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博弈的文学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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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何言宏

对话者：汪政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

谢有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郭春林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的话：与1990年代,特别是与198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那就是文学评奖的类型、方式、功能与意义及它们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具有新的特点,也是文学界经常性的公共话题和私议焦点,有的时候甚至会在整个社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我们的文学生态以至于整个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前不久,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刚刚公布,评奖的影响余波未息,虽然在我们的“新反思录”中原来就有这方面的议题,要讨论一下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评奖,但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讨论,也许会有着相当特别的现场感,有些认识和有些体会也许还会更加深切.

庞大的政府奖体系

汪政：其实,文学奖的影响是不是重要,现在还很难说.说到影响,那就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对他者的施事并且产生结果,但现在评奖的意义还在于它们自身.由文学而波及到文学以外,大概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算一个,但是文学界以外的人来说茅盾文学奖确实少有接近其本身的.反正现在流行质疑,不管什么事物出现,先打一个问号再说.所以,不管什么奖,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评奖的研究与阐释,没有研究与阐释,就很难使文学评奖得到文学自身以及文学以外的理解与认同.这次茅盾文学奖在与外界的沟通上是做了一定的努力的,也许媒体更多的是关注评奖的实名制,关注谁获奖,其实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探索与构建,是经验的再度积累,是与外界的互动与对话.这些努力的意义也许还要假以时日才能显现.

谢有顺：文学奖会引起关注、争议,和公众对文学奖的期许有关.作为文学生态中的一种存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人对文学奖的期待是过度理想主义了,他们要求文学奖介入当下的文学写作,引导文学发展的趋势,其实这是苛求了.写作是一回事,写出来之后别人怎么评价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相信哪个文学奖能够真正引导文学的发展,我也不相信有哪个作家会傻到按照某个文学奖的标准去写作.因此,文学奖是已经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事实,既不必把它理想化,也不必对它怒气冲冲.有人写文章说“文学奖造就不了文学的繁荣”,这话是对的,可这话也可反过来说,没有文学奖也造就不了文学的繁荣啊.这就好比一些人对任何文学奖所出示的结果都是不满意的、持批评态度的,可当他们自己筹办一个文学奖,或者参与一些文学评奖之后,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建树.文学评奖是一次集体作业,必然是一种妥协和平衡的结果,它其实很难贯彻、践行个体的理想.把一种个体的审美和一种集体的审美相对应,肯定是会有差异和冲突的,但若由此说文学奖的存在恶化了文学的生态,就像说文学奖引导了当下文学的发展一样,肯定都是夸大其辞了.而公众在讨论、质疑文学评奖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出示一种对文学现状、文学成果的评价,这也可看作是文学奖还有存在价值的理由之一.

何言宏：我以为在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评奖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政府奖”,二是“民间奖”.这样的分类当然很粗略,有些评奖实际上“杂糅”了政府和民间等多方面的因素,很难明确地将它们归类.我个人以为,反思和总结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评奖,应该联系于中国更加宽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语境,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语境制约和决定了文学评奖的诸多方面.首先来看“政府奖”.实际上自1990年始,相应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的变化与调整,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在文学场域建立了一套规模庞大的“政府奖”体系,以文学评奖为杠杆来引导和促进文学生产,形成了一种具有新的特点的文学生产机制,这一机制在新世纪以来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被强化,越来越具有较大的影响.为了方便,我曾经将这样的机制非常简单地概括为“抓评奖,促生产”.这一机制的基本特点,便是国家文学奖励制度的建立.这一奖励制度,主要是以从国家到地方所层层建立的“‘五个一工程’奖”作为主干的“政府奖”体系.在国家层次上,这一体系主要由主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组成.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奖”体系则由地方党委主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和地方政府或作协主办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评奖组成,比如北京市的“老舍文学创作奖”和我们江苏省的“紫金山文学奖”等等.任何文学奖,其实都是某种文学标准和文学理想的倡导、重申和确立,当然也是对那些相异于此的文学实践的排斥与规约.如果借用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尔的理论,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场域中,“政府奖”运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与丰厚资源,对于合乎其文学理念与文学标准的文学实践进行了相当有力的“激励”,其对新世纪中国的文学生产影响巨大.

