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格与社会生态

此文是一篇图书馆论文范文,关于图书馆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自由人格与社会生态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适合不知如何写图书馆及哲学史及政治环境方面的文化社会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图书馆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关 键 词 ： 自由人格；上海社会；知识权力；政治环境；经济来源

摘 要： 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上海的政治环境与媒体经济,为游离国家知识体制中心的胡适,提供了一个重构“知识权力”的社会场域,且亦成就了一段“知识权力”与“国家权力”抗衡的历史.从胡适的“言论冲动”中或可见证：自由人格,不仅是一种观念层面上的获得,亦是一种社会生态维度上的完成.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4309

Fre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Ecology - Hushi’s Personality Behior and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during His Residence in Shanghai

YE Zho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China)

Key words: free personality, Shanghai society, intellectual power, political environment, source of ine；Abstract: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nomy at the turn of 1920s and 1930s in Shanghai, provides Hushi, who is far from the nation's intellectual system center, a social field which he can re-construct the “intellectual power”, and present a history of using “intellectual power” to contend with “state power”. Perhaps it can be evidenced by Hushi’s “expression impulse”, that the free personality is not only a fruit in the concept layer, but also an achievement in the social ecological domain.

通常,我们习于将“自由思想”、“自由人格”这类知识分子话语,置诸人的精神层面来加以阐释,而较少从人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解读,目的自在突出人的主体精神.然则“环境造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养成.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则更有赖于其所安身立命的社会生态.

192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版图上,出现了一次蔚为壮观的新文化人大迁徙,其主要目的地或驻足点即上海.无疑,他们是来寻找一个合适存身的社会生态的,或者,具体地说：他们是来寻找一个政治与经济庇护所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由北京南迁的教授、作家,他们中即包括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本文试以“重返历史”的方式,对胡适寓沪时期的思想、人格行为及其所处的政治、经济背景加以考量,以期见出社会生态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形塑作用.

一、政治与经济庇护所

1926年7月9日,广州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同月17日,胡适离开北京赴伦敦参加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胡乃该委员会中国委员之一）,会后他游历欧洲,并于年底赴美.翌年2月4日,他在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并最终取得了在该校毕业时（1917年）未获通过的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4月12日,他由西雅图登轮返国,24日船至横滨,其返程忽滞.

尚在美国,他已接国内好友张慰慈来信,告以当时北京政局：“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等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1］421在西雅图登轮当日,他又闻知在上海“清党”.待船靠横滨,他即刻给在沪好友高梦旦发电,询问国内形势,高回电：“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等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1］427于是,胡适便在日本停顿下来,以作观望计.4月28日,其学生顾颉刚又来信“和泪相劝”：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等记得两年前,先生在沪曾寄孟麟［蒋梦麟］先生一书,说要每天著进多少字,翻译多少字.这种事何不就在上海做一下呢.［1］428

顾信意思十分明确：远离政治、择居上海、专心著述.对爱徒的良苦用心,胡适自然心领神会――原以为以自由知识者身份“干政”,可超越政治集团纷争之上,如今却遭来各方势力之嫌：张宗昌、张作霖在北京先后杀害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和人李大钊,他因上年赴伦敦会时,采李大钊建议,取道莫斯科作随访,并发表了“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敬佩”[注：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等言论,颇蒙“赤化”之嫌.随着“北伐”节节胜利,新得势的国民党人,又以其曾公开批评过孙中山,反对国民革命军驱逐废帝溥仪,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等“劣迹”,而对其时有讥评.此时贸然归国回京,这位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文人,极有可能被加诸“政治反革命”的罪名.而当时上海,则成为国内“比较最安定的地方”［2］232,加之北京国立八校连年欠薪,一批京中文人已纷纷南下“逃荒”［3］314.

