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文化深层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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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2008年人文学术热点伴随着重大历史事件而产生持续、深入的探讨和争鸣.在围绕雪灾、地震、奥运、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上,人文学者的思考显示出来自文化深层的回响.这一年,人文学术热点集中表现在改革开放30年反思、文化认同与普世价值、“后儒家”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造、金融风暴的人文透析等几个方面,而其背后,来自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博弈与交锋,则构成了其内在逻辑.

关 键 词 改革开放30年 文化认同 普世价值 “后儒家” 金融风暴

作者 1曾军,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2曾丽君,上海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上海：200444）

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头到年尾,伴随着诸如南方雪灾、、北京奥运、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等等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人文学术界也在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寻求着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尽管一方面是天灾和人祸,一方面是崛起与复兴,但是其所触及的问题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却显示出来自文化深层结构的回响.

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界对此话题的整体性反思早在2007年就已开始.《读书》2007年第6期发表了甘阳的《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认为评价改革开放首先应该将其纳入到新中国建国60年的进程中,不应只瞩目“后79”,而将新中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历史连续性人为地割裂开来.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对于“旧改革共识”与“新改革共识”的理解,认为“旧改革共识”有否定前30年的倾向,而“新改革共识”则整合了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传统,是三种传统的融合,更为圆满合理.［1］与甘阳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梳理不同,朱学勤虽然也把改革分作两个阶段,但却是设定在30年的范围之内.在他看来,1978~1989年是第一场改革,总体来说进程是平稳的,他形容为“青春浪漫”的岁月,但隐患仍然存在；1992年则是第二场改革的起点.朱学勤极大地肯定了市场经济的观点浮出水面及推行于全国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并对两场改革的实质和差异进行了比较：“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等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2］

从2008年起,“纪念改革开放30年”正式成为各大学术期刊关注的重心.在这个主题下,围绕“改革”所产生的分歧与共识、因“开放”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由“思想解放”而实现的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主导下所发生的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历经512的悲怆、88北京奥运的喜悦、925神七升空的振奋以及下半年起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阵阵寒意之后,从10月份以后,对“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总结和反思达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从2008年第1期起,《探索与争鸣》杂志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全面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2008年第5期开始,《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邀请人文学术思想界各家学者分别从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国企改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科技与文化、宏观经济、市场经济等角度展开对30年改革的总结和反思；《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组织文章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流动人口、市民的休闲生活、作协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主题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也先后召开.①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人文学术领域思想者的声音.正是在这个领域,“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不再仅仅停留在切身经验和日常生活,而是广泛地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的浪潮、市场经济的涌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重大问题联系了起来.也正是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以“改革开放30年”为契机,人文学术思想者的精神和智慧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1期刊发了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的《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文章篇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1949年以来的伦理经济格局,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准则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味追求也造成了严重后果,那就是老百姓社会公平感的丧失、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由此导致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社会的梦魇”,全民对“改革”二字的普遍恐惧和排斥,这些都促使中国政府对一系列政策的重新思考,王绍光将之定义为“保护性反向运动的兴起”.王绍光在文中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和数据指出,“市场只能是提高人们福祉的手段,而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求.”［3］ 秦晖在《南方周末》2008年7月2日撰文总结改革30年来的“中国奇迹”,认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走出‘’”,在经济转轨初期农民是受益者,而且这一“公正性”因改革起因于“走出”而形成了“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而在1992年之后,中国奇迹又与“东欧困境”相对而显优势［4］.

“山寨文化”引发争议

2008年,“山寨”这一源于广东话的词汇在网络上迅速蹿红,从最早的山寨手机到后来的山寨明星、山寨百家讲坛到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山寨春晚等,“山寨”现象流行、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诧异.对这种受到年轻人热烈追捧的山寨文化,人文学者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垃圾,应该警惕；也有人持宽容乐观的态度,视其为文化多元性发展的表现.对不少人认为山寨文化体现了平民精神的说法,学者秋风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文化现象不仅不能体现平民精神,而且由于其缺乏规范的组织以及肤浅的模仿、复制而趋于堕落,是一种“流氓精神”.他说：“这种山寨文化确实体现了非主流精神,但它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非主流.它的盛行显示的是这个时代真正创造性的匮乏.”［5］同样,葛剑雄也对“山寨”现象的兴起流露出担心,认为山寨产品是对品牌产品知识产权的侵犯,而“山寨文化”的过度泛滥则会使得社会的创新性受到挑战,从而使社会发展止步不前.此外,葛教授还特别指出,“山寨”是否可称为一种文化还值得推敲,在他看来,“山寨”可细分为具体的商品以及文化和精神产品两大类,将其定义为“山寨文化”显得过于笼统了.［6］

