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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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风险”是指新闻采编人员在履行职业职责过程中由于未预期或预期不充分而引发的、会给新闻采编人员及其所在单位造成“意外”损失的可能性或几率.新闻采编人员主要面临健康与人身安全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道义责任风险.对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评估,去除存在风险的制度性缺陷,完善媒体管理制度与提高采编人员素质,可以更好地应对与防范风险,从而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关 键 词 】新闻采编人员；职业；风险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81-05

风险可以理解为“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风险”是指新闻采编人员在履行职业职责过程中由于未预期或预期不充分而引发的、会给新闻采编人员及其所在单位造成“意外”损失的可能性或几率.新闻职业风险可能会给新闻采编人员个人和单位造成身心损害、发展前途丧失、经济损失或社会声誉下降等后果.

自然与社会是复杂的运行体系,其发展演变的趋势与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完全在人的预测掌控之中.总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意外情况发生.而这些意外.往往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代价,同时也是构成新闻报道的价值要素.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风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新闻工作者被誉为“了望者”、“监督者”、“耳目喉舌”,其职业特性决定了新闻采编人员在职业生涯中要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和不利后果的挑战.一般而言,新闻单位从业人员分为新闻采编人员（记者、编辑）和经营人员（广告业务员、发行员）.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风险主要有：健康与人身安全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道义责任风险.而经营方面的商业与投资风险,则主要跟经营人员有关.本文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新闻采编人员所面临的主要职业风险.

一、新闻采编人员面临的主要职业风险分析

(一)健康与人身安全风险

健康与人身安全风险就是导致生命、健康、身体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或几率.

新闻记者的根本职责是采写新闻报道,而获取客观准确的新闻信息,也是人类作出科学正确决策,应对各类风险与危机的前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获得一手信息和材料,记者必须接近或置身于事发现场.这就使得记者往往处于自然与社会变动的风口浪尖,其工作环境往往是不稳定、不确定的,瞬息万变,险象环生.在巨大的自然变动和激烈的社会冲突（如战争）面前,任何个体的生命都是渺小的,随时都有意外情况发生,记者的生命安全有时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会流血牺牲.即使有千难万险,新闻记者却往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越是突发的、冲突激烈的事件,其新闻价值也越大.

健康与人身安全风险的来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地震、海啸、飓风、洪涝灾害、干旱等.人为因素包括火灾、爆炸、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饥荒、瘟疫、暴力冲突、骚乱、战争等.上述这些风险来源,多数带有突发的性质.而有的新闻采编活动,会同时面临多重风险迭加、共同作用的局面,如2010年1月《南方都市报》海地地震采访报道,记者面临的风险不仅有余震,还有海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骚乱、抢劫、军事政变等,以及震后的瘟疫（净水缺乏）.

由于自然变化的复杂性,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有限性以及人类应对与控制自然风险能力的相对薄弱性,使得新闻采编活动无可避免地要面临自然方面的风险.而从人为因素来看,就国际范围的采访而言,人身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于军事冲突和毒品等有组织犯罪.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报告称,2012年全球共有121名新闻工作者遇害.其中有35人在叙利亚身亡,有30名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死于各种事故与疾病.

对于中国记者在国内的日常采访来说,目前主要的风险来源于各类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火灾等）以及舆论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打击报复.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被监督者往往会以威胁、恐吓、暴力手段干扰或阻挠舆论监督,打击报复,使采编人员的身心受到损害.近些年来,记者、编辑因为舆论监督遭打的事件屡有发生,仅《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的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至2011年8月.全国主流媒体发布的有关记者采访遭遇粗暴阻挠的新闻事件不下70起,月均4起.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在利益调整、财富分配过程中,也伴随着风险的分配,记者往往要深入不法活动的现场进行采访（包括必要的暗访）,这会面临诸多风险.如果媒体了一些党政机关的腐败分子、工商业界不法经营者的违法、违纪活动,不仅会使他们非法利益的获取难以持续,而且会断送他们的“前程”,等待他们的可能是纪律的惩处和法律的审判.因此,有的违法、违纪分子往往会因惧怕媒体,铤而走险,打击报复.

