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国学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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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由上海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创刊,标志在中国学术界国学运动的兴起.国学运动的初期,章太炎因学术上已有成就,而且参加革命活动,于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故被誉为国学大师.我们纵观章太炎对国学运动的贡献,他主要是长期从事国学的普及工作,成效卓著,有助于推进国学运动的发展.我们谈到国学时,必须区分它的两个层面：一是国学研究,一是国学基本知识.国学研究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实即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困难的学术问题的探讨,这是深奥的学问.国学基本知识是准备从事国学研究必备的基础,亦即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落实在对中国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熟悉.国学运动之始,章太炎选择了讲学的方式以普及国学基本知识,并且一直坚持下去,适应了国学成为文化思潮之需,为国学研究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这是国学运动不可忽视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章太炎九岁时,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儒家经典.朱有虔字左卿,海盐人,晚清庠生,精于汉学.1890―1896年,章太炎二十三至二十九岁时,在杭州从古文经学大师俞樾治经学.俞樾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中年即离仕途,专意著述,治学以乾嘉学派著名学者王念孙与王引之为宗,注重正句读,审字义.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为代表著作.章太炎在俞樾的诂经精舍求学期间完成了《膏兰室札记》四册,是对先秦儒家经典和诸子的考证的学术札记；同时完成了《春秋左传读》和《驳箴膏肓评》,此两著均是针对清代常州今文经学派刘逢禄的批评.1898年12月,章太炎在台湾时将曾经发表的论政治和学术的文章五十篇辑订为《书》.《春秋左传读》和《书》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为中国留学生讲国学时已是“国学泰斗”了.

章太炎在上海创立爱国学社,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于1903年被捕入狱,1906年6月29日出狱后,由中国同盟会派员送他赴日本.8月上旬国学讲习会在日本成立,《民报》于10月1日发表《国学讲习会序》云：“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非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等作《书》之章氏者,即余杭太炎先生也.先生为国学界之泰斗,凡能读先生书者,无不知之.等同人拟设一国学讲习会,请先生莅席宣讲.”《国学讲习会略说》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收入章太炎的《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作为国学常识的概述.从1908年3月起,章太炎为中国留日学生鲁迅、许寿裳、朱宗莱、朱希祖、黄侃、钱家治、周作人等讲《说文解字注》和《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属文字学基本著作,《尔雅义疏》属训诂学基本著作,它们属于“小学”,即章太炎计划讲的“语言文字之学”.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讲学的情形说：“每星期日清晨,步至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此次讲学的对象是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修养的留日学生,故讲的内容学术性很强,尤其是音韵学方面许多艰深的问题.在日本讲学期间,章太炎有时间继续研究国学,并在《国粹学报》陆续发表论文.1910年5月他的重要国学论著《国故论衡》由国学讲习会在日本秀光社出版.此著共七万字,共分三卷：上卷论小学,讲述中国语言文字声韵,探讨了汉语的一些重要发展规律,为汉语成为统一民族语言建立了理论基础；中卷论文学,以杂文学的观念论述了传统文学的发展情况；下卷论学术,以哲学观念评论诸子,将儒家与诸子并列,打破了传统经学观念.《国故论衡》是一部系统论述国学知识的著作,其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确有新创的学术见解,它成为章太炎以后讲学的理论依据.在《国故论衡》出版时,《教育今语杂志》发布的广告说：“本书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用讲义体裁,解说简明,学理湛深,诚研究国学者不可不读也.”它现在仍应为治国学者必读之书.因其语意深奥艰涩,蜀中已故学者庞俊和郭诚永的《国故论衡疏证》已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有助于对原著的解读.章太炎于此著首次提出“国故”的概念,但并未加以说明.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解释说：“‘国故’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因此“国故”的本义是“国故学”,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所以胡适号召“整理国故”迅即得到学术界的响应.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自日本归国,此后他多次在各地讲演国学,其时间较集中、内容较系统的讲习活动是在北京、上海和苏州.

