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术与民众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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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学者坐下来交流,与以前各说各话相比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走出这一步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突破.

开始于2006年10月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经过双方学者的努力,于2010年1月31日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这份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现代史”部分的中日双方学者的各13篇文章.就3年多来首次公布的研究成果,我刊采访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教授.

《世界博览》：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过程中,有些日本媒体认为这次中国选择的是社科院和北大组成的党指导下的研究集团,日本选择的是靠近自民党的政治史、外交史学者为主的集团,共同研究的学术价值很难认定.您如何评价此次共同研究的学术性

步平：有些日本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包括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报告书发布之后,日本一些偏重实证研究的学者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评论,比如《日中战争史》的作者秦郁彦说：“中方报告始终引经据典根据史实关系记叙,比起以前那种始终谴责日本的诱导舆论意味很强的历史论文比起来,感觉有了很大变化等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公开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我一直强调中日历史问题是政治判断、学术研究和民众感情三个层面交错的问题,这三个层面既不完全分离也不完全重合,学术研究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者更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问题,需要遵循学术规范,这次报告书的结果证明大家是从学术角度来研究的.这一点与来自北大或社科院似乎没有关系.

《世界博览》：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只有近现代史的研究,古代史研究方面相对薄弱,这种情况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里有表现吗

点评：我们的文章都已经发表了,大家都可以看,不能笼统说薄弱.应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世界博览》：我国的古代史研究相对近代史来说显得薄弱吗

步平：我个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中日学者之间这样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这次和以前都存在的问题是一开始我们的对话没在一个层面上,但并非哪一层面高或哪一层面低的问题.深入的对话,需要长一点时间的磨合,比如说,我得了解对方的话语体系,对方也得了解我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对话,否则的话可能就是各说各话,我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代史也是这种情况,不能判断说谁的更高,谁的更学术.除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世界博览》：我们有很辉煌的古代史,对日本的影响又那么深远.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我们要不要强调这一面呢

步平：我不觉得需要特别强调,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基础,日本和中国都是这样.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汉字、儒教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因此就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流”也不科学,日本学者不赞成这个观点,实际上我也不赞成,我们也没必要用这样的观点来判断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尊重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换个角度,如果日本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否认中国的影响,这也是不对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强调我们的文化如何影响日本,“灌输”方式效果并不好.我觉得日本人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更好.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存在天然的感情,倒退到一百年前,不懂日文的中国人照样可以和日本人交流,可以用文言笔谈.那一时代日本人的文言水平相当好,那不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吗尊重与重视中国文化影响的倾向,这些年确实有些变化,日本人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了.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近代以来,日本比中国强势,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中国,所以他们不觉得承认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什么问题,因为日本处于优势地位.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日本人感到有压力,有一种很焦虑的心态,所以担心如果总强调中国的影响,而不强调日本的独特性,日本人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自由主义史观”、历史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社会背景.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扎扎实实研究历史的话,日本人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的情况是日本文化对中国很有影响.在我们这次近代部分的研究中,我们特意设了一个题目：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近代留日热.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很多人去日本留学,因为离得近、花费少、文字上有相通之处.我们近代用的很多语言实际上都是从日本过来的,比如、自由、反省、觉悟等词.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可能超过一半的近代词语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到中国,日本是中国革命者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于我们在近代部分列了这样一个题目.有的日本学者非常惊讶,也很感动.我们应该承认这段历史.不管古代也好,近代也好,历史研究就要尊重历史事实.

《世界博览》：虽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两国政府委托进行的.但还是学术上的研究,那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经过这几年的共同研究有什么突破吗您能举出具体事例吗

步平：这次的共同历史研究不是要追求学术上多么大的突破.以前两国有争论、有争吵,现在两国学者首次坐到一起来研究,坐到一起之后首要的问题是把各自的主流观点整理清楚了,告诉对方.所以我们首先确立了共同题目,各自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主流学者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互相交换了论文,让各自了解.就各自的论文来说,谈不到特别大的突破,但是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是双方学者坐下来的交流.现在我们发表的论文,实际上是我们双方经过了几个回合的交换论文、听取意见并修改后提出来的,部分采纳了对方的意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比以前各说各话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走出这一步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取得突破.

《世界博览》：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您觉得中日学者在方法论方面有何异同

步平：实际上中日学者遵循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首先要尊重史实,用事实说话,这一点中日学者都没有什么分歧.在具体的问题上,我可能用我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对方可能使用对方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可能不一定立即达成一致意见,需要慢慢来解决,如交换资料,交流认识,以后才能达成共识.

另外,方法论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史实的判断上.史实只有一个,但你从你的角度看,我从我的角度看,这就涉及到观察方法.有的学者可能注重对具体事件过程的分析,有的把所有事件联系起来之后,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们研究近代 以来的中日关系的时候,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结合日本早已经划定的生命线和利益线,我们会认为近代日本一步步走向侵华的道路,是其实施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的观察方法.而日本学者虽然承认这个过程,但是他们会比较关注事件的具体过程,比如“九一八事变”确实导致侵占中国东北的结果,但是他们关注当时日本的各种声音,比如外务省与军部的观点不同.我认为：首先需要承认基本事实,对于具体事件的判断不一致,并非都是中日学者间的分歧,其实在中国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看法,日本国内也是如此.我认为这种不一致可以长时间存在,有的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看,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历史观的一致,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唯一的一种观察方法,我们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交流,相互了解或理解对方的观察方法,也许会长时期存在一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的确认.

