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不认识钱的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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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薄一波曾在一本书里写道:李先念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在困难中战斗的一生,他是坎坷中的伟人,困境中的伟人.

记者:您的父亲在小的时候只接受过三年的私塾教育,后来因为家境贫寒,不能再继续上学,就随着亲戚一起学木匠,由于他聪明伶俐很快便成了当地的小能人,被人称为“小李木匠”.后来他又到了武汉当学徒,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这是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向一个革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

李紫阳:是的,他在17岁的时候也就是1926年就开始从事农动,1927年率领本乡的农民参加黄麻起义,后来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加入了,1935年参加了长征.

记者:薄一波说过您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估计您父亲遇到的第一个大坎坷就是在西路军的那一段悲壮的经历了.

李紫阳:当年西路军东渡黄河是为了开辟河西走廊根据地,想打通一个通道和苏联有所联系.但西路军打过去以后就发现那个地方都是戈壁滩,没有群众基础,马步芳的部队也很强.后来西路军被马步芳的部队整个地包围了,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没有冲出来.马步芳的部队对红军也非常残忍,抓到后大部分都杀了.

记者:西路军决定出征的时候已经是1936年的10月,当他们穿行在祁连山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但我们的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天气的寒冷严酷面前视死如归,还保持着坚定的信念,这里面一定有许多感人的人和事吧

李紫阳:太多了.像师长熊厚发,当时他负伤以后,在祁连山上走不过去了,我爸爸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来你给我留一个证明信,我将来伤好了可以回到部队证明我不是一个叛徒,我是因为受伤以后落伍的,掉队的.最后熊厚发被马步芳用炮弹炸死了.

记者:当时您父亲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到陕北向汇报,挥泪送别了徐向前等人后,您父亲带领着剩下的3000人继续战斗在祁连山.

李紫阳:我爸爸就带着一部分部队往新疆打,当时根本就没有联络,没有通讯,他们就在祁连山翻上去的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我爸爸讲最后连马尿都喝了,后来跟联系上了,命令他们往新疆走,陈云伯伯和滕代远在星星峡接应他们,把他们接到了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指战员两万余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5个多月,歼灭了马步芳、马步青匪徒两万余人,后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的最远地方,这支部队也是最后一支结束长征的部队.

记者:当年了解了您父亲在西路军的革命斗争精神时,称他是“不下马的将军”.到了新疆后您父亲可以选择去苏联深造,但他为什么没去呢

李紫阳:我父亲说,我一定要回到延安去,我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所以我父亲就回到延安了.

不认识钱的财政部长

1937年底到延安后,李先念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领导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挑衅,巩固和扩大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1942年12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时,李先念率领机关、部队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同年兼任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任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6年6月,当撕毁停战协定,集中30万余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时,根据指示,他果断地指挥中原突围,带领主力一部转移到陕南,完成战略牵制和战略转移的任务.

记者:您父亲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但是在1955年授军衔时却没有他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李紫阳:解放以后,我父亲在湖北省当省委书记、人民政府主席,一直搞地方工作.本来他应该有军衔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从战争中过来的,但是授军衔的时候,对于那些不在军队担任职务的人是不参加授衔的.总理亲自跟他谈过话,周恩来伯伯他们都不在军队担任职务,所以也就没有评级,什么都没有,没有级,没有衔,他也就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记者:1937年,陈云在甘肃星星峡接应您父亲带领的西路军时,对您父亲有了很深的了解.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在1954年,陈云在北京饭店和一起把您父亲从湖北请来谈话,这次谈话是什么内容

李紫阳: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让我父亲回到北京来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记者:可是您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另外就是在军政大学上过一年学,这么短的学习经历却让他主管国家的财政工作,那您父亲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李紫阳:我父亲这个人呢,说老实话,没有学历,从这些老领导同志来讲,他的学历是最低的,但是他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踏踏实实工作,在财政工作上他确实有卓越贡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湖北,1953年大水灾一直到搞荆江分洪,他做了很多工作,、组织上对他也都很信任,认为他一定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工作做得这么有成绩,一是因为与他自己本身的品质有关系,因为他比较虚心,而且很会做一些工作.像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问他,我们国家现在到底怎样,因为那时浮夸风比较厉害,后来我父亲非常实事求是地跟他讲,我们国家现在饿死人的情况很多,确实那时候饿死了很多人.后来就讲,李先念的话是可信的,他不是跟我在那儿吹的.