1913年冬,章太炎在北京因受到袁世凯政府的监视,北京共和党党部遂成立国学讲习所,讲室设于党部会议厅大楼.章太炎讲经学、史学、玄学、文学,编有各科讲义.课程安排：星期一至星期三讲文学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当时康有为与其弟子陈焕章等得到袁世凯政府的支持,成立孔教会,祀奉儒家圣人孔子,将孔子宗教化,以孔教为国教.章太炎极力反对孔教会,发表有《驳建立孔教议》等文,因此他在讲学处的壁上贴有通知：“余主讲国学,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薰莸杂糅之病.”可惜此次讲学不到一月,章太炎便被袁世凯政府逮捕下狱.顾颉刚时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月12日至12月1日,他与同学数人每夜都去听章太炎讲国学.顾颉刚记述：“民国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国学讲习会等先说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会的人是别有用心的；又举了王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学家所发的种种怪诞不经之说,他们如何‘耶稣’为父亲复生,如何解‘墨者钜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为美’为俄罗斯一变至美利坚；他们的思想如何起源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经致用,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迹,硬捧他做教主.”这记述的是章太炎反对孔教会的讲演,当属讲学时的即兴发挥.孔教会的发起者康有为、王运和廖平等人都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儒学的两大学派.汉代初年儒家的一些经典的流传有用秦代小篆书写的“今文”经典,亦有用大篆书写的“古文”经典,两者的文本、师承、解说均不相同.今文学家治学重在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古文学家则重在考释经典的文字名物.它们在东汉时形成两大学派.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大师,所以坚决反对今文经学派的康有为等以儒家为宗教的怪诞之说.顾颉刚听讲后深受启发,初次对学术问题发生了兴趣.他说：“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道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

1922年3月29日上海《申报》刊登江苏省教育会通告：“敬启者,自欧风东渐,鼓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又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根柢最深者莫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幸蒙允许.”4月1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国学讲演开始,到会者约三四百人.章太炎此次讲国学大概,先说在日本及北京讲学的经过,次论讲学之难易,随即标示此次讲学的大概：一、国学之自体：（甲）经史非神话,（乙）经典诸子非宗教,（丙）历史非小说传奇；二、治国学之方法：（甲）辨书籍真伪,（乙）通小学,（丙）明地理,（丁）知古今人情之变迁,（戊）辨文学应用.第一讲后因听众甚多,地址改于上海迎薰路中华职业学校附设职业教育馆.此讲学自4月1日至6月17日共十讲,第九讲到会者约七八十人.讲学记录存在三种文本：一是《申报》所辟《章太炎讲学记》栏目所刊载每次讲学的报导和记录；一是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一是曹聚仁整理的《国学概论》.三种记录中,《国学概论》于当年11月1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排印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广为流传.《国学概论》是讲演记录,章太炎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系统地讲述了国学的基本知识.他说：“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此次所讲实为两大部分,即概论和国学派别.在概论里讲国学的本体和治国学的方法.他所谓国学的本体实为对中国典籍的基本看法,即“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但却未能对经史与神话、诸子与宗教、历史与小说等关系作严格的区分,而是存在混杂的倾向.史学家吕思勉稍后批评说：“讲起古史的材料来,实当分为广义、狭义.广义的材料,凡是神话、传说等一切荒唐之言,都该包括进去的.狭义的材料,则当以史官所记和士大夫所传,所谓雅驯之言为限.等章太炎于此,不甚了解,他认为根据神话传说而否认古代史官所记或士大夫所传,就是把中国的历史抹杀了,把中国的历史抹杀,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抹杀了.”关于治国学的方法,章太炎指出的是：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之变,辨文学应用.这实为治国学应具备的基本学术修养,却并非研究国学的方法.胡适和顾颉刚等学者倡导的科学考证方法才是研究国学和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章太炎所讲的国学并非国学研究的层面.《国学概论》中“国学的派别”是主要部分,也是讲得最详的.他将国学分为经学、哲学和文学三大派别,它们实为儒学演变的历史、诸子之学和宋明理学、古文和韵的知识.章太炎对每种学问的源流的讲述概括而深刻,而且较为通俗.然而“国学”毕竟是晚清时期的一个新的学术概念,特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专门学问,而中国传统学术本身却非国学.章太炎“国学派别”概念的使用与其中许多内容不相适应,例如韵文与非韵文即不是派别,经学也不宜分为南北两派.他在第十讲里谈到“国学如何进步”为全讲的结论.他认为国学求进步之要点是：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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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晚年最后一次系统地讲国学,是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8月16日《申报》刊登章氏国学讲习会消息：

