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九条小学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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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灰霾天.北京市东城区平安大街像往常一样喧嚣热闹,东四九条小学就在平安大街路北.操场上,体育老师王斌望了眼雾蒙蒙的天,开始整理学生队列.行政处的武健主任急匆匆赶来：“王斌,下课来找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要商量的事是东城区教委体育卫生科下发了一份通知——重度污染日停止学生室外活动,以保证学生身体健康.嗅着随风飘来的汽车尾气,武主任和王斌面面相觑.“刮风了,有感觉；下雨了,有雨点.这个重度污染怎么衡量?”

什么是重污染日、什么情况下停止户外活动,教委的通知里全都没有.“接到通知,我们的工作卡壳了,真的很头疼.”武健老师苦恼地说.

这是五个月前的事了,武健老师还在“头疼”.

大街旁的小学

头天刚下过雨,东四九条胡同在绿树的掩映下,湿润、安静.走进胡同百米,便到了东四九条小学的教学楼门前.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小学,仅有一座三层的教学楼和一个小操场.正因为如此,教学楼顶层的平台也被利用起来,成了学生兴趣小组的温室观测室和蓝天气象站.平台温室里养着花草,凤头、虎皮鹦鹉等七八种鸟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叫.还有三只小鹅雏、两只兔子.白色的气象百叶窗便立在平台的.

武健老师站在平台上,还是皱起了眉.“像今天,灰蒙蒙的,到底是阴天造成的,还是PM2.5造成的,谁都说不上.”与安静的胡同形成对比,东四九条小学一墙之隔便是平安大街,学校的两旁还有两家饭店,尾气和油烟不时地飘向学校.呼啸的车声让平台上的武健老师不得不将声音抬高了两个八度.

自从3月份教委下达了通知,武健和王斌一直在琢磨该怎么办.因为学校老师少,王斌不仅是体育老师,也协助武健做环保方面的工作.

在此之前,北京市教育局推行了“阳光一小时”的要求,学校尽量安排室外体育活动,以保证每个孩子每天能有至少一小时的室外活动时间.

在东四九条小学,一、二年级每周四节体育课,每堂课40分钟；三到六年级,每周三节体育课.此外,每天学校都要做早操、中午饭后的40分钟再加上下午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零零散散加起来,每天在室外一个半小时总是有的.”武健老师计算着.

然而“重污染日停止室外活动”和“阳光一小时”的硬性规定又可能冲突.老师们个人体验觉得天气不好,就能停止体育课吗?停课之后,什么时候补上又是个问题.一连串的问题解决不了,武健和王斌商量后,也没拿出一个好主意,只能把这份“通知”先放在一边.到目前为止,学校都不曾因为灰霾天气停止过体育课或户外活动.

王斌作为体育老师,教课都是在室外,他更能体会这份担心.“我们规定,风力五、六级以上,下雨、沙尘天气不适宜在室外运动的时候,可以改在室内上体育课.但是,PM2.5怎么用肉眼观察?对孩子到底能造成多少伤害?我的心里真没底.”王斌每天看《北京晚报》,报纸上写着穿衣指数和洗车指数,指导你该不该添件衣服、该不该洗车,却就是不告诉你灰霾天气该不该戴口罩、该不该在室外活动.

王斌唯一能做的,只是在感觉空气不好的时候,让孩子尽量做一些运动量小的运动,避免深度呼吸.

有时赶上灰霾天,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也会跟武健聊几句,话题除了学习,就是天气.

武健担心,也许过不了多久,家长委员会就会向学校提出污染天停止室外活动的要求.“喊口号不行,要行动.但是,我们该怎么办?”

小学生的建议

怎么办?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给出一个建议.

五年级三班的王辰辉是学校科技团的成员.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他总是听到爷爷、父亲在谈论PM2.5的事情.“听说是一种直接到肺泡里的可吸入颗粒物,家里人都开始担心我的健康.”五年级在三楼,王辰辉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总是闻到一股煤烟味,到了中午还会闻到饭店飘来的饭菜香.“空气不好,我们就关窗关门.”课间时间短、空气又不好,王辰辉基本不下楼.

