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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其文化巨人的地位.周扬曾对郭沫若说：“恩格斯曾经把歌德比喻为奥林普斯之神,我面前的这位老人不也可以比作泰山之神吗两个文化巨人确有相似之处.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就曾经自比为歌德,但他也十分清楚歌德身上的缺点.晚年的郭沫若对自己的为文与从政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可是历史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的批判与反思,把这副重担交给了后来的郭沫若研究者们.面对郭沫若百科全书式的成就,对其评价与定位已经有历史公论,无需赘言.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之类的话,把一个人的文章同他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进行品评,这一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郭沫若是个文化巨人,也有自己的缺点,在其一生的历程中,有高山,也有低谷,对其人格的探究与反思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研究工作.
郭沫若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人格特色并不相同,必须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和郭沫若的文学创作进行综合的分析,才能勾勒出郭沫若人格的发展历程.学者税海模把郭沫若人格流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天狗”型审美性现代人格；第二阶段：“前茅”型政治性现代人格；第三阶段：“雄鸡”型政治性现代人格.这个划分比较符合郭沫若自身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郭沫若人格最受批评与诟病集中在第三阶段.郭沫若建国后为文与从政的一些失误如“烧书”事件、与诗词的唱和、《李白与杜甫》的创作等,是由多种因素的历史合力造成的,对其认识与评价应本着一个历史与客观的态度.学者桑逢康说：“对郭沫若的人格应当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并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夸大错误,不否定其成就,不诋毁其人格,是则是,非则非,高山就是高山,低谷就是低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不苛求前人,也对今天的人们如何做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只有本着这样的精神,才能真正反思郭沫若人格中的缺陷.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长处和不足,坚定和软弱,坦诚和虚假等几乎综合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其他的文人学士,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喜剧,一幕幕悲剧,循环往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似乎看不到它的尽头等”他的为文与从政得失对知识分子自我追求与时代政治的双向互动、知识分子自我心路历程的奋斗与反思等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这才是对郭沫若进行人格反思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建国后,郭沫若人格发生的变异是由多种因素的合力造成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左倾”和个人迷信的盛行,知识分子的体制化与组织化、20世纪民粹主义的思想传统等等,这些因素造成建国后知识分子人格的萎缩和独立思考的丧失,并不仅仅是一个郭沫若,而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为什么后来的研究者独独对郭沫若抓住不放呢“但他更大的悲剧在于,别的人完全可以投政治家所好变换他们的学术姿态,调整他们的学术观点,因为他们不占据显要位置,免除了人们的关注；郭沫若则位居显要,类似于‘造山运动’发作的时候,他不仅首当其冲成为政治家和广大平民关注的对象,而且会成为人们加以苛责的对象.‘造山运动’的急剧冲撞和挤压,一方面使得郭沫若这样的显要人物张皇失措,倍感危厄,另一方面他们的缺陷,他们的惨状,甚至他们的丑态又会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于是,政治文化纠结其中的文化‘造山运动’常常不能造成真正的学术峰峦,倒常常会使本应成为学术巨峰的郭沫若一类人物显现为一个平常的土丘,郭沫若的学术有时在有些人看来,便是这种可以任意践踏、任意跨越的平常的土丘.”这就一语道破了郭沫若所处特殊地位的历史尴尬,也导致了后人评价的随意性与失范性.
其实,郭沫若人格反思的批评话语集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整体处于一种边缘化与市场化的状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丧失,文学艺术逐渐淡出社会生活的中心,失去其艺术性与严肃性,走向与市场与资本相结合的娱乐化与大众化之路,造成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虚假繁荣.这种文学虚假繁荣的背后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与批评话语的失效,对政治与崇高的消解,对金钱与权力的崇拜,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在整体文化迷失的状态下,通过对以往知识分子的反思来寻文精神的重建与文学艺术的发展之路,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语境中的热门话题.对郭沫若的反思与探寻就是在这一文化思潮影响下发生的,正如丁东在《反思郭沫若·后记》中写道：“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开始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反思郭沫若的文学时有出现.一些文章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从而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每个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郭沫若因为经历和地位的特殊,悲剧发生在他身上就有了一种典型意义.”所以,在对郭沫若进行反思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些较少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文章,不顾晚年郭沫若所处的历史语境,对其人格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尤以丁东编的《反思郭沫若》为代表,这与丁东的编辑思想严重不符.郭沫若反思中出现的一些“杂音”,与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这种汹涌而来的快餐文化和时髦文学的大潮,借多元化追求的语境氛围和媒体‘炒做’与操作,让许多人不自觉地迷失,且为之推波助澜.这种潜隐在文化繁荣和文学多元话语中的危言是极其严重的.”在对这些“杂音”进行消除的过程中,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进行真正的学理研究与反思,才是学者应该注意的.
对郭沫若进行反思,首先要明确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之所在.由于20世纪中国的现实国情,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这一理想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特征,有学者指出：“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于这一关联上,中国知识分子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败.”这就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使他们在“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之间常常处于一种矛盾或对立的状态.郭沫若从早期的主张个性的浪漫主义者,到后来成为党的“喇叭”与传声筒,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中实现与社会政治的完美结合,但由于与时代政治联系过于紧密,郭沫若也从一个个性主义者变成忠实的党派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独立与批判能力.建国后郭沫若的为文与从政的思想根基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文艺政策,政治形成对文学创作的强势地位,郭沫若这类党派知识分子的荣辱成功也与党密切相关,未能在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时代的局限和知识分子自我追求的不同表现.同样,以自由主义著称的陈寅恪、沈从文等一类人,他们对政治采取一种疏远的态度,倡导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中尊重自己的个性,反对政治对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侵害”,但他们过于侧重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探求”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轻视了现代知识分子肩负的“公共关怀”的职责.沈从文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一般与特殊”的文艺观点,与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的文艺思想异曲同工,受到当时文艺界的猛烈批判.其实,这些文艺思想本身并没有问题,对抗战初期文学创作的公式化与概念化有一定的纠正作用,但他们都忽略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时的社会责任.所以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面上疏离与抗拒政治,保持独立个性,实质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仍是一种政治,在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仍未找到和谐共生之路,仍然还不能与西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