另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对山寨文化现象不必过于苛刻,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张鸣认为,这一现象是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没有必要对其打压、横加干涉,而且它也有自己的创造性：“现在的山寨文化,比当年这些引进来的文化现象,要进了一步,多少有了点自己的创造等无论承认与否,山寨已经是大半壁江山.在文化领域,有正统就该有山寨.”［7］李宗桂更是直呼：“山寨流行何必喊打喊杀!”他认为山寨文化是一种草根文化、平民文化,是民间文化创新力量的表现,是对垄断行业、垄断文化的挑战,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山寨文化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国家的一种必然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属于体制外的文化等但正是这种体制外发展的现象,客观上刺激、纠正着体制内机制的健全.”［8］北京大学夏学銮教授在接受新浪网采访时也表示,对山寨文化这一亚文化应该宽容,和前文提到的葛剑雄一样,夏学銮也提醒众人对“山寨”概念要区别看待,在他看来,山寨手机、山寨明星等“山寨现象”其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这种边际化的行为由于缺乏创新性,势必难以长久.而山寨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一个子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民间诉求的表达,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它是一种副文化心态,民间文化,草根文化,是主流文化的支流,亚文化,副文化,子文化,不一定是反文化,所以从性质上一定不要把它推到对立面去”［9］同时他也指出,山寨文化等副文化的存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界限,不可将其当做文化形态.

12月2日,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山寨手机争抢低端市场》为题对山寨文化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不仅分析了山寨手机流行的原因,还对山寨文化的利弊进行了探讨.随后,《人民日报》12月23日也刊发《2008,山寨来了》一文,介绍了山寨文化现象,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态势作出了预测.《光明日报》刊登于12月30日的《山寨文化：良药还是病毒》一文,不仅呈现了专家学者的不同声音,还选取了部分网友的留言,对山寨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思考.不管赞同还是抵触,对山寨文化这一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更迭中人们思想的日益开放与活跃,正如李天纲所言,中国文化本身仍然存在着秩序等第等不对称关系,山寨文化的将来有诸多可能性,“如果‘山寨文化’并不违法,就不要扼杀它,但一定要保证它合法存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会给‘山寨文化’留出空间,因为它们的自然发育,繁荣生长,会丰富我们的文化.”［10］

“后儒家”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造

在近年来围绕国学、儒学等相关争论中,“后儒家”问题一直是关注的问题之一.所谓“后儒家” 首先来自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赫尔曼康恩的《后儒家的挑战》.1983年,金耀基发表《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常说重探》予以回应,着力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探讨东亚经济成功的秘密.而近年来引起关注的“后儒家”争论则引发自刘清平发表于《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的《从传统儒家走向后儒家》,作为他长期以来思想发展的延续,刘清平提出“针对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内在悖论展开尝试批判,实现从‘传统儒家’向‘后儒家’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11］.在肯定传统儒家伦理的积极意义的前提下,他大量列举了传统儒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认为要想避免儒家伦理最终走向消亡,唯有实现从“传统儒家”向“后儒家”的转化.除了该篇文章外,刘清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一以贯之的观点便是对传统儒家的弊端以及其滞后于时代的方面做出批判,并建议对之加以重构.刘清平的这些论述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也直接引发了2008年石永之对他的直接质问.

2008年4期的《东岳论丛》让这一争论“当庭对峙”.先是石永之发表了《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刘清平教授“后儒家构想”评议》一文,文章从刘清平发表于1996年的《现代道德建构中的历史性两难》一文谈起,详细清理了刘清平10余年来对传统儒家以及后儒家论题的阐述,石永之认为刘清平对孔孟儒学的分析有失准确,并且更重要的是,他建构后儒家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后现代,但他自己应对后现代的核心观念却是现代性的,这无疑是让人惶惑的悖论.文中还有不少尖锐的指责,石永之并不否认后儒家话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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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早已有之,虽然此时和五四时期提出“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观点的时代背景或学术环境已有很大区别.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催生了“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乃至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康晓光在《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文化与政治后果》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借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复兴传统文化的作用、结果进行了分析,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兴起持积极态度,他认为文化复兴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变中国目前的文化格局,在降低外来文化影响力的同时提升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他说：“这场运动有利于提高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有利于文化输出,特别是有利于政府推动的文化输出；有利于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崛起’,而不是追求‘霸权’.”［14］

蔡德贵在《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观》一文中转述季羡林老先生的观点,国学是大国学,它包含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发展国学必须实现三个贯通,即古今贯通、中外展通、文理贯通.［15］无独有偶,2008年4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第五次研讨会”上,仲大军的《全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本来面目》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仲大军指出,所谓的“国学热”,事实上从未热过,因为多数人热捧的国学的范畴太过狭隘,仅仅局限于儒家文化,他认为,要探究中国传统语言化的精髓就不能不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文化,摆脱独尊儒术的思路,将视野延伸到其他思想学派,否则便只能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在他看来,要重建中国文化,首先要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并对传统文化学说进行重新梳理.［16］徐景安对仲大军的论点表示赞同,认为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独尊”,他还对中国新文化的创建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正确对待儒家以外的各种学派,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二是在发掘各种学派的同时逐渐形成中国的主流文化；三是要注意的是,发展主流文化并不意味着排斥、拒绝非主流文化的存在.黎鸣则干脆指出,对传统文化的重建应该将孔子抹去,原因是他认为孔子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的影响,整体来说是负面的.

