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观与否定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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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当代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似乎仍然继续是引发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批评者焦虑的原因之一.郜元宝认为对新时期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描述,非常飘忽和薄弱,研究者对这一段文学史的评价本身充满了矛盾和犹豫心态.而当下文学批评领域各说各话、价值混乱的基本现实,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曾经以刺耳的题目《走向绝境的文学批评》表达过对这种带有普遍性现象的看法.

这个时候,当代文学自身的问题就应该有人从正面介入,哪怕这种介入也许永远成不了真理.但从个人的角度说出人们习焉不察的常识,说出具有绝对意义的“是”或“不是”,“好”或“不好”,就应该不难.事实是,坚守常识很难,常识主义批评也庶几成了落伍、迂腐、不进步的代名词.忙着为随时随地都在高速繁殖着的文学内容找到意义的依据,为新的花样赋予某种美学形式,为新的价值观考证出一支合理的消费人群,等等,大体构成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面目.

文学批评,它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彻底的否定和彻底的颠覆.如果承认严肃的批评能给惯常的文学思维提供某种思想启迪,而不是停留在一般读者都能够做到的感受式的发言,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中无法为其进行准确的文学性定位,那么,否定论批评它显示的不只是对于文学的挚深感情并为之担当责任的道义感,重要的是它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了严谨冷静的专业精神.用科学研究的态度打量成堆的文学话题、考量成批的文学文本,造就了否定论批评从根本上不是溢美的、赞颂式的、大惊小怪语气的,而是诚恳的、倔犟的和使人读之颇感疼痛的.以致一段时间以来,这类批评家曾以动机不纯背着“酷评”的骂名,他们为文学真正负责的职业意识、斗士般的勇气、坚守价值整体观的标准,人们至今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反省意识和理性态度.

与肯定性批评比较,否定性批评或非建构性批评,支撑它的否定论更具有价值线索上的谱系性.远到世界名著,近到现代文学传统,也就是它的“否定”、“非建构”是为着在文学的名义下清晰地描绘出经典作品之所以为经典的多种可能性,使经典成为一种结论敞开的价值方向.

就我的目力所及,否定论文学批评即使饱受非议和误解,但它最终获得的强悍的说服力,高标准的审美原则以及坚实的价值基座,已经走出了一条虽不被大多数人公开认可,但无疑是充满力量的批评之路.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观”,李建军的“饿罗斯文学传统与道德底线”,刘川鄂的“自由主义文学观”,还有王彬彬、黄发有等等,接续这一批评精神的杨光祖也算―个.这里,重点谈一谈杨光祖的否定论批评观.

否定论批评,通俗说就是坚持说出作品或作家主体世界中致命的乏力和羸弱之处.所以,否定论批评的价值判断一定得有阔大的视野、整体的观照,它的审美坐标必然是超越阶段性时代热点文化征候的,不以即时性美学赋形为旨归的文艺观.坚持价值整体观和质疑作家作品本质上的局限、不足,是否定论文学批评考量批评对象,言说文学事实,辨析文学得失的基本尺度.杨光祖挑明他的否定论批评观,应该追溯到他的第一部批评集《西部文学论稿》.在这部论集中,立足点虽然在“西部作家”,理论框架也仅限于“作家论”,但论域实际上是属于整个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贾平凹小说中精神视域的促狭,其实完全可以代表一大批农裔作家的乡土文学观；张贤亮所迷恋的苦难倾诉和暴露出来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罪感的缺失,中国化的知识分子精神性问题已经被一群群知识分子形象反复地验证着,比如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还有无数出没于商场、官场、市井的卑琐角色等等,他们主体上本质性缺陷无不是“罪感的缺失”；甘肃文学,作为地域文学的一个窗口,走进这一弥漫着民间情调、任侠尚德的文学世界,放大了看,武侠小说的类型化、沉浸于所谓民间的自我寄生性写作、伪民间的个人化写作,庶几成了所有旨在地域,实际上并不成熟地集体性地演绎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创作理念.因此,否定论文学批评,至少杨光祖的批评实践具有这样的批评向度：