到楼顶平台参加科技小组的活动,王辰辉看着平安大街上呼啸而过的车辆就想：“学校距离马路这么近,空气尾气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既然学校有气象站,要是有个空气监测站该多好.”

东四九条小学的蓝天气象站有自动和人工两套设备.人工的设备用于小学生动手实践,观测气象百叶窗内的温度、湿度等数据,而自动设备则可以每小时采集学校的温度、湿度、气压、紫外线强度等数据,并将数据发布在学校门口的LED 电子显示屏上.冬天,在武健带着学校科技团的二十多个孩子分析自动设备生成的数据时,有学生发现,冬天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强度却不高.“一定是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散射了太阳紫外线”,孩子们想到了空气中的污染物.

2011年4月,北京市教委主办了“科学建议奖”的评选活动,中小学生可就环境保护、低碳生活等内容写论文、提建议.王辰辉的建议便是在学校里建立一个PM2.5监测站.那段时间,王辰辉每天下学便在网上搜索关于PM2.5的各类消息.他搜到了PM2.5对人体的危害、怎样治理PM2.5,却没有搜到“2011年北京市PM2.5污染天数”、“污染天气如何出行”的答案.在论文里,他写道：“人们看不到PM2.5,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空气污染严重,除了能用肉眼看到的颗粒,如沙尘暴等天气可以防范,其余的无法防范.现在的天气预报没有对PM2.5的报道,所以人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空气污染比较严重,是否适合出行.”

王辰辉建议在学校定时定点定人观测记录PM2.5的情况,把观测到的数据发送到校园网上,为学校和其他学校外出活动和体育锻炼提供参考.看到这份小论文后,武健想起了3月份的教委通知.

“没有文件”

3月份接到通知,武健第一时间开始上网搜索.在百度输入“空气质量”等关 键 词 ,武健找到了距离东四九条小学最近的空气监测站——北京东城东四监测子站.在北京市环保局的网站上,会预报各空气监测子站当日12时至次日12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首要污染物、空气级别、空气质量状况等数据.然而随着武健在网络上搜到的其他消息,他发现,东四监测子站提供的数据只是用“优、良、轻度污染、重度污染”等字样表示空气质量,“没有像美国大使馆那样空气质量指数对应着健康建议.”究竟什么样的天气能够停止室外活动,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武健还是一筹莫展.

6月,武健找到了发起自测空气质量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恰巧,达尔问也在做一项关于“灰霾天,你的孩子还在上室外体育课吗?”的调查.发起这项活动起因于一位家长对孩子在灰霾天进行室外活动的担心.2011年12月,雾锁北京.连续几天的灰霾天气,让父亲于平越发担心儿子的呼吸健康.早上送儿子到幼儿园后,于平去找了幼儿园园长,向她提出建议：在雾霾的污染天气里,停止孩子的室外活动.园长表示理解,但很为难,她说,幼儿园每天的户外活动,教育局要考核、抽查,不达标就会挨批.于平听后,万分惊讶.他开始给教委打,并在微博上呼吁：“谁来呵护孩子娇嫩的肺?”

一个学期过去了,达尔问的工作人员向北京市200多所幼儿园、中小学发起调查.得到的25所学校的有效答复中,表示收到教委通知的有6所学校,而针对“如何判断灰霾”这一项,所有学校的答复均是“靠肉眼”或“不关注”.甚至有的学校给出的答复是：“污染天不会停上体育课.”

在跟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交流中,武健发现,自测空气的便携式仪器受空气湿度的影响很大,便携式设备需要专门携带采集数据,而学校里没有能力找到专人负责.他又到东城区环保局咨询,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要想配置一台专业的PM2.5监测设备,需要50万元.学校是拿不出这笔钱的.

就算学校有钱买这台机器,可仍然有那个大难题在等着——空气污染指数和PM2.5指数到多少,学校有权让学生们停止室外活动?

下发通知的东城区教委体育卫生科负责人罗晓辉说：“当初下发这个通知只是善意的提醒.重污染天气指的是沙尘天气,没有细化到PM2.5.就像老百姓过日子,看天气不好就别出来了.”至于怎么执行,“别说教委没有文件,市里没有文件,国家也没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