金融风暴的人文反思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热切关注,而在大家纷纷寻找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化解办法时,人文学者也展开了对这一全球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吕大乐认为,金融危机“发生比不发生好”,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冷静地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提醒我们一切以市场为标准的可怕后果,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市场机制以外的文化规范来帮助它保持某程度上的(虽然并不稳定和不变的)平衡.”［17］许博渊则从美国文化的自身特点探讨金融海啸的成因,他认为,以下几点原因促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首先是美国“寅吃卯粮的借贷文化”；其次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社会公平；最后是美国人的标准化情结.许博渊认为,“冷战后,美国又一次将标准化思维用到了国际上,在全世界推广西方模式的政治制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但政治上失败了,伊拉克就是一个典型；经济上也失败了,拉美是一个典型.现在,连始作俑者的自己也被这个理论反噬了.”［18］赵磊也撰文评析美国居民的透支消费习惯对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影响,把此次资贷危机的本质概括为“透支消费”,同时,他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解释的可能性.［19］与赵磊一样,经济学家卢周来也因这次经济危机触发了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思考,他认为,从上世纪20年代的金融危机、1970年代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再到这次蔓延至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清晰地告诉我们：危机的重复性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他指出,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并不只是为了批评资本与资本主义,而是在看到资本的进步作用的同时看到其弊端,以更好地发挥它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他还提醒我们应该看到金融危机在给中国形成挑战之时也带来了机遇.［20］陈学明也指出,金融危机事实上是生活方式危机,也是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危机,美国民众的“透支消费”习惯导致了国家的借贷危机,而通过借贷危机我们看到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危机,而其背后的真正思想根源便是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生存方式的危机.“我们可以把这种存在方式简单地描述如下：通过‘赌’和‘借’去进行‘超前的消费’、去满足永无止境的‘物欲’.关键在于,美国的主流文化一直在助长这种存在方式”.和赵磊、卢周来一样,陈学明也采取了向马克思主义取经的分析方式,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个人存在方式的批判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同时他还回到中国自身,由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社会危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合理,他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相互结合,这种结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市场性’与‘计划性’的结合,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是给‘市场经济’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不仅仅体现在‘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的结合,更体现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模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结合.” ［21］

江涌也撰文详细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正是它为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扩张制造了温床,而众多西方国家中,尤以美国对其最为推崇,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特点：“它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极力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多市场自由竞争,少政府干预调节,高效率少赋税,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唯股东是从,唯赢利是图等”江涌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指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三大弊端：群体非理性、自由的不对称性和“无形之手”的危险性.［22］

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盲目乐观的情绪,有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的基本理论受到挑战,由此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化”,秦宣概括了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产生的影响,一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宣告失败；二是此次危机预示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革的开始,三是断言资本主义已经灭亡或即将灭亡还为时过早；四是此次金融危机预示着以消费主义为重要特征的美国流行文化是逆时展潮流的.他还提醒大家,由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受重创推断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中国也同样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我们应抓住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良好时机,强化国际舆论平台上的‘中国话语’,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各种手段,向世界“说明中国”,破除国外人士因不了解中国而对中国的‘误读’” ,消除他们因偏见而形成的‘误解’,增进他们对中国更多的‘了解’,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23］

注释：

①如2008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5月24日,由《中山大学学报》和《云梦学刊》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史研讨会”, 6月28日在济南举行的“改革开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讨会”,10月30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路与世界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研讨会等.据统计,从2007年起至２００８年年末,仅各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文章就达到3500多篇,如果加上各大报纸、网站的专题则是数不胜数了.

本论文为关于儒家方面论文查重,关于来自文化深层的回响相关毕业论文提纲，可用于儒家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免费教你怎么写儒家及山寨及文化方面论文范文。

［15］蔡德贵. 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观. 探索与争鸣,2008（5）.

［16］ 仲大军.全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本来面目.天益学术网省略/data/detail.phpid等于18124.

［17］吕大乐.金融海啸需人文反思.明报,2008.11.17.

［18］许博渊.对金融海啸的文化思考.南方月刊,2008(11).

［19］赵磊.不应忘却马克思的追问――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08(11).

［20］卢周来.金融危机引发的理论思考.解放军报,2008.11.20.

［21］陈学明.金融危机是生活方式危机――西方再次掀起“《资本论》热”的启示.文汇报,2008.10.27.

［22］江涌.从金融危机看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半月谈,2008(21).

［23］秦宣.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发展道路.理论前沿,2008(22).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