舆论监督面临上述窘境的原因是：一方面跟我国社会法制不健全、公民遵纪守法意识淡薄、违纪违法成本较低有关.我国现有法律对于记者采访权、报道权的规定,都是一般的原则性规定,较为抽象,缺乏专门的法律加以具体的界定,特别是对严重干扰、阻挠正常采访报道.侵害记者人身权利的行为,如何制裁没有明确专门的规定,目前许多记者被打事件都是按普通的民事或刑事案件处理,这种处理似乎跟“采访权”都无关；另一方面也跟舆论监督的特性有关,因为新闻记者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柔性”的监督,跟国家公务人员的执法监督的“刚性”是有区别的,国家公务人员监督是有法律赋予的强制力的.

记者被打.受损害的不仅是记者个人的身心.还有公众的知情权,所以,我们理应从更高层面来考虑记者被打事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记者的采访权与人身权是密不可分的两面,人身安全是采访权实现的基础,而只有采访权得到了很好的捍卫.人身安全才有更好的保障.

另外.新闻采编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都极不规律,特别是今天全媒体时代,7天、24小时的运作,新闻竞争十分激烈,新闻采编人员高强度、超负荷工作,一些单位的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又不健全,采编人员容易积劳成疾,构成隐性的职业伤害. （二）新闻政策与新闻法律风险

1.新闻政策风险

童兵教授认为.新闻政策是指政党或政府对其所属的新闻传播媒介所颁布的新闻法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的总称,是政党调控新闻传播活动的主要办法.于宁、沈兴耕认为,新闻政策“狭义主要是指新闻报道的政策,有时又以宣传纪律的形式出现”.因此,从狭义来说,新闻政策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违反新闻纪律的风险.违反新闻纪律的个人和单位,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分和处罚.

违反新闻纪律的原因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明知故犯,明知不可为,非要为之；第二类是由于知识与经验缺乏而造成；第三类是责任心不强,工作疏忽与不慎而造成.特别是在新闻政策的执行者与新闻政策的制定者之间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博弈,典型的做法就是媒体“打擦边球”或“博出位”.往往因此误踩“雷区”或触碰“高压线”而面临诸多不利的后果.

毋庸置疑,新闻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新闻事业的规范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促使新闻媒体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有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曾指出：“可以肯定,新闻媒介所规定的作用服从于国家的正当利益,每一个进步中世界的国家都赞成制定国家和国际的新闻政策等事实上所有国家都采用各种新闻政策.分歧点在于市场经济国家对新闻政策的命名不同.”

一个国家和执政党,总是期待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与国家和执政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会设定相应的政治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通常通过新闻政策加以具体体现.但是政治的逻辑与新闻的规律.不会完全一致,例如,政治追求和谐与秩序,新闻追求新奇与反常,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秉持的专业理念与工作方向同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发展目标不一致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与冲突.况且.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也会遇到挫折.甚至会出现错误；国家的发展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因此,新闻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新闻政策风险.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法制建设逐步步入正轨,但由于新闻法制建设相对薄弱与滞后,我国主要是通过新闻政策来调控管理新闻事业,发挥其应有的规范与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作用.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政策比较灵活,具有随机性；法律比较固定,具有稳定性”.新闻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存在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的弊端,特别是新闻报道的自由空间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主管领导个人对某些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事实）的容忍程度.

在我国法制建设日趋完备、传播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对新闻政策提出变革的要求也在日渐增强.当然,这种变革本身也并非毫无风险,也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过去遇到重大疫情、地震等事件,我国采取的是延缓报道（即所谓“旧闻”）或不予报道（即“无闻”）的政策,但是2003年非典（SARS）疫情的教训,迫使我国新闻政策乃至相关法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信息公开透明的理念日趋深入人心.

2.新闻法律风险

新闻从业者或新闻媒体违反了有关法律,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主要分为刑事法律责任和民事法律责任,当前我国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法律方面的风险主要是由新闻传播活动所引发的新闻侵权风险.