记者:您父亲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正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将领,这个新的工作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他一定也有很大的压力吧

李紫阳:是啊,咱们的国民经济一直给他压力挺大的.他有一点想法,中国的国情跟别的国家不是很一样,国家太大,人口太多,所以有很多问题,不是一句话一个政策就能够落实的,所以他就一直对这些问题压力挺大,中国一定要稳定,稳定的基础就是经济.但是工作上的压力,他在家里没有表现出来过.

记者:我们听说了一个笑话,说您的父亲不认识钱,这是真的吗

李紫阳:是真的,我爸爸是搞财政的,但我觉得很可笑的是他不认识钱.我记得有一次他去开会,他们开会在北京饭店或大会堂一杯茶都是要付钱的,所以妈妈就给他袋里塞上钱,可是他从来也不会用钱,不知道哪个是一毛的,哪个是一块的.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他每次都拿钱给我看:紫阳,你看我这是几毛钱我这一杯茶是5毛钱,你得给我准备好,到时候我不知道该付多少钱.

他对钱的概念是很少的.在生活中,他没花过一分钱,平常的时候该买什么东西,都是我妈妈去买.家庭的这些事情,他从来不涉及的,他根本没有时间.

记者:您父亲这位“不认钱”的财政部长,却能把国家的钱管理得井井有条.上世纪50年代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使很多人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始终理智地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在1961年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危机,他大胆提出当年增加30亿斤粮食进口、减少40亿斤粮食征购的建议,缓解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李紫阳:三年自然灾害闯过去以后,1964、1965年那阵,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那时我小学刚刚毕业,才13岁,就很自豪啊.我父亲那时才看到一点笑脸,以前是很少有笑脸.可是笑了没几天,“”就开始了.

记者:“”时期,我国的经济秩序受到很大破坏,您父亲也受到了冲击,他还能正常工作吗

李紫阳:1966年“”开始了,我们那时候住在中南海里,中南海外面全都围着造反派,搭着小棚子,天天有传单,天天有标语,什么“打倒大叛徒李先念”之类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我父亲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不允许我们出去乱说,非常非常谨慎.

那时候是造反派什么时候揪你,什么时候就得去做检讨,但是经济工作不能没有人管,他是先去接受批判,批判回来再继续他的工作.

记者:您父亲大概是在“”中唯一没有被打倒的副总理了,他为什么在那个时期还有工作的权力呢

李紫阳:一个是比较信任他,总理还希望他做大量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我爸爸为人非常忠诚、老实、勤俭,作为造反派来讲,也没有抓到什么辫子.“”对他也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所以他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下,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协助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持着国家的国民经济.他一直在工作,没有停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下,还引进了许多大型设备,湖北的1米7的轧钢什么的,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我始终都这么认为的.

记者:他的内心应该也是很痛苦的,他的这种痛苦在你们面前表露过吗

李紫阳:他很少表露.“”时我已经15岁了,这些情况呢我都比较清楚.他的内心确实还是很痛苦的,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没说过.

“小李木匠”被下放到木材厂劳动

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面对这种局势,在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与林彪、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2月22日至3月18日,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政治局停止活动,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记者:受“二月逆流”的影响,您父亲被迫劳动,有意思的是因为他小时候做过木匠,就被安排在北京木材厂.

李紫阳:我父亲是被安排在木材厂,可是到厂里,跟平常人一样,没什么架子,别看我爸爸这人平时不说话,但是说起话来有时候也是很幽默的,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工人就特别照顾他,在那种情况和环境下,他也能找到解脱的办法,心情反倒放松了一些.

记者:可是您那时还小,看到父亲被下放劳动,肯定会很莫名其妙,也会很害怕.当时您确实也受到了牵连.您当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能想通吗

李紫阳:我那时也是小,十七八岁,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也不相信,但是都这么传达了,我们也不能不信,所以感觉到自己也没办法了,自己在被窝里哭.

给我传达完“二月逆流”以后就把我弄到军粮城去种稻子,而且不准我给家里打,不能写信.回来以后,就不许我工作,那时候我还是个战士,那时候要深挖洞、广积粮嘛,就挖洞,拉沙子,拉水泥,这些活都干过.

记者:干了多长时间

李紫阳:半年左右吧,当时有很多人跟我讲,你好好的,你父亲不会有事的,他是个好人.包括送我去军粮城的政委也说:紫阳,没关系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都很安慰我,给我很大的鼓励.

记者:半年后您才被允许回家,回到家中见到父亲,父亲怎样对您说的

李紫阳:我回到家后,父亲问我这半年的情况,我把这些事情给父亲讲了.我觉得心里头很委屈,我父亲也很难过,我能看出来父亲也很难过,但是他没说话,叹了口气,摸了摸我脑袋,什么也没说.