郭春林：言宏兄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将目前大陆的文学奖依照奖项设立者的性质,划分为政府奖和民间奖两大类,进而认为政府奖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手段对文学生产机制的影响.这确实把握到了文学生产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间的关系.但我想这里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既涉及到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又可能蜕变,或者本来就是文化霸权.就当代中国的复杂性而言,我想,这两个方面大概都必须考虑进去,同时通过对各奖项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才可能看到政府所设立的诸文学奖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把握它对文学生产机制的影响.同时,如果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具体化,它又会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深层内涵的具体内容.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体制中的政府奖本身也是需要认真考量的对象,单就评审机构与评委的构成就并非可以简单地视为合谋或共同体的关系,而可能存在内部的紧张、博弈,以及诸文学观念、政治立场之间的冲突、权衡.但是,这里似乎仍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奖的公信力.一方面,公信力的普遍下降必然对文学奖的评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奖公信力的下降又将导致整个知识界,特别是知识分子公信力的下降.或者说,几方面相生相伴,彼此关联.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言宏兄前面提及的布迪厄文学场的研究方法所要面对的大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局面,当然,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文学界及各种各样的文学奖评审如何通过制度化的设计,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为文学重新赢回应有的尊严.

谢有顺：文学奖公信力的建立,其实也不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关键是看大家是否有勇气、有意识地去探索它.只是,很多奖项都包含着潜在的利益诉求,尤其是政府类奖项,必然会有意识形态要求,而不单纯就是艺术的评价,这并不奇怪.比如茅盾文学奖明确说“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一个代表主办的奖项如果不弘扬主旋律、不坚持导向性,那反而是奇怪的了.而据我所知,在弘扬主旋律、坚持导向性之外,茅盾文学奖也特别强调提倡多样化,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可见,艺术的尊严还是被标举出来的.但什么是主旋律,这个概念不应作狭窄化的理解,不能简单地以为,图解意识形态或写重大社会事件的作品才是主旋律,我认为,书写善与美,表达社会正义,关注时代变迁中的疑难和出路,更应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就需要大家都对文学和文学评奖有新的共识.我记得有一次听余光中先生说,文学评奖要办得好,要回答四个问题：一、谁来办?二、谁来评?三、谁来得?四、为什么得?来办的人要热心文化,来评的人要望重“士林”,来得的人要实至名归,为什么得,要价值分明――这个概括是精辟的,它表明一个文学奖要有公信力,既要注重结果公正,也不能忽视程序公正.有一些文学奖总是在强调它的程序如何公正,如何透明,但忽视了评委的构成,这未尝不是一种缺憾――当公众对参与评奖的人没有信任的时候,再公正的程序都可能会评出荒唐的结果.伤害文学评奖公正性的三个致命要素是：利益、人情和思想压迫.要保证一个文学奖的公正性,除了要有严密的程序保障以外,还要努力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文学评奖公信力的重建,必须在程序设置和评委构成上一起努力,缺一不可.

民间奖的活力

何言宏：除了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政府奖,新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民间奖对文学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在我的印象中,较有影响的如《南方都市报》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青海省的“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唐晓渡和西川他们的“中坤诗歌奖”和我们这几年所主办的“柔刚诗歌奖”及“刘丽安诗歌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政府奖之外,这些民间奖的影响其实很大.前面我说到,我们讨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评奖,应该联系于更加宽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我以为民间奖的运作和它们的重要影响,和这些年来民间资本的壮大极有关系.比如“中坤诗歌奖”,就是由诗人黄怒波的中坤集团出资设立的,还有像武汉的“闻一多诗歌奖”,也依托的是阎志的卓尔集团.我们目前主办的“柔刚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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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文学奖多了当然是好事,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奖可能也会有一个常态的分布,一些奖生存下来,一些奖淘汰出去,现在如此,将来也是这样.民间奖的构成与动机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为了文学,有的则是为了商业和出版的考虑,你举的不少例子是当下看上去操作得较为成功的,但是社会的关注度与文学界的关注度并不很强,认同度一直是个问题.

谢有顺：以中国文学的版图之大,一两个文学奖肯定是无法全面评价它的成就的,评价方式多一些,丰富一些,确实不是坏事.民间奖没有政府奖所具有的优势资源,但有时却比政府奖更显面貌清晰,原因在于它更迫切地想传达自己的价值信念.很多文学奖之所以中途夭折或者饱受诟病,原因就在于它失去了价值信念,或者说,它所要坚持的价值极其混乱,无从取信于人.何以一些文学奖每一届都在变,都在修改章程,都在被动应对外界的质疑,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如何保持一种值得信任的价值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文学奖如何才能走得更远的关键所在.但很多民间奖由于缺少建立一种新的评奖文化的雄心,过度放纵个体的艺术偏好,也容易流于小圈子游戏,这同样是一种需要警惕的趋势.我一直认为,文学写作是个人的创造,文学评奖呢,则是一种对文学现场的检索和观察,应该最大限度地分享文学的公共价值.过度意识形态化,和过度个人化、圈子化,其实都是一种评奖危机.

