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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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了群众性文学创作热问题.起因是我对近十余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观察.现将一段相关文字抄录如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与年俱增,急剧膨胀,现在据说已达到年产2000余部（一说4000余部——抄注）的规模.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这决不会是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有些作品的出版渠道和出版方式比较特别,根本无法纳入统计范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有研究者就惊呼长篇小说产量,已年近千部,到世纪之交,则逾千数.新世纪以来,更在千数以上与年俱增,终至如今的规模.如果按年均一千二、三百部计算,近十五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总量,已近二万之数.实际的数量,可能还不止于此.有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版的长篇小说,曾作过如下统计：“‘现代文学’三十年,大约共有两千三百余部等到了‘当代’,头十七年是三百多部,‘’十年是一百二十余部,”.就这个统计数字而言,最近十五年长篇小说的生产总量,接近现代文学三十年长篇小说生产总量的十倍,大约是“”及其前二十七年长篇小说生产总量的五十倍.

我抄录这段文字,是想说,据我的观察,这些数量庞大的长篇小说,并非完全出于专业作家之手,而是有广大业余作者参与其间.这些业余作者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在职的文学爱好者,也有各类离、退休人员,如干部、职工、教师,和其他从业人员等.而且后者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前者.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一是因为离、退休人员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从事文学创作为余生乐事.二是因为文学的神秘感已被打破,对文学的敬畏已然消失,凡能用文字表达思想感情者,皆自觉能从事文学创作,亦不惧写长篇小说.三是思想禁锢解除,政治戒律放松,人皆以自己的眼光看取社会人生,以独立的思考评判历史现实,故以往视为平常者,忽觉其特别,以往视作无意义者,忽悟其价值,以往被划入禁区者,忽不忍其被埋没.尤其是那些有特别家世,有特殊经历,在近、现代历史和当代社会,有非常遭遇者,或本乡有特异之风俗,有特别之人、事,流于口碑,著于史册者,皆觉其有文学表现之必要,皆可以作为文学题材,写进长篇小说.因是之故,所以这期间的长篇小说,多以写个人经历,家庭、家族历史,或乡土人物、民情风俗居多.表达的多为怀旧和恋乡的情绪,真正关切现实,反映当下生活的,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占据多数.

我曾把这种群众性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与当代文学历史上曾有过的类似群众性文学创作现象,如“新民歌”和“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写作,作了一个比较,认为后者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故多以“运动”名之,前者则是群众自发兴起的,故可称“热潮”.后者表达的是统一的政治情感,书写的是统一的政治化的历史和现实,前者表达的是个人化的情感,书写的是个体的经历和个人眼中的历史与现实.后者多用统一的文体（如民歌体）和创作模式（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前者则随心所欲,“杂取种种”,不拘格套.总之是,这种群众性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体现了一种真正自由的文学精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写作.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中,如诗歌、散文和影视剧创作等.尤其是在网络和其他新兴电子媒体上的群众写作,更属方兴未艾.在传统的文学天地之外,俨然自成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作者无性别、年龄之分,无职业、资历之别,亦无教育、学养和天赋、秉性之类的讲究,但凡有爱好、能表达、善操作者,皆可利用这些新兴的书写和传播工具写作、发表文学作品.对作品的题材、主题、文体、篇幅,和写作的方法与技巧,亦无特别要求.但凡作者所熟悉者、欲表现者、能运用者、所擅长者,无论古今中外,不分地域族别,是历史,是现实,是经验,是想像,是奇幻,是穿越,皆可作为写作题材.所表现的主题,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潮思想,是主流意识,还是个人思考,是有价值,还是无厘头,只要无害于社会人群,有赏心悦目、益智健神之效皆可.至于所用的文体、文类,和方法技巧,则或袭用旧体,或创为新法,乃至拼接组装、戏仿混搭,应有尽有,其语言风格或清丽雅驯,或朴拙稚弱,或古奥艰涩,或清淡如水,亦可谓异彩纷呈.如此等等,像这样丰富繁茂、复杂多样的创作现象,不但在文学史上前所未有,在当今文坛也是一道奇观.