父亲把所有的痛苦全埋在自己的心里,那个无声的抚摸一直深刻地印在李紫阳的记忆中.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初步为“二月逆流”平反.1979年初,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1976年10月,玉泉山,“”的末日

1976年9月9日,逝世.集团认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到了,疯狂发难,密谋策划.警觉到集团的严重危险,在治丧期间,他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

记者:正在为守灵的突然来访让您父亲感到吃惊,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见您父亲

李紫阳:借看病的机会找到我父亲,让父亲代表他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的问题.

记者:一天后,您父亲就到香山叶帅的住处,征求了叶帅的意见,并很快回来向作了通报.对“”采取行动是在什么时候

李紫阳:1976年的10月6号,那天他全天都没有回家.抓的时候,他们都在玉泉山,等着这个消息,当时还是相当紧张的.

在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之一.父亲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终于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作为国家财政的负责人,他深深地知道国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不能这样乱下去了.

1983年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继、刘少奇之后的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1988年4月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从未穿过西服的国家主席

父亲的形象在儿女们的脑海中是高大的,对子女们来说,父亲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是个不苟言笑却充满感情的老人,他们从小就沐浴在他人格魅力的光芒中,父亲那无言的教诲像春雨一样浸透了儿女的心田,影响着他们的做人原则.

记者:您是父亲的长女,您小的时候对父亲是什么印象

李紫阳:我觉得他文质彬彬的,戴个眼镜,他的性格比较宽容.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发过脾气.

在我的印象里,从我念书的时候,我跟他的接触不多,都很少.他是早晨起来一般六七点钟就上办公室了,我们还没起床,到晚上等到我们都睡了之后他还没回家,所以我们一天都见不到面.那个时候,呀,总理呀,他们都是晚上办公,一般的都是,有的时候他都吃完安眠药了又被叫起来去开会,所以一般就很少见面.

记者:您的妹妹李小林在回忆父亲的时候就特别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在她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在工作之后到她房间来看看她,差不多每夜都来,有时她一觉醒来,朦胧中看到父亲站在床前,小孩子懒得讲话,她就故意蒙头睡而不理睬.现在想起来,她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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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紫阳:现在想起来真是这样,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我跟父亲从来没有上过公园,没有逛过商场,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享受普通人的天伦之乐.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他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他陪我们去过一次香山,我们感到特别破天荒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实际上还是去谈事,妹妹弟弟都去了,妈妈也去了,还有薄一波伯伯的夫人胡阿姨,在我记忆里就这一次,那是跟爸爸第一次出去玩,以后再也没有了,就那一次.

记者:有一个做财政部长的父亲,在一般人看来,子女应该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在这个位置上,对你们的发展也很有帮助吧

李紫阳:我父亲是搞财政的,可以说,如果我们下海的话,是很容易富起来的,人家当时都跟我们这么说,你有这种条件不利用,在现在这个社会都是走关系的时候,为什么不利用一下你们的关系但是我父亲就跟我们讲,你们不要经商.我们家里头没有经商的人.

记者:听说父亲对你们有个约法三章.

李紫阳:不是什么约法,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认为是什么约法三章.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一是不能利用他的名义在外面干什么事情,二是不能以高级干部子弟自居,盛气凌人,要尊重人,有礼貌,三是要遵纪守法,按照的规定,不要到公司去经商,生活上不能贪图享受.

记者:当时您丈夫的工作跟经商有关,您父亲也要求他调换了工作

李紫阳:他当时在中信,后来我父亲就跟他谈了话,希望他退出来,后来他就调出来了.我们家就再也没有经商的人了.

记者:您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在从事什么工作

李紫阳:我是最大的了,一直从医,在部队里头搞医务工作.我弟弟呢就是在二十四军当副军长,叫李平.我妹妹叫李小林,她现在在对外友协任副会长,她从事对外工作挺长时间了,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对外友协工作.现在我们三个人都一直这样工作.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在中国女医师协会当副会长,这是义务工作,不拿任何报酬的.

记者:当初父亲知道您要学医后高兴吗

李紫阳:他非常高兴,他说你就要当个医生,就要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看病.他说世界上没有贵贱之分,什么人来找你,你都要给他看.

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说为什么不下海.我就说我父亲要求我,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也从自己的实践中解决了许多病人的痛苦,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选择是没有错的.而且我父亲对我选择这个工作感到很自豪.哪个伯伯叔叔到家里来,他都说,我的女儿是学医的,而且是学外科的.