郭春林：在文学普遍被边缘化的今天,近年在大陆民间涌现出的各种文学奖确实是个值得面对的现象.这也就提醒我们不得不通过对其获奖作品的分析去把握其真正的动机.但我想,我们首先还是该肯定在这些不同名目、不同构成的文学奖中,大多数还是怀抱着一个真诚的文学理想的,当然,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理想仍需通过对作品的判断来获得.依我的孤见,或许其中审美主义的文学理想要占到大多数吧,这其实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审美主义抱着一种热情,甚至是一种很坚定的执著,换言之,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在这样的时代里,放弃了对文学之于历史和现实发言的期待,而将热情只在审美这一对象上.可是,问题却又并不这么简单,审美主义本身又兼具了逃避和抵抗的双重作用.这两者间的张力在各个不同的文学奖中是如何体现的,就很值得思考.可是,我们也确实应该看到,民间的这些个文学奖,有相当一部分无疑有其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这个利益诉求既可以是或明显或隐藏着的商业目的,也可能与权力诉求相关,也就是说,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其实,在文学生产领域,权力与资本勾结最成功,也最常见的就是文化产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奖,无论是政府奖,还是民间奖,恐怕都与文化产业这一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生产空间相关,有些甚至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商业策略和手段.

何言宏：春林提醒我们注意各种民间奖的出发点和他们的内在诉求,这里面的复杂性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但正如诸位所共认的,民间奖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它们与政府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以为这用“互相补充”和“多元博弈”来概括也许比较恰当.一方面,民间奖是对政府奖的一种补充.很明显的就是在诗歌方面.应该说,政府奖中较有影响的还是像“茅盾文学奖”这样的长篇小说奖和“鲁迅文学奖”中的小说奖,“鲁奖”等各种政府奖中诗歌奖的权威性远远不够,这样一来,民间奖中种类更多的诗歌奖便成了一种很好的补充.很多诗人的创作难以得到政府奖的认可,倒被民间性的诗歌奖所确认.比如我们这几年来所操持的“柔刚诗歌奖”,先后给被政府奖所忽略的北岛、白桦颁发了荣誉奖,给柏桦、潘维和写了《安魂曲》的沈苇等诗人颁发了主奖,在诗歌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华语奖”的“年度诗人奖”先后评给诗人多多和欧阳江河,诗歌界也是十分认可的,这也增强了“华语奖”的权威性.还有它将2002年度的“杰出作家奖”颁发给史铁生,现在看来,尤其令人钦佩与感动.还是按照布迪尔的说法,在各种“资源”角力和占位的文学场中,史铁生可是没有“资源”的人,他唯一的“资源”,就是他的创作和他的人格.所以说,民间奖对政府奖的“补充”,意义相当重大.另一方面,民间奖和政府奖之间,也是一种“博弈”.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民间奖和政府奖在文学场域中都形成了相当复杂的张力.它们在根本上所追求的,还是在于以自己的文学理念从很多方面――比如作家或诗人的文学史论证及经典化和对创作实践的导向等等――影响或引导文学.所以,这种“博弈”非常深刻,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学理想和文学价值理念之间的深刻“博弈”.

谢有顺：民间办一个文学奖,其实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里,民间办的文学奖如果没有影响力,也就罢了,一旦有了影响力,压力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奢谈一个理想的文学奖容易,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让这个文学奖生长的语境,毕竟,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所以,我对很多民间性质的奖项有更多的理解,觉得它们能坚持下去,这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而在一个价值普遍失范的时代,一个文学奖的作用或许是渺小的,但我也不藐视任何微小而有意义的声音,因为就文学的现状而言,建设比破坏更重要.只是,文学奖是一件任何人来做都很难做好的事情――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还找不到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每次也是争议不断.个人的局限性、群体的局限性,是任何文学评奖都不能回避的.但民间文学评奖的实践依然值得期许,因为在中国,历来不缺提口号者,甚至不缺有头脑和思想的人,但缺能把好的想法付诸实践,并实践成功的人,也就是说,中国从来不缺空谈的思想家,但缺强有力的行动家.不管能否成功,总要有人去实践,去行动.