魏永征认为：“新闻侵权行为特指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发生的侵害他人（自然人、法人）人格权的行为.”“广义的新闻侵权行为包括了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名称权）、荣誉权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行为,狭义的新闻侵权行为只指侵害名誉权,并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内加以保护.”在《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对新闻侵权的形式有明确的界定：“（一）内容严重失实；（二）评论严重不当；（三）未经同意,披露他人隐私；（四）使用侮辱性语言；（五）诽谤他人；（六）其他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

知情权与表达权是我国宪法与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同时,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新闻失实与新闻侵权,往往如影相随.从客观的角度而言,新闻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新闻采访报道需要在仅获悉新闻事实的片断或新闻事实征兆初现时介入,在有限的时间内弄清事件的真相,由于一些新闻事实本身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加上新闻工作者采访能力、经验以及采访手段的相对有限性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新闻失实的风险,一旦构成侵权,将面临着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从主观的角度而言.新闻工作者存在着主观过错的可能,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就是明知故犯,为了满足一己（个人的、媒体的或组织的）私利,明知某事不对却偏要做；过失就是并非出于故意或恶意,但由于工作疏忽和麻痹大意,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风险因素、新闻报道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没有预见或预见不充分,抱有侥幸心理.都可能导致新闻侵权结果发生.

新闻要求真实,失实的新闻有可能会使报道所涉及的公民或法人的声誉、经济利益受损,从法律角度而言.我国把事实虚假作为新闻诽谤的一个构成要件.新闻失实的原因,从前期采访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采访不深入,捕风捉影,听风就是雨.没有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去采访,没有从多个消息来源和角度去核实、验证.有的报道新闻要素（5W和1H）不全或失实,在采访过程中,事件的经过和原因该搞清楚的没有搞清,或者证据意识不强,没有搜集和保留相关证据,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拿不出真凭实据；在新闻写作过程中,没有充分占有一手材料就写稿,以想当然代替事实的内在本质联系,或想像虚构,或夸大片面；写作中滥用修辞,轻率地给人或事定性、定罪.从后期的编辑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审核把关不严,缺乏质疑精神,一些编辑由于经验缺乏,只重视审核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却没有能够发现事实中的疑点与破绽；只注重内容的新奇与轰动,而忽略了报道中不合情理和荒唐之处,对报道本身可能触及的法律问题视而不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舆论监督报道,新闻从业者要格外小心谨慎.由于舆论监督报道,一般都是以负面、批评、否定的内容为主,正当的舆论监督,会使违反社会公德、违纪、违法的人和事受到社会公众的谴责和党纪国法的追究.起到正确的纠偏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不正当的舆论监督,就可能混淆社会视听,使人蒙受不白之冤,侵犯他人的名誉权或隐私权.对一些违法违纪的坏人坏事,只顾解气、解恨,搞情绪化、辱骂式的报道,在纠纷中充当一方的代言人,都是危险的做法.

评论严重不当也容易造成新闻侵权.一些新闻报道.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将事实与评论杂糅在一起,写作中滥用形容词,乱下结论；一些评论与公共事务无关,或者虽是评论公共事务,但含有攻击、侮辱、诽谤性质的言词,评论不是出于公心与理性,而是泄私愤或打击报复；一些评论不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缺乏必要的善意与公正.

媒体在报道性犯罪与性侵扰、未成年人犯罪、婚恋、家庭、疾病等内容时,尤其要格外注意,如法律明确禁止或与公共事务无关,相关私人信息,该隐则隐；相关图像,则要注意遮挡,使之不可辩认.

(三)道义责任风险

道义责任是指新闻采编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对社会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新闻道义责任是一种隐性的责任,主要靠采编人员的信念与自律来维系.它要求新闻采编人员的采编行为和媒体传播的内容,不得违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违背新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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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道德规范的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要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满足公众合理合法的知情需求.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可以更好地体现与保障新闻自由,促进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新闻传播媒介具有教化功能,新闻工作者的采编行为和传播的内容.都在立杆见影地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准.