《世界博览》：既然都尊重史实,那这次双方的主要争论点在哪里呢

步平：这次报告出来之后,你看看双方的文章会发现,双方的争论点其实有许多,并不容易简单归纳,有些媒体抓住某些表面上的差异做文章,其实并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缺少冷静的,客观的思考和报道.我们用那么多的时间,经过反复讨论写出论文,而有些人用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看过之后就给出评论,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希望大家仔细看看.

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这个问题上,中方学者列举了南京审判和审判的判决书上的数字,即30万以上和20万以上.日方学者还列举了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包括几万到十几万这样的数字.日本的一些媒体有意抹杀双方学者就“大屠杀是存在的”这一点达成的共识,也不报道学者关于大屠杀产生的责任和原因的追究,偏要把数字问题提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因为以前日本的右翼就想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在没办法否认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故意在数字准确性上做文章,其逻辑是：数字不精确,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就是虚构的.这样的逻辑其实是设置了一个陷阱,应当警惕.当然,强调某些数字是无可置疑的也不是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科学论断.我们的共同研究报告希望引导大家去冷静思考,为思考历史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学术研究的基础来调控自己的感情的话,对话与相互理解就容易一些,也就能增进双方的理解.学者不能说是先知先觉,但至少在历史资料的掌握上有一定的优势,其责任就是给大众的历史认识提供科学的依据.

《世界博览》：有人指责日方团队有几位学者实际上是自民党的智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非学术的.您怎么认为

步平：这和第一个问题有联系,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是有一定的关联,不能说学者没有政治态度,但共同历史研究要求学者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本前提,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我觉得政治背景的问题不宜强调.现在文章都已经发表了,我认为需要就文章的内容来讨论,日本有的媒体也说中方的学者是政府选择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故意把政府和学者对立起来,好像反政府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学者,这是什么逻辑呢政府不是学术机构,其学术判断来源于学者的研究,也依靠学者的研究,是学者拿出研究结果.

《世界博览》：中日学者的学术背景也有差异

步平：学术背景的差异表现在我们的学者大部分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日方学者中有从事政治学的、法学的学者.中日双方学者在学术背景上有所不同,我倒觉得这种差异无可厚非,这段历史本来就是和政治有关联的,也和法律有关联,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宽一些并非坏事.但研究历史问题,历史学者的观察角度与立场是最基本的.双方都在10名委员之外聘请了一些“外部执笔者”,这是为了弥补知识结构上的缺陷.

《世界博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有人说其一来自社会制度和现代化过程之差,其二来自历史学方法论.您怎么看.

步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前,首先要研读双方的研究报告.另外,现在的研究报告是“各自表述”,并不要求建立同一的认识,毕竟是学术研究,需要尊重学术规范.

《世界博览》：这次研究涉及到很多政治问题,前面您也说过当两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和实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意识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当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现实吗

步平：学者的学术研究对历史局限性是要有所超越的,我觉得我们是有所超越的,包括超越自己.比如我们主动提出近代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留学热,日本学者也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学者不应该带着强烈的感彩去研究历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一直强调应当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世界博览》：说到感彩,在这次学术研究中,日方学者中是否存在歧视亚洲国家的倾向

步平：在这次共同历史研究中没有.近代以来,中、日、韩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同时起步的,大家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压迫.不过日本最早摆脱了被动地位,通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成为了亚洲强国,这让日本人自信心膨胀,不断强调日本的所谓“优秀”,形成了“民族差别意识”.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国内不断反省走向战争道路的原因在哪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民族差别意识”.相当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有意识地推动日本反省这个问题.日本战后的确是反省了.首先反省日本为什么战败了,进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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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才开始反省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角色.而在这之前,日本人反省的角度是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比如空袭,广岛、长崎的.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日本人发现,美国轰炸越南造成那么大灾难,与当年日本给中国、朝鲜造成的伤害没有区别,所以,日本应该也是加害者.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反省到现在还没完成,没形成社会的整体意识.但是这次日本学者的文章,对加害者的问题还提到并强调了.当然不能说“民族差别意识”已经完全被消灭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偏见迟早会被彻底抛弃.这不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主要问题.

《世界博览》：在这次共同研究中有没有遇到资料的问题呢中日双方在使用资料上有没有什么偏颇.如何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再现历史的真相

步平：现在双方在史料的使用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战后日本资料的毁坏和销毁这部分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的资料,比如说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等,这些方面的资料日本学者也正在要求日方公布,但是日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还不知道,目前我们在他们的档案馆里很少能找到.被美国拿过去的那一部分资料,还是开放的,现在这些资料有的在美国,有一部分已经返还给日本,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最成问题的是日本战后或者是战败时销毁的那一部分.如果在中国战场上的和在日本国内的资料都毁掉的话,那就再也看不到了,这部分史料确实是问题,但对第一阶段共同历史研究还没有形成特别大的问题.

《世界博览》：中国学者使用日本方面的史料很多吗

步平：我们的学者用了很多日本方面的资料,相对来说,使用那些资料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日本方面使用中国的资料有限.一方面有语言方面的问题,但与我们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档案开放还是有问题的,非常落后,不要说外国学者使用,就是本国学者使用也还有许多不便之处,急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