汪政：我主张不要太刻意地区分政府与民间,事实上也不太好区分.这一点中外文学奖区别确实大.外国是小政府,不管文学.中国不然.而且,有没有纯粹民间的?中国的文学评奖人大都是两边跑,在民间说民间,在政府说政府.民间也不是铁板一块,任何一个奖都有自己的支持,这支持也是牵制,评奖已经是一种文学权力的表征,而真正的权力在这些奖的背后.从这个角度说,政府与民间有多大区别?即使从文学趣味与文学理想上说,两者区别也不是想像的那么大,举一些在民间得奖而在政府不得奖的容易得很,反之亦然,但举出在民间与政府两方面都得奖的更容易.这需要仔细分析,单个的例子没有太大的意义,何况还有文学以外的因素,而并不是什么文学理想与文学价值理念有什么鸿沟.所以,对文学奖的研究我主张还是如同作家作品一样,先不要归类,而是进行个案细读.但只要这样,拿任何一个奖去纵向研究,就会发现它几乎看不出一以贯之的东西.

权威如何确立?

何言宏：与往届相比,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由于在评奖机制上作了改进,建立了由六十多人组成的“大评委”制度,再加上一轮又一轮的实名公开,努力体现主办者所追求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我个人认为,许多年来,茅盾文学奖一直未能建立其充分的权威性――包括其自身所期许的权威性.如果我们回溯一下以往各届的获奖名单,便会发现在每一届的获奖作品中,起码都会有一部甚至是两部的水平其实很差,按照我一位朋友的话来说,有的甚至连发表或出版的水平都不太够.但这一届的获奖作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我也认为,实际上不少被刷下来的作品,也完全够得上获奖的水平.这次“茅奖”之所以在机制上作这么大的改进,应该说是耗费巨资,不惜代价,完全是为了树立甚至是挽救“茅奖”的权威性.从实际结果来看,似乎权威性确实得到了增强,不再像以往那样会评出一些很不靠谱的作品了,但以我个人比较“农民意识”的观点来看,为了保证“茅奖”的权威性,是否一定需要兴师动众地花费如许的资金、时间和精力呢?因为比如像诺贝尔文学奖,与我们的“茅奖”完全相反,采用的是“小评委”制,而且完全是匿名的评审,具体情况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解密的,不是更加具有权威性?所以,这一届的“改进”,也并不是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当然,包括像“鲁迅文学奖”等其他奖项在内的整个政府奖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奖”,也许都需要不断改进.

汪政：这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机制是个尝试,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应,一种主动适应社会氛围和关切的调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大好做中外比较.就诺奖来说,也评过很不靠谱的作家,而且如果仔细研究诺奖,它同样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纯粹,背后也是有支持的.小评委制好,还是大评委制好?匿名好还是实名好?包括投几轮、怎么计票等等,还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我觉得总体上应该跟着现代社会制度走,同时,要适应公众对文学奖的评选期望.而最关键的是评出好作品,只要评出了好作品,你怎么评的就不重要了.

谢有顺：没有人愿意把一个文学奖评坏,包括茅盾文学奖,改进的意愿如此强烈,说明它也在深思,在正视一些问题.尽管它之前可能有不少作品的获奖缺乏说服力,但总体而言,它依然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文学奖――至少它是影响力最大的.不过这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为求程序的公正,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以我的观感,似乎又有点矫枉过正了.我是赞成实名制的,因为只有让评委具体承担责任,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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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我们在思考和探索建立文学奖的权威性时,一方面要看到评奖机制这些“硬件”的方面,但我以为更加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思考,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权威性?或者说,形形色色的文学评奖所应该追求和理解的“权威性”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我以为,这才应该是问题的关键.前面我曾说到,包括政府奖和民间奖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评奖,实际上是文学场域中不同的文学理想和文学价值理念之间的深刻“博弈”.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在目前的各类文学奖中,还没有哪一种评奖已经获得了被充分公认的权威性.世界范围内,最最权威的文学奖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了,其他像英国的布克奖等也有巨大的权威性.但是在我们国内,似乎还没有这样非常服众的文学奖.比如像“茅奖”和“鲁奖”,基本上没有被大学系统的文学教育、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所“买账”.有关的获奖作品如果不被转化和纳入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中去,其生命力是非常可疑的.因此说,各种文学奖在经过充分的“博弈”,是否能在最终胜出,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其文学理念和文学价值标准的纯粹,而这,也许就是――也是我所理解的文学奖的权威性所应该具有的真正内涵.