其实,对于上海,胡适本人知之甚深.他出生于父亲宦居的上海大东门外（其父胡传曾任清淞沪厘卡总巡）,并在1904年至1910年间在上海求学任教.就在其首次踏进沪上学堂的上年,上海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因大量登载抨击清廷的言论而遭忌,尤因其刊登一组推介邹容的《革命军》的文章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而使清廷务欲除之.但因该报在租界出版,清廷只得支使上海道袁树勋和候补道俞明震,于1903年6月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提出诉讼,意欲将报馆主人和主撰者引渡至华界施以极刑.在清政府的强硬态度下,租界方同意由工部局对《苏报》有关人员实行拘捕,但坚持将此案交由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审理.1903年7月9日出版的上海《泰晤土报》则载文呼吁：“应设法使租界中之报馆及居民不失其自主之权”.1904年（即胡来沪求学当年）6月21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庭复审《苏报》案,并作出了将章太炎3年、邹容2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的轻微判决,遂使这场围绕“言论”而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政府”与“庶民”之间的政治官司,以清廷“引渡”预谋的挫败而告终.事实上,不仅仅是《苏报》一案,1862年王韬上书太平军案,1898年康有为、黄遵宪维新变法案,均因其托庇上海租界而逃脱清廷缉拿.故革命志士陈天华在其政治小说《狮子吼》第七回中有云：“各国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于国体上是大大的妨碍,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著书出报,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1921年9月12日,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翻检罗振玉所作《五十日梦痕录》时,曾特地录叙了其中一段关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文字：“庚子乱时,刚毅奏参他［刘鹗］通洋,请‘明正典刑’,幸他在上海,得免祸.”［4］4671927年11月,时已寓居上海的胡适,更在一篇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新版《官场现形记》所作的序文中言：

向来人民对於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晚清］,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的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上海］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等［5］291292显然,他对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是了然于胸的.

滞日期间,他反复阅读报刊,终于弄明白了国内形势,便借与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赫贞谈话的机会,发表了一通“蔡元培、吴敬恒［稚晖］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系指国民党新政权――引者）,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6］157之类皮里阳秋的“表态”,于1927年5月17日自神户乘船返国,20日抵达上海,并就此留居下来.

1927年6月,胡适在公共租界越界修筑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上,租下一幢一楼一底的洋房（49号甲）.蛰居上海,他既可稍避政治瓜葛,亦可从容安排生计――开埠以来的上海,有的是可供存身的新式文化机构,尤其是自晚清以来,上海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辛亥前,上海就曾拥有中文报刊460种［7］372388,外文报刊54种［8］40.清末民初,光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文学期刊即有75种,占同时期全国中文文学期刊总数83.3%［9］66.民初以降,上海的出版物有增无减,据王云五统计：在1934年至1936年三年间,上海仅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即占全国同期出版物的65%（其中商务一家占48%）［10］335.而据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的一项统计：当年全市有出版机构260家［11］106.这些建基于自由市场的近代出版机构及其稿酬制度,不仅为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仕途经济”的安身立命场域,且亦开辟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胡适抵沪不久,一些知名大学便竞相邀聘,各类社会组织则恭请讲演,各大书局报馆更约请写稿.《现论》杂志同人陈源（西滢）,在1928年7月30日致胡适的信中云：“北京不能去,实在是使我们十分伤心的事,然而除了发发牢骚,当然毫无办法.尤其麻烦的是我们不象你‘不愁啖饭’的人,没有多大行动的自由.”［1］489点明了1920年代末留居沪上的胡适的生存、活动空间,较之一般文人要宽展得多.

二、蛰居时期的经济来源

之所以将胡适寓沪时期的经济来源单独列出,并详加考量,乃因鲁迅有言：“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12］161而早在1921年,梁启超在为上海《时事新报》所作《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即云：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等质言之,则凡办报者,非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殆不得自存.等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何来必自势力.[注：同人（梁启超）《本报五千号纪念辞》,《时事新报》1922年12月10日,第一版第一张.此文以“同人”署名,但文章被易题为《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收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3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其实,鲁迅的“经济权”说与梁启超的“金钱何来”论同出一辙：均亟言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这为我们分析胡适在沪时期的人格行为与其社会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另一视角.综合胡适此次寓沪时期的各项经济来源,可见其在被现实政治大浪抛离国家知识体制中心后,“在著作上顾全生计”（顾颉刚语）的鲜明特点.其此时段的经济来源主要由以下四方面组成：

