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士族文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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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士族文学是指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主的,体现士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以“士族文学”命名的研究专著,但是在本时期学术研究中有很多涉及到与“士族文学”相关的内容.本文尝试综述如下:

一

二十世纪以来,就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来看,建安文学、陶渊明、南朝文论(《文心雕龙》、《诗品》)和《昭明文选》是本时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对于两晋文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除了陶渊明之外,其他作家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从建国之初到“”期间的研究中,不仅对两晋主流文学涉猎较少,而且凡涉及之处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多数学人看来,两晋是士族制度社会,士族是一个腐朽的阶级.在他们的把持下,文学成为表现士族阶级狭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艺术趣味的工具,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把文学推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在整体研究不够兴盛的状况下,还是出现了一些学术名著,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讲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等著作的出现,推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进程.

1978年以来,大陆学术界在对两晋文学的评价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变,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在文献整理方面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著述,其中有校注本、编年史、年谱、史料考辨等,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

近三十年来出版了多种文学史教科书.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以文学形式为考察的重点,进行了审慎的考证和深入的研究.其中晋代诗文占有“魏晋文学”一章中的两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论述详细.每卷之后附有文学史年表和研修书目,便于读者进一步深入学习.较之前人,对两晋文学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各种著作虽然在具体评价上有所差异,但都能够尽量客观地看待两晋诗坛,理性分析其文学风尚.

徐公持先生编著的《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意对中小作家的论述,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反映作者自己的学术个性,提出了很多富有新意的见解.徐公持先生指出:“遗落世务,旷放闲适,便成为东晋世族文士文学创作的基本情趣和格调,而这也就成为东晋主流文学风格的核心特征.这种文学特征在在皆是,包括诗、赋、文诸体,几乎贯穿东晋百年.”(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徐先生对东晋文学特征的把握非常恰切,“东晋世族文士文学创作”已经近似于“士族文学”这一概念.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材料翔实,叙述准确.曹道衡先生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在介绍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时特别强调了门阀士族的变迁与内部矛盾.

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从东汉末年到晋宋之交,士人心态发生了四次变化.西晋名士转向任自然而纵欲,追求“士当身名俱泰”,东晋士人走进了一个偏安的心态中,追求宁静的精神天地.罗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认为:“刘宋以后,高门世族逐渐退出权力中心.等这或是刘宋之初文学创作倾向又从玄思回归到抒情上来的动因.”王玫先生的《六朝山水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论述了六朝山水诗发展的过程,特别强调了东晋门阀士族与士族文化在山水诗形成过程的作用.1979年以来,玄学研究在哲学界逐渐兴盛起来.相应的,在文学界对魏晋玄言诗的研究也日渐形成了热点,从玄学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专著也有多种.

二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既是一个史学课题,也是一个文学课题.我们在讨论士族文学问题时,有关士族问题是需要我们首先面对的,同时它与文学研究之间关系紧密.

士族问题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当我们今天说到对中古士族与文学、地域与文学研究,不能不特别提到陈寅恪先生的理论.从海外到大陆,陈先生的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甚至有学者表示愿意以自己的著作能够成为陈先生经典见解的一点注疏.王伊同先生的《五朝门第》初版于1943年,由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是研究六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名著.全书研究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优遇、私门政治的盛衰、高门在经济上的垄断、高门士族的风范、高门士族的习俗等问题.

在港台地区,出现了很多研究士族的著作.钱穆先生的《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5卷3期,1963年),涉及了门阀士族在政治社会、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充分肯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成就与功绩.和陈寅恪先生的论述一样,钱先生的论述也在被学者广泛征引.何启民先生的《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论述了中古门第之本质、汉晋变局中的中原士风、永嘉前后吴姓与侨姓关系之转变、中古南方门第――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之比较研究、南朝的门第、南朝门第经济之研究等问题.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采用计量统计、分析比较、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汉唐之间的社会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在这七个世纪中,士族不仅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方面亦占各期高级官吏之绝对优势.苏绍兴先生的《两晋南朝的士族》(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对士族形成的经过、士族政治地位的盛衰、士族政治地位与经济力量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论述.还涉及了对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的个案分析和对比研究.陈启荣先生的《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中的《中国中古“士族政治”渊源考》一文注重士人作为知识分子由知识而产生的理想精神,在现实上遭遇的困难和所引发的心态.