其一,破除所谓名家名作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形成的无形的阅读神话,不管批评对象曾经或现在有多大的影响力,也不管这种影响力是名副其实,还是名实不符.否定论批评关注的是它本来是什么,它究竟是什么,或者它为什么是那样.影响作家作品呈现本来面貌的因素在哪里,遮蔽作家作品或者说导致作家作品发生变形的非文学判断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等等,是否定论文学批评论评作家作品的主要着力点.这个意义上,杨光祖的批评实际上是兼有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外部研究性质的社会文化心理批评.在“纯文学”诉求越来越趋向于细枝末节分析的时候,在“文本细读”式批评大有发展成文学增肥运动的当下语境,从作家的主体精神、作品的基本状态、读者的阅读心理、作品生成的社会文化气候等诸种意识形态网络关系中澄清文学的真相,就不单是批评言说的勇气问题,毋宁说,这种批评更接近于文学自身.《西部文学论稿》中,杨光祖就力图以成体系的理论框架考察过贾平凹,所谓贾平凹小说创作“四个阶段及文化心态论”,《病相报告》中的“疲惫”.在《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的第二辑“文学个案批判”中,贾平凹也仍然占有很足的比重.如果不细读,会误认为两部书在这一点上是重复的,当然也包括对张贤亮的批判.但细看,杨光祖的批评观、价值观其实是稳固的.后者是在前者基本框架上的更深入更细化的把捉,这在几近圣化一些新时期作家作品的“重读”研究者那里,杨光祖的批评显然要冷静得多.在肯定了这两位作家的独特建树以后,杨光祖认为,贾平凹小说里折射出的精神气象的严重不足,或者之所以贾平凹身上始终弥漫着古代士大夫的落寞情感,拐弯抹角的阐释可能很多,究其根本就是学养的匮乏和现代人文理念的薄弱――这一点,山西批评家韩石山好像也有此说.张贤亮小说突破了性意识的禁区,但越到后期,斤斤计较于知识分子的优先意识、“缺乏俄罗斯那些文学大师的博大胸怀,那种忏悔意识,那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为人民写作的情感”,就越是欠缺――这一点,理论家南帆在其专著《后革命的转移》亦有专章进行过类似的论述.韩、南、杨的文章大体上发表在同一时期,不存在互证互引的问题.这说明,杨光祖所坚持的否定论批评观,对问题的深度把握在有眼光的理论批评家那里是有普遍性的共识的.这也表明,否定论批评,虽然没有显明某个明确的建构思路,但它超越具体细节、具体情节的研究视野,是区别于一般性的印象式、感受式、书评式、研讨会性批评的本质地方.不妨说正是否定论批评的这个特征,杨光祖的批评有时似乎轻描淡写,不太在意通过深挖某些细节来给整个作品定位的做法,然而读后回味起来却总有入木三分的原因.《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中其它篇章,尤其正面论评的路遥、杨朔、王充闾、韩石山等作家、批评家,杨光祖也基本使用的是类似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思路.

其二,杨光祖的否定论批评,从最初基于热爱文学表达强烈个性的说“不”,到把直觉性灵感性的“不”整理成较为系统的否定性批评思路,最后发展到用否定论的眼光观察文学现实,基本经历了一个积小容大的建构过程,即立足于身边作家(甘肃作家),再横向对比于同类型作家(西部作家),最后上升为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以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西部作家做当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这种思想雏形在《西部文学论稿》中显得尤为明显.到了《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虽然有部分批评对象仍然是前者的延续,深化细化的持续分析表明了他可信赖、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价值观和审美高度.但总体而言,根本性的变化很突出,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他对考量文学的视野和理论支援的调整上.与第一部论集比较,情况恰恰相反,《守》开始自信地启用自己的否定论作为后面作家作品论的理论支撑了.显在的做法是先表明自己的理论姿态(即“文学宏观批判”),然后在自己的理论参照中进行微观文本分析(即“文学个案批判”和“文学短评”).这样,杨光祖就逐渐形成

了迄今为止可以析辨的批评模式.