(一)学校薪俸

胡适抵沪当年8月,即受聘私立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翌年2月又兼任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哲学讲座.是年4月30日,他在不很情愿的情况下,接任其母校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并兼文理学院院长,同年6月辞去光华、东吴两职.上海的三所大学,遂先后成为其此次寓沪时的基本安顿之所.他在光华、东吴两校的薪金现无资料明示,但其在中国公学的收入则为每月100元的“夫马费”.有中公校董朱经农的信为证：“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等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1］486

但朱经农之担忧实为多虑,胡适的经济来源,绝非学校一端――存身学校,乃为寻一基本归属.大学校长亦非其志,居沪期间,他曾先后推辞薪俸优渥的清华大学校长、广州大学副校长和安徽大学校长等职事邀聘.他除了恪守著述为本的学者身份外,亦将人生舞台安置于“社会”.

(二)演讲收入

中国知识圈自晚清以来的一大变化,即是文人不断走出传统士大夫的“清议”小圈子,将有关国事、文化的讨论从庙堂、经院扩展到民间,社会领域内的公共聚会、公开演讲遂成风习.此乃文人体现价值之新径,亦为现代“公共领域”建构之征象.归国后的胡适,被奉为“当代学者,知识明星”［1］293,所到之处常被邀作演讲.

据笔者对胡适日记统计：其此次寓沪三年半时间内,仅有案可查的演讲即有38场次[注：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相关内容统计.],平均约每月1次.演讲主题包括“哲学问题&#

此文是一篇图书馆论文范文,关于图书馆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自由人格与社会生态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适合不知如何写图书馆及哲学史及政治环境方面的文化社会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图书馆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国内外演讲一般均有报酬（亦有义务性的）,如：1926年10月27日,胡适在德国法兰克福作一次题为“中国小说”的105分钟的演讲,报酬为300马克［14］412.1928年10月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函请胡适担任次年春季“哈斯凯尔讲座”讲师,作6次关于“儒家文化的现代趋势”演讲,附设一门“中国哲学史”课程,所允报酬是：“芝加哥大学将向你的这两项工作支付两千美金的酬金.”［15］2912921928年3月,傅立鱼拟在大连开办“夏季讲学会”,托丁文江招在沪的胡适赴讲,所订报酬为“每星期讲四、五个钟头,以两个月为期,送三百块钱”,丁则回信：“最好以一个月为期,送三百元,或者有人肯来.”［1］4724731928年4月6日,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函邀胡适来校“演讲二三礼拜”,所诺报酬为“校中送先生来往川资及一个月的薪（毫洋500元,合大洋400元――引者）.”［1］477上述例子中,胡适多有拒而不往者,笔者在此无非援以说明：演讲收入应为胡适“在沪经济”的来源之一.

(三)公职收入

从胡适在沪时期所担任的某些“公职”来看,这位信奉自由主义的文人,虽然离开了知识体制上层,却仍保留着以往游走于体制内外的姿态.其所任公职主要有三：1926年2月被英国政府指聘为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1927年6月被委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事宜,简称“中基会”）董事；1927年10月又被聘为“大学院”委员会委员.

其中中基会董事一职乃义务性质,董事列会时方致送旅费.“大学院”系国民党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1927年10月成立（1928年10月改称教育部）,由蔡元培任院长.蔡聘胡为该院委员会委员,拟给月薪300元.但在沪的胡适因反对“党化教育”而不就,蔡元培则致信恳劝：

现拟大学委员会例会之期,一年不过两次,如先生以不办事而支多数夫马费为不然,则前弟所告之三百元,现亦已改去,拟于开会办公时酌送公费及夫马费,想先生必尤赞成.等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办事,我等自己不满意而抱歉者甚多；等弟自问觉得坚僻自是之习气,染得尚少；如承不弃,常以所闻见告,甚所欢迎.现在最要紧之要求,即请先生肯任大学委员会委员,请俯如所要求,至要至要.［1］448

由是,胡适勉强接受了“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但不受薪.至于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一职,则有英方提供的“津贴”,所据乃该委员会另一中国委员丁文江于1926年8月16日致胡适的一封信：“我始终只收到英款二百五十镑,计算是两个月的津贴,但是allowance［津贴］却发了三个月”［1］397398.关于这份“津贴”的详情,亦无足够史料加以明呈,但据丁信可知：“津贴”虽有,却无定时且常不足付.