汪政：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权威,如何界定权威,怎样才算权威.文学奖还是一个时效性强的文学评价行为,它更多地是针对当下而不是未来.文学奖的表述与文学史的表述是两种系统,后者并不是建立在前者之上的.我不在大学,不清楚大学如何对待现在的文学奖.讲授当代文学,弱化文学奖作为文学史叙述来说是很正常的,但只要细细看去,绝大多数政府或民间奖的得主与作品还都是被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言说的,只不过并不一定特别地点出这些作家与作品与文学奖的关系.文学奖更多地是在公众、传媒与出版领域被提及甚至放大.不过,我主张将文学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制度或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法来单独研究,就像你这次发起的讨论一样.当然,如果去较真的话,大学不买文学奖的账是很有趣的,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奖的评委大部分都是由高校的学者构成的,自己评出来的奖自己不认账或不搭理,这不是很奇怪吗?是不是没评出好作品?为什么?是学者没有从自己的文学良知出发?因为不能责怪这些奖项的设置,没有哪个奖的主观愿望是要评出差的作品的.所以我宁愿认为是缺乏好的作品可评,不是菜做得不好,而是本来料就不行.任何一次评奖都是一种遗憾,但这遗憾应该是没有评出好的作品,而不是有好作品被评掉了.

谢有顺：权威性的建立,关键还是看人,看是哪些人在评.不在乎多少人评,在乎的是这些人是否有公心,是否有良好的艺术判断力.好人未必评得出好的文学奖,因为他还需要有艺术鉴赏力；好的学者或评论家也未必评得出好的文学奖,因为他还需要有艺术公心.两方面相平衡之后,这个人才是值得信任的.但我还是要强调,对文学评奖不能太理想主义化,而是要面对已有的文学现实.假如文学现实里就没有很好的作品,你又能奢望文学奖评出什么好作品?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这是没办法的事.像一些年度文学评奖,一些人一开口就质疑,为何某某作家没有获奖,可某某作家当年度没有发表或出版作品,你怎么给他评奖?因此,我对文学奖没有最高的要求,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不是看哪些应该获奖的作品有没有获奖,而是看是否有不该获奖的作品获奖了.遗漏总是难免的,但不该获奖的作品获奖了,就会带来大的问题.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饱受质疑更多的是有哪些应该获奖的作家被错过了,但很少有人说哪个作家就绝对不能获奖,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很不容易了,就是权威性的一种了.权威是相对的,但也并非不可以努力.

郭春林：文学奖的权威性问题实在是个很麻烦的东西.除了汪政老师所说的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权威性来自哪里?就时间性的角度说,是来自当下,还是来自文学史,可是当下的权威与文学史的权威性无疑并不完全吻合,而文学史的书写又面临历史书写和历史叙述的权力及立场、观念等等的问题,由此带出一个是否存在绝对的权威性问题,并进而与文学史书写中的经典化相关联.而就权威性的认同看,是社会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还是文学从业人员甚至是专家学者所认可的权威,也就是说,谁对这个权威性作出认定,而认定权威性的权威又来自何处.就权威性的内在规定来看,则又有除了良知之外的文学性标准问题.同时,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在民族国家的内部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文学奖放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来看,就又会带出文学性的普遍性标准等等的问题,譬如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绝对的权威性,英国的布克奖,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奖,日本的芥川奖,中国的“茅盾奖”是不是有世界性,如果有,这个世界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与民族性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更愿意站在相对的立场上,不是先确立任何一个文学奖的权威性,而是首先去质疑它的权威性.当然,我绝不是相对主义者,也不是怀疑主义者,我想,这大概主要与我对权力的不信任有关吧.

汪政：前几年我曾就所谓整顿规范文艺评奖发过几句议论.主要的意思是,首先要认清文艺评奖的内涵与意义,评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学举动,在严肃的意义上,任何一种评奖都是一定的文艺立场与价值的提倡、探索、申张与坚持,因此,评奖越多,就意味着不同的文艺立场与价值观都能拥有自己的表达途径,它有助于不同文艺观念和风格的生存与竞争,有利于文艺生态的多样化而防止垄断与文艺物种的单一化.一种成熟的理性的文艺评奖贵在坚持与积累,它的权威与不可替代就在这长时间的坚持与积累之中.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许多奖出台非常随意,更不注重它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评奖想权威也不可能.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并不是由奖来说明的,事实上,自有文学史以来,未获奖的经典远远多于获奖的作品.作家希望获奖是一回事,但是不是按奖写作又是另一回事.很少有作品是为哪个奖而量身的.另外,对文学奖的理想与标准也不能太当真,那也就是个方向,诺奖的标准能说明其获奖作品吗?我觉得文学奖的权威就在于坚持,时间长了自然权威,自然胜出.

何言宏：是啊,我很赞同这样的说法.无论是体系庞大的政府奖,还是“百花齐放”的民间奖,主观和客观上都是在以评奖这种相当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各自的价值观,这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生态与精神生态,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它们之间当然是一种博弈,但我以为,而且也很希望通过这种长时间的多元博弈,最终胜出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种或某一些具体的文学奖项,而是我们的文学、文化和精神生态的健康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