朴学大师余杭章太炎先生,自卜筑苏州以来,日以著书自娱.今春国府致送万金,以示敬者,章氏即以该款充作讲习会筹备经费,俾得建筑学堂,广设学座,招四方学者来苏听讲,寄宿会中.兹悉该会筹备工作业已就绪,所有讲堂、宿舍、膳厅等均已竣工,而暑期中所搜之讲学班,亦经结束.自九月十六日起,正式规模宏大之讲习会,刻正征求外埠学者前往报名,章程函索即寄.该会会址为苏州城内锦帆路五十号.闻现在报名之各地学者,即边远省区亦络绎而至.他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一线生机,胥系于此.

这个讲习会与以前临时之讲学不同,它是正规的国学学校.它的发起人乃章氏弟子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汪东、吴承仕、马裕藻、潘承弼等.此会还得到政界与学界的大力支持,赞助者有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陈陶遗、黄炎培、蒋维乔.此会的宗旨是：“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学制为两年,属专修性质,共分四学期：

第一学期：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历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

第二学期：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

第三学期：说文尔雅三礼通鉴纪事本末老子庄子金石例

第四学期：说文易经春秋通鉴纪事本末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

章太炎主讲,讲师尚有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骞、王乘六、潘承弼、王牛、汪柏年、马宗芗、王绍兰、马宗霍、沈延国、金毓黻、潘重规、黄焯.当时的学员来自全国十九省,其中有高校讲师、中学教员,大多数则是大学和专科学生,共百余人.9月16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学.每星期二章太炎亲临讲席,讲授通论部分.次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享年六十九岁.章氏国学讲习会由章氏夫人汤国梨主持,继续办下去.章太炎所讲通论部分由其弟子王乘六、诸祖耿记录,孙世扬整理校订,1963年台北广文书局将几种记录合并,以《国学略说》之名出版；今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章太炎国学讲义》,将《国学概论》与《国学略说》合并收入.《国学略说》是章太炎国学研究的荟萃,以通俗方式系统讲述国学基本知识,分别讲述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的历史与要籍,并时而阐发新的学术见解.这与以前所讲的不同之处是：增加了史学,重在传授知识,避开个人的国学见解,亦不特别指示国学门径和方法,讲述更为客观而明晰.与章太炎同时的蜀中国学大师刘咸谈到国学时说：

欲求成学,必须自读,盖国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程序、性质均固定分明,亦以来自西洋,国人能读其书者稀、不能广览深究,惟凭转贩,故依次讲授,本毕功完.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且陈编具在,待我穷研,即云浅尝,四部常识,已非一端,数大经史,亦不可一窥其略.