与我们习见的比较流行的批评模式――细节―细节意义―主旨―文学史归位不一样,杨光祖面对批评对象,格外注重的是批评主体的理论认识,这一点颇似主张“否定主义文艺观”的吴炫.虽然都努力从突破程式化的理论囿限,也就是先从清理理论上的偏见和浅见入手,吴炫或许更倾向于建构理论体系,因此他的文本分析多少有空疏之感,再加上“穿越性”等术语的频繁使用,本来强有力的参照系反而变得飘忽以致极难有具体操作性；杨光祖的否定论本质上是被作为审视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或至少看不出是为什么纯理论体系而来,因此,他的否定论总是离不开具体可感的文本对象,比吴炫更为务实更具有操作性,并且作为批评方法之一种,就显得灵活、移动,一般是因文本具体情况而生成程度轻重各异的批评话语,没有有意识进行理论自我建构的牵强感.所以,杨光祖的批评模式大致可作如此描述：质疑宏观理论思维―文本实证分析―透视类型性文学现象.这样,杨光祖的批评就机智地避免了任何动机的理论先行套路,他总是把显赫的时代文学现象及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即集体无意识作为他批评发力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他的批评朴素而结实、常识而深入、感性而灵动.放在一个时代的批评洪流之中来考量,如果没有必要的区分,杨光祖一路的批评风格的确会陷入个人主义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非专业性大众化“说真话”批评一列.所以,杨光祖的否定论批评最终有无说服力,关键点还在他的“整体观”上.

他的价值整体观有别于现行的“整体观”.通常认为,“重估文学史”打通了现、当代文学之间曾经历史地、人为地横亘着的价值障碍,表现之一是,人们把文学从“工具论”的意识形态控制中解救了出来,放回到了“文学性”的大致范畴,尽管“文学性”作为标准本身可能还继续成为问题.这个时候,伴随着“新”概念的提出,“整体观”作为一种笼统的价值取向,似乎成了“新”最有力的抗衡,因为沿着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所谓“后革命”、“后启蒙”、“后新时期”在多数论者的学术梳理中,其实不是为了直接导出文学在时间上的“新”,而是在“打通”的前提下求证文学的“旧”.因此,“整体观”在这里很可能充当的是某种平稳的甚至平庸的文学识见,其中所含有的审美麻痹性,也许还会使文学变得四平八稳毫无介入力量,这个角度,李建军批评的某些“现实主义”作品真实得掉渣但没有文学,的确戳到了本质上.事实证明,成批的文学作品所践行的“整体观”,不外乎停留在大同小异的历史旧账的花样翻新上,误把审美整体观当作社会学来处理.而批评家所热衷的“整体观”也就基本上是作家创作意图、创作思维的敲边鼓和装模做样的美学修辞.杨光祖的整体观,从“文学宏观批判”中的几篇文章来看,显示了一种果断和简洁的理论底气.如他对批评主体萎靡原因的诊断,借重雷内韦勒克、让斯塔罗宾斯基、F.R.利维斯等西方理论家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的批评家缺乏的并不是专业知识,也不是专业精神――至少都懂得什么叫专业精神,他们缺的是把懂得的东西转换成行为的做法,而这个只能算常识却无论如何不能算知识.口是心非把文学变成世俗利益交换的筹码,把学术做成谋生的手段、置换成有用的生存哲学,这是当代中国批评家人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知而不言、述而不作,或者碍于面子,明知该这样说出来却总是沿着有利于他人的方向滑行,不痛不痒、温文尔雅.于是各个雅量见长,学术下跌.再比如杨光祖对西部文学概念及性质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一句简单的常用语：“我一直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它只属于个人,在个人的意义上属于人类.只有那些能够超越时空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当然,立足于某些可分析作品的文本分析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历史地看,当下多数西部文学之所以很难葆有持久的研究生命力,恐怕跟文学少有或没有深厚的人类情感有关(显然不独西部),至少在如何看待身边苦难的态度上,绝大多数西部作家要解决的还不仅仅是视角问题.还比如杨光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看取,“我们很多作家经常走入理论的误区,被错误的理论引上歧途而不自知.比如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也即其中一例.那么“民族的”是否就是“世界的”什么样的“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文学是交流的工具,如果太“民族”了,难以为外人理解,它如何能成为“世界”的比如,我们大量使用本地方言土语,或者更“民族”一下,完全使用方言土语,它又如何能被外人理解杨光祖也曾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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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价值整体观在杨光祖那里,其实并不是某一种或几种经过拼接、组装、整合的平稳但没有生气的文艺观,是一种简单直接的介入力、直觉力,是直接取自经典文本阅读的朴素经验,或者直接就是杨光祖本人批判性人格的写实性形象的体现.也差不多可以说,正是这种血性批评,否定论在他的思想里显得异常严肃,是恨铁不成钢的热肠.这就从本质上区别于“酷评”(批评界以“酷评”名之的一批批评文章,很难说它们没有恶搞的动机,所谓消解崇高、逃避问题,远离公共精神空间,不管怎么美饰,也不管拥有数量如何可观的阅读人群,都只能是批评事业的耻辱)了.