(四)稿酬（版税、稿费）

相对而言,胡适寓沪时期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是稿酬.

一是亚东稿酬.如同鲁迅之与北新书局,胡适身后亦维系着一个“根据地”式的上海出版机构,这就是由其安徽绩溪同乡汪孟邹于1913年开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的亚东图书馆.因着这层同乡关系,亚东图书馆早在文学革命发轫期,即成为陈独秀、胡适（均为安徽籍）等倡导新文学的重要背援.1928年12月14日（即胡适寓沪一年半余）,亚东图书馆递交胡适一份关于其版税、稿费的结算清单,笔者据《胡适日记》所载原文,整理如下：

亚东清单注明：自1919年10月至1928年11月底,应付胡适稿酬（版税加稿费）总计29 380.61元（美金除外）.至1927年底实付24 237.04元；至1928年11月底又付2901.47元,待付2242元［15］324325.

另据《胡适日记》：自亚东递交清单后至1930年11月胡适离沪的两年间,《胡适文存》（以下简称《文存》）初集至少又重版两次,共6000部.若仍以15%版税计,应收版税1980元［15］620.1930年9月,《文存》三集亦由亚东出版.

亚东报酬还不止于稿酬,据《孟邹日记》1923年4月28日记载：“下午到馆,晚请适之于都益处,旋同至馆中谈商一切,告以每月送他一百元：一是报他已往助我们的劳绩；一是托他以后介绍并审查各稿云云.”［16］68

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确定胡适此次寓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亚东获酬之概况：自1928年1月至1930年11月离沪,胡适仅在亚东一处即应获酬约10 623.47元（以清单内第二次实付稿酬加待付稿酬,再加清单外《文存》初集重版版税和亚东致送月费,排除不确定的《文存》三集之版税）,月均约303.52元.此数超过了其任北大教授的280元月薪（但北大在1920年代常欠薪）.

二是商务稿酬.胡适稿酬的另一主要来源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现存的胡适妻子江东秀致夫君的信中可见：但凡谈及版税、稿费进账处,几乎除了亚东即是商务,如：

1927年1月11日：收进来亚东［稿酬］八、九、十、十一、十二共五个月乙［一］千元.等收商务版权费二百二十三元.［13］80

1927年2月15日：现亚东三月份的泉［钱］由北京账汇给我,我全用了,还有房泉没有付.照这样我们怎么得了?等商务里有三百元版权［税］,还没有寄来,一［已］经把图章盖去了,大慨［概］有十天可以寄到.［13］82

1919年2月,胡适归国后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即由商务出版,1929年胡适寓沪期间,又易名《中国古代哲学史》,收入商务“万有文库”出版.另他在沪期间由商务出版的重要著述还有《词选》（编著,1927年7月）、《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10月）等.商务印书馆对胡适的报酬一向优厚有加,《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等允千字6圆.此连空行在内.”[注：转引自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这一稿费标准,与商务早年给予走红市场的林译小说相同.

三是新月书店稿酬.1927年7月1日,由胡适、徐志摩等集资创办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法租界开张.胡适的名山之作《白话文学史》（上卷）,以及《庐山游记》、《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罗隆基合著）等著述,即由新月书店于1928年和1930年间出版.他在1928年6月19日致江东秀的一封信中云：“《白话文学史》今日出版,可以卖点钱.”［13］103

至于胡适在各类报刊上撰文所获稿酬,已无法确计.如其此次寓沪期间,就曾为在上海出版的《现论》[注：《现论》杂志于1927年7月由北京迁沪.]《东方杂志》《新月》《国学季刊》《吴淞月刊》、英文版的《字林西报》等撰稿.而不断出版、再版的《胡适文存》中的文章,大多已在刊物上先行发表.