这种群众性的文学创作热潮,让我想起我们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大众化的文艺理想.文艺本起于民间,最早的文艺是群众自发创造的产物,这是一个常识.后来社会分化了,文艺渐渐成了文人的专利,群众则隐身于文艺历史的背后,平常由着文人去表演,只在文人演不下去了的时候,才出来救场.而且这所谓救场,也不是真的演出,只是把他们的戏装、道具或唱腔、台词借给文人一用,演的唱的依旧是文人骚客.故文人的文艺衰微之际,向群众的文艺创造学习,取用民间的文艺资源,就成了文艺发展的通例.到了近代,在这层意思之外,又加了一层新的意思,就是要用文艺来启发民众,让他们觉悟奋起,“咸与维新”,成为未来中国的“新民”.要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拉一点群众的东西来救场,显然是不够的.还得用他们所熟悉的形式和方法,像他们那样去唱做念打才行.这也就有了近代文人所折腾出来的种种文学改良和文体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大众化的理念,也开始萌芽.虽然那时节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提倡,但到了五四时期,尤其是左翼文艺兴起以后,这种萌芽状态的理念,已然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文艺方向.而且在后来又有了明确的理论引导,这就是的“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思想.把他的这一大众化的文艺思想具体化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原本还是以文人,即当时所谓知识分子作家为中心的,只不过要求他们从思想到艺术,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不光心里要想着“为工农兵而创作”,其创作的成果,还要工农兵喜闻乐见,能够“为工农兵所利用”.但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年代,尤其是在十年“”当中,这个思想,又被加进了一条新内容,由“为工农兵而创作”,一变而为“由工农兵自己创作”.工农兵作者或工农兵作家,由此也应运而生,而且队伍愈来愈壮,最后竟至于成为当代文坛的一支生力军.如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作者,“”时期的工农兵创作组等等.这样一来,工农兵群众也无须“利用”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来为自己服务,而是自己就可以用自己的创作实现自我服务.这似乎又让文艺回到了最初的“自作自受”、自娱自乐的状态,只不过这回不是以娱乐为主,而是要达到自我教育,即自己通过文艺创作,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的目的.至此,“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百年文艺大众化的理想,似乎已经实现,从此可以开始一个大众化的文艺新纪元.

然则,物有一利,必有一弊,群众都来参加文艺创作,固然在文艺上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但也正因为当家作主了,才知道柴米油盐的金贵,得之不易.文艺创作仅凭出身纯正、思想正确、生活丰富不行,还得有书本知识、文化素养、创作经验、方法技巧,乃至天赋、秉性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且,即使是大众化了,也只是说文艺创作者的身份是普通群众或工农兵,并不是说大家从此放下别的事不干,都去从事文艺创作.也就是说,即使是工农兵作家的创作,即使是全盘大众化了的文艺作品,也得面对读者、观众的阅读视听,也要接受他们的评价检验,也有思想艺术水准的雅俗高下之别,最终也逃不脱文学史的选择和淘汰.如果是这样的话,用一句政治家的术语,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当代文艺历史上,群众性的文艺创作,除了一些趋时应景的意义,或如学者所说的历史的价值外,实在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艺术精品,更遑论成为经典.

今天的群众写作,自然与历史上有过的群众写作或工农兵创作,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某些现实表现来看,却不能不说,仍留有当年群众写作的某些残余迹象.以上述群众性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例,从表面上看,众多作者的长篇小说取材于个人史、家庭史、家族史,似乎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与当年的“三史”写作有本质区别,但从史的角度取材,却表明这种写作并未完全走出述史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是,当年的“三史”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性的历史写作或回忆录写作,记录的多为真人真事,目的是为了忆苦思甜,反映新旧社会的变化,发扬革命斗争传统.而取材于 “新三史”的长篇小说,则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虽不是或不完全是真人真事,却大多有真人的影子,和真实的历史作背景.其写作目的或作品主题,也大抵不出反映新旧时代或“”前后的两重经历,个人或家庭、家族历尽磨难,苦尽甘来的遭遇,和对世事多艰的感叹,对人生信念的坚守之类的命意,与当年的“三史” 写作,有许多性质和结构上的近似,甚至存在一种同质同构关系.而且这样的取材方式,也容易导致思想上的概念化和艺术上的模式化,是很难真正产出精品力作来的.笔者曾集中读过一批这样的小说,虽非千部一腔,也难说有什么新意.至于在前述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上,更大范围内的群众写作,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限于篇幅,只好容我下回分解.

责任编辑　吴大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