悦然的故事显然带有一定的预设的成分,已经被巨大的日常生活幻象控制的小资产阶级真的敢离家出走吗?另一位八零后女作家马小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在马小淘的中篇小说《毛坯夫妻》里,同样是一对年轻的小资产阶级男女,当他们在资本的等级制度里感到压迫和侮辱的时候,他们以一种极其温驯的姿态回避了本来可能出现的尖锐的心理冲突,我想说这可能更接近八零后的现实状态：不仅外在的冲突消失了,内在的冲突——自我反思和自我求证的冲动也被“阉割”,八零后退回到社会最隐蔽的角落——卧室或者是电脑的终端,甘于成为资本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关节点——也就是当下在媒体的宣传中日益合法化的“宅男”或者“宅女”.

无论是离家还是回家,在我看来都意味着“家”所代表的小资之梦的破碎.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境况.从表面上看来,1990年代的市场化进程似乎在不停地造就大批的小资,这些小资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改革的意识形态,但是实际情况是,小资之梦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很难找到着陆的地方.我的一个学生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实习一个月以后给我发来短信：“我终于体验到了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感觉了.”

梦醒后怎么办?

这仍然是和我一样的八零后面临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做出选择,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选择带来的一切.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存在感的缺失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唯其如此,八零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社会身份,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

附记：本文动笔于2011年2月,第一、二、三部分完成于2011年年底,第四部分完成于2012年年底,整个文章完成耗时近两年,很多的想法、表述都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并带有天然的偏见.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第三部分“抵抗的假面”,我一直将“韩寒”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非独立的个体,因此在文章写作的一开始我就在“韩寒”两字上打上“双引号”以示强调.2012年春,对“韩寒”身份和写作的质疑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我对此非常关注,对论辩双方的材料多有涉猎,此事件坚定了我对“韩寒”作为一个“符号化”存在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让我感慨中国当下文化（文学）生成的诡异纠葛.此部分的一些表述,如“韩寒的勇气”、“我对其抱有更多的期望”之类云云,如今看来真是过于天真幼稚.但我愿意将这些表述和判断留存,批评的勇气在于：你要戳穿别人的假面,必先将自己的真脸示人!

杨庆祥,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想象的分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