较为丰厚、稳定的稿酬来源,应了上引顾颉刚劝其居上海信中的一句话：“著作固然是一件清苦的事业,但以先生之聪敏与声望,要在著作上顾全生计是不困难的.”［1］4281929年,上海著名小报《金刚钻》登载了一则署名英俊,题为《胡适之扫兴而回》的“新闻”,以调侃口吻写道：

胡适之博士往昔对于收回庚子赔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胡博士生活上能稍稍舒适者,赖此故耳.最近庚子赔款委员会改为文化基金委员会（即“中基会”――引者）,在杭州开会,胡博士欣然而往.在会中充任记录、态度非常从容.嗣因颜惠庆等旧董事已表示辞职,本人亦系旧董事之一,自应抱同一态度,遂亦联带辞职.等这一来胡博士正如青天霹历,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回.今后胡博士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15］346

胡适读后,“忍不住要大笑”,作《英俊先生不要替我担忧》一文回致报纸主笔：

主笔先生：

今天承一位不署名的朋友寄赠我一份第五六九号的《金钢钻》,内中有一条“胡适之扫兴而回”的新闻,我读了忍不住要大笑.

这位“英俊”先生很关切我的“今后生活”,我很感谢.可惜他不曾打听打听,文化基金会的委员全是名誉的,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所以我的辞职决不会每月损失“千金之巨”,千万请“英俊”先生不要替我担忧.［15］347

三、“知识权力”与“国家权力”抗衡

从胡适寓沪时期的经济来源亦可知：其此时主要的社会、经济维系,乃一个与“政治中心”及其官僚体制,拉开了一定距离的“社会中心”［17］50.这种游离体制秩序的生存状态,“加上一种傥来的”环境,无疑暗示了一种自由生命的可能.

自1929年上半年始,胡适一改其“新月绅士”的圆融,先后在与新月同人共办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政论,以自由主义文人立场,就“人权”、“”和“法制保障”等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并将批评的锋芒直指新上台的国民党,责其借“训政”之名实施专制统治和思想禁锢.

他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三事,并逐一加以驳斥：一是列举上海各报刊载的,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体大会提交的一项提案,即《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该提案称：法院往往拘泥证据,致使“反革命分子”易于漏网,故提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即应以反革命罪处之.胡适认为：“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此乃以“党治”取代“法治”.二是列举国民党军队驻唐山152旅随意拘禁商人,并施以严刑致其伤残事.在此事件过程中,当地商会惟一能做的是求情释人,可见民众之人身权利毫无保障.三是列举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在受召见时,因呼蒋“先生”而不称“主席”,遂被蒋藉口“治学不严”而当场拘押,其“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胡适认为：“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18］47因此,他又撰《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一文,指出：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等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18］3032

胡适之后,其他“新月”同人亦声应气求.罗隆基以其法学出身背景,在《新月》上接连发表《论人权》《告压迫者》等文,就“国家”、“国民”、“国权”、“党权”、“人权”等概念进行辨析,并参照法国的《人权宣言》,提出“人权三十五条”,将新月文人的“人权”呼吁,形诸具体条款.梁实秋则在《新月》发表《论思想统一》《所谓文艺政策者》等文,藉鼓吹文艺自由而提倡思想自由（胡、罗、梁的论述结集为《人权论集》,于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一时间,“人权”、“宪政”、“法治”、“自由”等现代政治术语,频见于《新月》.《新月》亦逸出了文艺类杂志的边界,俨然成了新月文人构想现代“法制国家”和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思想场域.

新月文人的一系列公开言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并得到了体制内外一批正直知识者的激赏.蔡元培致信胡适：“奉惠书并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1］515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奠基人之一,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则致信：“你的大文我拜读过了.文章之好,议论之

此文是一篇图书馆论文范文,关于图书馆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自由人格与社会生态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适合不知如何写图书馆及哲学史及政治环境方面的文化社会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图书馆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425页.]1929年10月7日,张元济又因国民党教育部下达对胡适警告令一事,再次致信胡适：

鄙见窃愿我兄置之不答,正所以保我尊严也.犹忆数年前,美国某邦不许学校教师讲授达尔文学说,世界认为奇谈.以彼例此,得听其留为学术史上之资料,供后人之评议耳.[注：此信附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541页.]