大陆方面,唐长孺先生在三联书店分别于1955年和1959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8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等,其中的《九品中正制试释》、《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南朝寒人的兴起》等论文对六朝时期的门阀制度现象以及门阀士族与学术文化的关系有深刻而独到的论述.唐长孺先生的研究论证严谨,思理深刻,体系完整,嘉惠学林,被誉为中国大陆六朝士族研究的奠基人.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士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是新时期出现的中国大陆地区最具学术价值的中国政治史著作之一.作者认为所谓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全书史料丰富,考证扎实,见解深刻,文笔简练.

方北辰先生的《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两汉到南朝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以及文化活动、集团结构等问题.陈明先生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考察了儒家思想植根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文化功能,描述分析了中古时代南朝玄学士族与北朝经学士族的具体活动.王永平先生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致力于江东本土士族研究,重视士族家族的文化特征,其中不仅有个案研究也有群体探索.

三

目前与“士族与文学之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数不少.涉及两晋士族与文学的有程章灿先生的《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丁福林先生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涉及南朝士族与文学的有刘跃进先生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涉及唐代士族与文学的有李浩先生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和《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

在六朝士族与文学研究领域,程章灿先生的《世族与六朝文学》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为总论部分,在“世族宗亲伦理对六朝文学题材的影响”一章中,考察了六朝文学题材中咏颂亲情、追远述先、缅怀传统、训诲诫诰等方面的内容,作者提出:“世族一方面普遍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和培养,重视家族荣誉与社会地位,强调孝悌之道,而与此同时,却逐渐淡化了等级分别和忠君报国的思想成分.”在“世族及世族文学集团对六朝文学批评的影响”一章中,作者论证了世族及世族文学集团对六朝文学批评的影响.他认为六朝时代两种文学集团最为引人注目:一是政治文学集团,一是世族文学集团.世族文学集团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单一世族家族成员构成的,一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世族家族成员构成的,有时也兼容一些非世族成员.”文章认为“方法的移植、概念的渗透和术语的借用是世族人物品藻影响文学批评几点最显著的表现”.中篇家族论,分别就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做了个案研究.作者认为:“六朝世族普遍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活动和诗文创作中皆有表露,反之,其性情与趣味又不能不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下篇“作家作品论”,围绕作家袁宏和《世说新语》、沈约的《奏弹王源》、何逊的《咏早梅》等作品进行了考论.最后一章是一组丛考文章.卞孝萱先生在序中评价说:“作者擅长以史入文,考论融汇,在文史的结合点上实现突破.等既有统摄全篇的宏观研究,更有以点带面的个案解剖,视角新颖多变,论证深入细密,颇见功力.”

丁福林先生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是对谢氏文学士族的个案研究.文章从谢氏家族的崛起写起,一直写到南朝后期谢氏家族的衰落,重点描述了谢安、谢灵运、谢惠连、谢等人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丁著展现了这个集团文学创作的历史长卷,反映出六朝文学的一个侧面”.

刘跃进先生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永明文学综论”,探讨了永明文学与江南士族之间的关系等学术问题.下编为“永明文学系年”.刘先生说:“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尝试从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门阀士族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研究注重从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种种复杂现象中,去探索中古文学思潮.书中讨论了“竟陵八友”在永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者认为“竟陵八友”在促进南北士族的融合、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引领士族命运的转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外,李浩先生的两种唐代士族与文学研究专著值得关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主要考察了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作者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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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两晋士族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论文数量犹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虽然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但所有学者都认同:在两晋历史上,士族阶层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士族文人的政治追求、哲学体悟和审美风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晋文学的走向,可以说两晋文学深深地打上了士族阶层的印记.虽然还没有直接出现以“士族文学”为名的研究专著,甚至没有形成公认的“士族文学”的提法,更没有对士族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但在两晋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两晋赠答诗、玄言诗、山水诗的研究当中,实际上已经广泛涉及了两晋士族文学的内容和特征.至于对“两晋士族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更可视为士族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研究成果披荆斩棘,导夫先路,已经为两晋士族文学研究做好了奠基工作,其中部分研究已经颇为具体而深入.可见,“士族文学”特别是“两晋士族文学”是文学史上的客观存在.当然,边缘的个案的研究已经不少,系统的纵贯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