道义责任要求新闻采编人员要有责任担当,要忠于客观事实,尽守望之责,勇于坚持真理.新闻采编人员应当不畏.秉笔直书,及时客观地向公众报道客观事实的重大变化.为正义呐喊,替弱者主张,揭露腐朽与没落,鞭笞一切社会丑恶,是采编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对道义责任的漠视、逃避与放弃.就意味着有可能面临着道义上的风险.在我国,新闻报道“当发不发,发不当发”的现象时有发生,媒体的报道与公众的知情需求之间因此出现错位的情况.

郑保卫教授曾经指出：“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系列不规范的传播行为和新闻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这‘四大公害’的横行.”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比以往更加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和手段去实现媒体经济利益,这里有一个正当性的问题.媒体利益、采编人员个人利益的实现,绝不应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如果媒体固有的新闻价值被商业价值所主导或所取代,将受众单纯当作谋利对象,也就意味着媒体公益性的丧失,媒体就会变成纯粹的谋利工具,报道就不会客观公正.

准确客观的新闻信息,是公众与组织机构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如果不能使公众耳聪目明,就说明媒介的社会功能没有正常发挥.其中的一些原因也难免会归咎于新闻传播者.面对外部因时而变的舆论氛围、争相逐利的商业环境,以及媒体内部量化的考评机制,一些媒体及其采编人员也在采取相应的“现实”选择,致使一些媒体占据着主流媒体的位置.但没有发挥主流媒体应有的作用.比如热衷于生活的琐碎,诉诸于受众的感官,摒弃优秀文化,回避重大社会问题；多做风险小、获益多的动态性、表层化的报道,少做费力不讨好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多传播娱乐化的内容,少报道严肃的新闻内容；多诉诸受众的兴趣,少关注受众的利益；多歌颂成绩,少披露问题.更有甚者,一些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包括有偿不新闻）、低俗化报道不是让受众耳聪目明、认清真相.而是起着干扰或遮蔽受众视野、麻痹大众神经的作用.上述这些貌似“风险小”的态度与做法.其实暗含着更大的风险与隐忧——媒体公信力的缺失.

二、应对新闻采编职业风险的策略

自然与社会变动越是剧烈.社会公众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期望也就越高,与此同时,新闻采编人员面临的风险也就有可能越大；相反,当自然和谐,社会稳定,法制健全,舆论环境宽松.新闻采编人员面临的风险会相对较小.当然,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与抗争,排除现实的、潜在的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从而也改善自身的工作条件与境遇：同时,科技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会为新闻采编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

(一)对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评估

要强化风险意识,根据上述风险来源,对风险进行科学分类、评估,依据风险等级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与保障措施,提高应对风险的预见性与控制力.勇敢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素质,但勇敢并不意味着盲目冒险,逞匹夫之勇.要将勇敢的精神与科学的态度、冷静的分析判断结合起来,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该争取的机会一定要积极争取,该规避的风险一定要严格规避.

(二)去除存在风险的制度性缺陷

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应当是一个以法律调节各类权利义务为主、以政策调节为辅的国家,法律应当高于政策,政策制定不得与法律相违背.我们应当按照建设现代法制社会的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政策进行清理、修改、完善,对一些与现行法律相冲突、过时的政策进行废止；对于那些社会效果良好、行之有效、顺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政策.应当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使之上升到法律层面,更好地协调、规范新闻报道行为.尊重和保护新闻传播主体的创新精神,要对实践主体的实践不断加以总结,对于一些经验性、规律性的东西,及时加以总结完善,使之成为新闻政策和法律.

(三)完善媒体管理制度与提高采编人员素质

要加强新闻单位内部业务流程规范管理,从管理制度上杜绝小错酿成大祸的情况发生,要有正确的应对、补救措施.要经常性地开展职业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提高采编人员素质.加强自律的同时,还应借助法律与行政力量的强制作用,齐抓共管,以提升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水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风险,既不能畏惧、退缩,采取一味回避的态度（况且一些风险是无法回避的）,也不能盲目乐观,鲁莽冒险.同时,合理规避风险,并不意味着逃避责任.对风险进行科学认识与评估,完善制度与决策,可以更好地应对与防范风险,把握风险之中所蕴涵的潜在机遇,规避不必要的损失,可以有力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与公众的知情权,使新闻采编人员更好地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从而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