而商务的另一核心人物高梦旦则致胡适信云：“吾家有最守旧之老兄,忽然大恭维起胡先生（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向为“守旧”人物攻讦――引者）.兹寄奉,以博一笑.”其兄信云：“读《人权论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名教》诸篇.自梁任公以后可以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注：高梦旦及其兄信,均附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42644页.]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中外报刊亦纷纷披文评说,英文版的《星期字林报》登载《人权与政治》一文云：“中国的人权法斗争是胡适博士引起的.他用以抗击政治权利的惟一武器是他的文学才华和正直的人格.”并指出：“一个政府与其把胡适起来,不如听听他的劝告.”[注：原文作者为索克思（Sokolsky）,引文乃别人根据刊载于《星期字林报》上的原文翻译摘录,附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41页.]1931年5月3日,上海的《民报》则载文称：中国目前乃“共产”、“新月”和“三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时代.

在这场震烁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人权讨论中,尤其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胡适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定位：

近两年来（即国民党取得政权以来――引者）,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等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等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19］381382

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事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胡适《知难行亦不易》）［18］168

把舆论监督和“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结合起来,并将“指导监督的天职”赋予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人”,说白了,即是赋知识生产及其功能以独立地位.它反映了这位自由主义文人,试图将知识生产从传统政教一统的体制格局中剥离出来,并以宪政和法制力量,将“独立的知识生产”和“自由的言论空间”加以建制化的努力.这种赋知识以独立、以舆论制衡权力的关系设想,无疑闪烁着一种“现代性”的品格.

但胡适等人的“言论冲动”,很快引来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高压.1929年8月2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执委会咨国府,饬令教育部将胡适撤职（指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一职）惩办.10月4日,胡适好友,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奉命下达对胡适的警告令,部令内引六件公文,其一有云：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等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注：此“部令”附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539--540页.]

胡适接部令后,以“严谨”态度加以“校勘”,并致信蒋梦麟,认真指出部令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误称一处,又云：“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15］5381930年1月,胡适向中国公学董事会请辞校长一职.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委会发出训令,称“奉密令”,查禁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上海的大小报刊,亦纷纷披载国民党查禁《新月》的消息,一些御用文人则著文直呼胡适为“叛国者胡适”、“竖儒胡适”或“胡说博士”.1930年5月15日,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校董会接受胡适辞职.

另一方面,胡适的这种“我们不问谁在台上”的对象假设和自我定位,亦遭到了来自以鲁迅为首的更为激进的左翼文化阵营的批判.自1930年至1933年,鲁迅陆续发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知难行难》《的界限》等文.文章绕开对“人权”、“自由”、“宪政”理念本身的探讨,直斥胡适等新月文人的“人权”运动在现政治格局下,是变相地承认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其意乃在“维持治安”［20］159,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他在《的界限》一文中,以调侃的笔法,将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文人形诸《红楼梦》中贾府的“焦大”或“贾府的屈原”［20］115,讽其意欲充当国民党执政者的诤臣或诤友.语虽苛刻,却亦抓住了这位善在体制内外斡旋的自由主义文人,既欲疏离“权力”以确立自身,又不免与“权力”保持某种若即若离关系的“软肋”.

然客观而言：在这场发生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之交上海的“人权运动”中,我们更多见出的是一批学院知识分子,关于“国家”、“社会”、“知识”三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理性思考和边界划分.这种思考和区划,指向的是一种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的“理想模式”.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知识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抗衡,恰恰发生在这群文化绅士从“政治中心”走向“社会中心”,从知识体制上层,走向由自由媒体市场之后.虽然,这一“走向”远不如鲁迅来得彻底,然于此短短的历史一瞬,亦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作为一支独立社会力量崛起的历史身影及其人格光彩.同时,我们亦不能不注意到这场现代知识分子运动彼时彼地藉恃的社会生态――1930年1月,在沪的胡适在当月出版的《人权论集》序言中称：“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18］12从胡适的“言论冲动”中,我们或可印证：自由人格,不仅是一种观念层面上的获得,亦是一种社会生态维度上的完成.