中国的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对其中每类书的源流分部的基本情况的了解和对重要典籍的阅读,便可大致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况.国学基本知识的特点即是经、史、子、集四部的相连,形成一个广博的知识结构.章太炎此次讲学即按传统的四部书分类而作系统的学术讲述.传统的“小学”包括以《说文》为基础的文字学,以《广韵》为基础的音韵学,以《尔雅》为基础的训诂学；它们是解读儒家经典的工具,作为经学的附庸.章太炎于小学的研究极深,他将小学单列一学讲述,这是很有学术见解的,显然以之作为治国学的工具,故以为国学基本知识之首.《国学略说》与《国学概论》比较,关于经学、诸子学和文学,章太炎不再讲学术派别之分,而是讲学术的发展概况和重要典籍的系统知识.关于小学,则简明地介绍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不再像《国故论衡》所讲述的那样艰深晦涩.史学则是章太炎第一次讲述的,使其国学知识的结构完满全面；他首先讲述中国史学的分类和渊源,进而重点讲述正史、编年史和政书,最后讲述关于史料的鉴别.他在“治史明辨”里说：“余星期讲日会中,曾言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所谓‘无故怀疑’者,矜奇炫异,拾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若核其同异,审其是非,然有得于心,此正学者所见之事也.等治史者宜冥心独往,比勘群书而明辨之也.”显然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比以前成熟了,强调了对史料的“核其同异,审其是非”,以求真实的史料.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是治国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国学略说》是章太炎一生讲国学最完整、系统、简明、深刻的讲稿,其中虽然存在反对国学运动新倾向和新史学的一些意见,但随处可见这位国学大师特具卓识的学术见解.关于儒家的重要经典《春秋》,章太炎认为：“《春秋》始有编年之法,史法于是一变,故不可谓《春秋》之作专为拨乱反正也.宋儒以为《春秋》贵王贱霸,此意适与《春秋》相反.《春秋》述齐桓、晋文之事,尚霸之意显然.”关于儒家争议的人性善恶之辨,章太炎赞成扬雄的“善恶混”之说,以为：“孟子有见于我爱,故云性善；荀子有见于我慢,故云性恶；扬子有见于我爱我慢交至为用,故云善恶混也.等扬子生孟荀之后,其前尚有董仲舒.仲舒谓人性犹谷,谷中有米,米外犹有糠.是善恶混之说,仲舒已见到,子云（扬雄）始明言之耳.”关于《庄子齐物论》之主旨,章太炎说：“此篇殆为我国初期学派纷歧、是非蜂起而作.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则以为一切本无是非.必也思想断灭,然后是非之见泯也.”关于法家,章太炎谈及治国之术说：“论政治者,无论法家、术家,要是苟安一时之计,断无一成不变之法.至于绝圣去知,又不能见之事实.是故政治比于医药,医家处方不过使人苟活一时,不能使人永免于死亡也.”此类精湛的卓识于《国学略说》中随处可见,是为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之闪光.故此讲稿除了讲述国学基本知识之外,能启示学者对治学途径的选择,亦因新颖而深刻的学术观点而引导学者进入学术研究之门.

我们从章太炎在北京、日本、上海、苏州的四次国学讲习的内容来看,他并未倡导儒术,也不提倡读经,仅从学术的角度论及经学,并将儒家列入诸子之中.他所理解的国学实为中国传统学术,治国学的基础是学习传统学术中的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的重要典籍,并了解它们的源流.章太炎的国学观念前后是存在矛盾的,我们要认识其国学理论的真实,应当从其今存国学讲义《国故论衡》、《国学概论》和《国学略说》中去探讨和总结.我们如果纵观这位国学大师的国学论著,则以上三种讲义是最系统的,由它们可见其国学观点的发展演变情况,自然以《国学略说》最能代表他晚年关于国学的认识.

章太炎是国学运动早期的国学大师,属于国粹主义者.自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而标志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兴起之后,以科学考证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国学新潮的学者们从事国学研究,在学术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他们是反对国学普及工作的.顾颉刚于1926年发表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表示：“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与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我们并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国学研究是高深的学问,不可能普及.如果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志于国学的青年学子讲习国学基本知识,以期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培养一部分从事国学研究的人材,这却又是非常必要的.在众多国学大师中,章太炎是从事国学普及工作最有成效和影响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章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来学界者亦甚钜.”章太炎在学界的影响不是其古文经学研究,而是其关于国学基本知识的普及工作.现在我们如果要作国学的普及工作,不宜去提倡普遍的读经,更不宜去宣扬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而是应认真学习章太炎讲国学的历史经验.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