记者:在外人看来,您是国家主席的女儿,要在过去可以称作格格的,那您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

李紫阳:人家说你是什么格格呀,我就没有这个意识,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人家有的时候也不相信我们这种状态,骑个自行车上下班,他们就会问,你们怎么会没车呢不会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吧,做饭呀什么的,这些事情人们都好像不太理解,实际上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记者:你们可以这样要求自己,但你们毕竟有一个当国家主席的父亲,找你们办事的人应该不少吧

李紫阳:父亲当国家主席后,找我们的人也确实挺多,有的是叙情,有的当然是求办事的,这种事情非常多.因为人们觉得,我的父亲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有许多事是可以办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免带点要求,让爸爸帮忙办点事,或者是不敢跟爸爸讲,跟他秘书讲,秘书肯定也要跟他讲了.过去我的朋友找我到经贸部搞点批文,我就跟父亲的秘书讲了,讲了以后,秘书就跟我讲,你爸爸对你们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跟老爷子汇报.

父亲知道了后就很气愤,就跟我说这个事办不成,直接跟我说办不成,因为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你是个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要东西,要批文.我也无话可说,反正得罪了一个朋友.

记者:我们在看您父亲的照片时,发现您父亲在正式场合一直穿着中山装,从没有看到他穿西服的照片.

李紫阳:他一生都是中山服,没有西服,从来没有做过西服.即使在出国的时候,做那么一两套衣服,也是中山装.出国的时候空姐问他,为什么不穿西服,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还是觉得中山服适合我,所以他一生都穿中山服.

记者:您父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在你们小的时候,就嘱咐你们多看一些古书,而他自己对京剧也有着特殊的爱好.

李紫阳: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看京戏,所以他保留了很多京戏的带子,另外跟很多京剧的老演员都是好朋友,每次他看戏,人家都陪着他.我们年龄都小,不愿意陪他看戏,后来,没有办法,觉得没人陪他看嘛,他也很寂寞了,因为我妈妈是上海人,也不喜欢看京戏,所以后来我就强迫自己和他一块去看京戏.我父亲就是这样子,只要我去看戏,就点我喜欢的那几出,我每次去他就说,就点你看的吧.

记者:当时陪父亲看京剧对您来说是一个苦差事

李紫阳:陪他看京戏,实际上我们不愉快,可是看得多了也就喜欢了,他一边看一边讲,讲故事,讲唱腔什么的,反正坐那儿就是一边看一边聊吧,所以收益挺大.到后来老年的时候,到晚上就看看京戏录像带.

“我是80多岁的人啦,想老娘等”

1992年春,在病榻上的李先念和工作人员谈起与母亲告别的往事时,激动地说:“我是80多岁的人啦,想老娘,那天我不该大声同她讲话,不该对她发火等”

记者:您父亲从小离开家参加革命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您奶奶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李紫阳:她也是后来才知道.当时组织黄麻起义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小干部,我的姑姑、叔叔就因为他革命让国民党给杀害了.我爸爸在家里是最小的,我奶奶就非常关心他.一天我奶奶知道我父亲在附近打仗,就到战场上去找他,当时战场上挺残酷的,打得也挺激烈的,后来我爸爸就让她下去,一定要她回去,我奶奶呢,没有办法,就偷偷给他塞了两个银元,哭着走了,就回去了.

记者:打完仗后,您父亲才发现了您奶奶放在他口袋里的两个银元,这是他妈妈全部的积蓄.这件事对您父亲的触动很大,他一直想回家看看自己的老母亲,但不幸的是,老母亲回家不多久就去世了,您父亲再也没能见到她,这成了您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李紫阳:父亲老了以后就很怀旧了,好像老人到了这个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很怀念他的母亲.因为我奶奶还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他参加革命也是很支持的.我的印象就是他对奶奶特别地怀念,每次都说奶奶我们没见过.

记者:1992年,当您父亲重病时,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得最多的就是您父亲讲他的母亲,最常听到的话就是:我想老娘.他同时还放不下的是那些跟随他战斗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他们年纪轻轻的就将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也是您父亲永远割舍不下的事情.

李紫阳:我父亲一生对党没有什么要求,临终时他跟我说了一句,我死后让国家给我开一次飞机,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洒在祁连山.我父亲这人是很有感情的,对这些战友,对这些老烈士,他真是有他那个怀念的心情.我当时听了感觉很悲痛,但那些地方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纪念和牵挂的,我们也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这是他最后的要求,也是唯一的要求.

遵照李先念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曾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这位革命了一生的老人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却给他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给了我一切,包括生命和力量.”李紫阳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