当然,杨光祖还不到不惑之年,这个年龄对于一个优秀批评家的成长来说,现在妄下断语实在太早.虽然两部批评著作已经大体上勾勒出了杨光祖作为有前景的批评家,应有和已有的批评世界,可是,我仍然坚持认为,两部书尤其《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对于他意欲建立的整体观否定论批评而言,也许还远非成熟之作.这里提出两点商榷意见：第一,仍以贾平凹论为例.给贾平凹划出四个创作阶段并分别以各个阶段的文化心态来把握贾的文学世界,这个角度无疑是新颖的.然而,过分地相信作家主体的人生经历、受教育状况和自述或他述的心灵感受(就是前文所说的“社会文化心理批评”),不仅不利于对作品本身的学理把握,可能还会影响批评家批评理论的伸展,反而使得批评有不自由之嫌.许多时候,衡量一种批评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前途,并不是批评得准不准的问题,而是批评在原有理论尺度的基础上是否开拓了新的空间的问题,即可能性与否的问题.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是,有些批评家的批评文章一经出手,立刻会赢得作家的赞誉,

认为批评家仿佛自己肚里的蛔虫,说出了自己想说但未说出的话.但离开一定距离看,这类批评就像李建军批评过的某些“现实主义”作品那样,真实得掉渣,就是没有批评.第二,理论资源的征用问题.从事批评活动,尤其当“学院派”批评声音几乎压倒一切的当下语境,写一篇并不复杂的批评文章,似乎不动用繁复的西方理论资源就不足以表明批评的说服力.我认为这种批评潜意识是有待进一步批判的.“没有引用就好像鸟失去了羽毛”的确有些道理,但征用权威理论家的理论观点,最终目的是使自己的批评与众多文本形成对话关系,也就是征用的终极目标是取消征引,这不是简单地去掉引号的问题,应该追求精神的对抗.这个意义上,杨光祖应该有所警觉.不是说杨光祖征用的太多了,杨光祖的多数引文我看还是比较巧妙和恰当的,但即便这样,仍然可以看出杨光祖批评的某些不自由不独立之处――没有充分展开自己的道理,或者言说自我之时不太自信.因此,他的批评就缺少了许多进一步深入对话的空间,就是说,把事情说“死”了,而不是通过辨析、否定把“死”问题激“活”,这多少有走向否定论的反面的意思.这一点,杨光祖在以后的批评实践中应该引起警觉.

责任编辑 辛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